这或许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那看起来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面签名？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请求你，我的朋友、同胞、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请允许我将这其中的道理慢慢说来。我就不相信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如果是那样，这个世界是可耻的；而如果自己愿意接受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也是令人羞愧的。
这份宪章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完美，包括宪章的签署者，也有人对于其中某些条款持有保留态度，这并不奇怪。在不能够公开讨论的情况下，不可能每一个签署者都能够对此充分发表意见；某位签署者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不能够马上征得其他人的同意，直接变成宪章的一部分。而明明知道这是一份并不十分完美的文本，为什么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签署者的角度来说，当这份文本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首先想到的是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休戚与共，需要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需要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尽管我们作为个人，都会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认同我们的民族早晚会走上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其实一直在走）；尽管多年来我们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运用不同的方式，为这样的事业添砖加瓦，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朋友之间手拉手、肩并肩的感觉，需要与朋友一道分享我们的思想，分享我们的风险，分享我们的责任和命运。
五月散人（姚博）先生在他的博客中提到他本人的两次签名（另一次是声援刘晓波），都是在没有见到文本的情况下，就表示同意。这样的坦白令人拊掌大笑，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糊涂虫”！一道签名的人们当中，竟有此等不动脑筋的人！但是想想，其实自己的心态也与这位哥们差不多：都是出于对于朋友的信任和支持，是对于站在朋友身后的思想和信念的认同。
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某种分离和孤独状态，我们不善于与周围的同胞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不善于与同事、朋友吐露我们心里最想说的。其实一个人藏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坏的东西，而可能是这个人最好的东西，他的理想、他的向往，他对于生活有着怎样的期待，对于他人有多么需要，对于我们的祖国有多么热爱。
大多数我们身上美好的思想感情，都被我们自己轻轻地压下去了，让它们像冻伤的手指一样，被牢牢地藏在身后。剩下来只见到我们东拉西扯、不着边际、胡吹海夸，云山雾罩，不管是对待别人还是对待自己，都采取一种“打游击”的态度：“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绕来绕去，反正要把内心里“那点感觉”全部埋葬掉。有的时候，那点“感觉”，无非也就是热爱朋友了，想念朋友了，我们连这个都不好意思说出。
那是因为我们压抑下去的事情太多了。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将一件事情压抑下去，那么他就能够将另外一件事情也压抑下去，接着将更多的事情压抑下去。这种自我压抑与他人压抑一样，也是一种现成的机制。在今天，我们压抑得最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这种建立在共同的思想与理想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依靠。
也许有人认为，切断普通人们之间的联系，将人们互相分离，是一种最为可靠的治理途径。但其实这样做危险性最大，最终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大。一个在思想上孤独隔绝的人，一个头脑密封、心灵关闭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会丧失对于事情的基本判断，丧失对于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基本评价。我们每一个人处于世界的某个位置上，自然会产生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但是往往拿不准，不知道自己的看法是否恰当、中肯，因此需要向别人求证。如果别人肯定了我们的看法，自己便会觉得有某种成就感。哪怕不被肯定，但是有人耐心听了自己的表达，也会觉得自己这个人不是那么遭人嫌弃，而是可以接受、得到接纳的。
然而假如他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想法埋藏在心底，始终不能讲它们说出来，那么时间长了，他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看法是不重要，是无所谓的，属于“无可无不可的”的，不会有人注意也不会有人听见，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无效的、无用的，慢慢地，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模棱两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连几岁小孩子都能够辨认的基本常识，也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
一个丧失了常识的人，不是更加危险吗？一个不准备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的人，那么他就不受任何限制，做什么也就可以了。在丧失常识感的同时，这个人还失去了自己是有意义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无足轻重的，无家可归的，因而他做事情便会有那么一种随意、任意乃至任性，这样的人下一步作出什么事情来，是无法估计、无法预测的，这样脱离了社会脉络的个人，不是更加危险吗？
所谓公民，最低限度来说，就是与他人一道生活、互相投以关注、互相倾听的人们。他不是被迫远离人群的孤独者，而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在身边周围人当中，在亮起来的公开场合，他的行为被人们所看见，他的声音被人们所听见，他的意见能够得到他人评判，反之亦然——他对于别人的所作作为，也不会置若罔闻；对于别人的意见看法，也不会置之不理，他不想遭受轻蔑侮辱，因此也不想蔑视侮辱他人。在他看来，轻蔑、侮辱和践踏他人，是一件最为丑陋的事情。
行文至此，有兴趣来回答网上看到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马丁·路德·金与他的黑人在一起，甘地与他的贱民在一起，你们这些人与谁在一起呢？
首先要说，我们这些在签章上签名的人，不是每一个人正好想当马丁·路德·金或者甘地的，我们并不构成与任何他人之间的这种类比关系。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恰恰就是“黑人”（借用你的语言来说）中的一员，就是“贱民”中的一员，我们与周围的“黑人”之间、“贱民”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尤其是当我们拒绝人云亦云、发出不同声音时，就从任何接受“庇护”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这种跌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第二，放眼望去，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民群众的整体”，不存在某个工人的或者农民的整体，现成地存在于某处，让某些个人正好与他们在一起。当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忍受孤独、因为孤独而感受自身的无效、无意义的时候，工人、农民们同样如此，只有更甚。所谓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存依靠，其意义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是并非远离人群——而当我们互相团结依靠时，也是呼吁更多人们之间产生这种团结依靠；当我们互相在一起时，也更加感觉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从根本上说，难道不是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这些人才走到一起的吗？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之间的互相结合，而是与更大的整体相结合，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签名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的手机上有一些不留姓名的人们来短信，表达他（她）们的支持，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因为批评电影《《集结号》而饱受网友们的密集炮轰。
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愿意强调我们是少数人的立场——即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完全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法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
但是要讲道理，一定要讲道理，只能讲道理！
我们都是一些讲道理的人——我们当老师，是要与学生讲道理的；我们当作者，是要与读者讲道理的；在家里我们作为家长，是要与孩子讲道理的，作为公民，我们也是一直与政府讲道理的。
也就是说，即使遇见了不讲道理的人，我也要上去与他讲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