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8年推出两卷本《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后，去年年底，杨继绳先生又推出新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也是两卷本，共32章，90万字，也是由香港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文革通史。
第一部用中文写的文革通史是高皋与严家其合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于1986年。杨继绳这部文革通史出版于2016年。其间相隔整整30年。杨继绳谦称自己是文革研究的“后学”。正如杨继绳所说：“后学有后学的好处，不需要从零开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点。”30年来，有关文革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杨继绳为了写这部文革通史，单单是阅读量之大，就不能不让你佩服；再加上梳理辨析的工夫和贯通理解的眼力，历时十年，独立完成了这部巨著，在文革史的研究与写作上立起了一座里程碑。
读《天地翻覆》，感触很多。这里我只谈一两个问题。
现在，一谈起文革，很多人就说，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但实际上，群众批斗当权派仅仅是文革的一部分，远非文革的全部。在文革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群众批斗当权派，而是当权派整治群众。杨继绳这本书把这一方面的事情讲得很清楚。他总结道：在文革中，“民整官”的运动（即冲击“走资派”）只有一年多时间，“官整民”的运动持续时间之长、被整人数之多、手段之残酷，远远超过“民整官”的运动。
不错，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毛泽东竟然号召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但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毛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只是权谋，毛只是把群众当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抛弃。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毛泽东随即就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运动实际上就是对造反派反攻倒算，秋后算账。尤其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更讽刺的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杨继绳进一步指出：“文革以后，主流舆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就文革中大量死人这个突出问题上，绝大多数受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势的时候，而是死在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中和军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死于专政机器对普通群众有组织的大规模虐杀。‘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镇压他们的人更野蛮，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两年，而造反派被整却长达八年，文革以后还遭到更加残酷的整肃。造反派的受难人数和程度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
国人讨论问题时，常常不注意区分“事实”与“观点”。杨继绳并不赞同造反派。他对造反派有很严厉的批评。对造反派应当作何评价，这是一个“观点”的问题。造反派受打压的程度更深，时间更长，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现在有一些“毛左”，至今仍对毛的文革赞扬不已，在他们那里，文革就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走资派）。且不说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走资派）对不对，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把文革归结为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的说法是不是符合事实？杨继绳的书用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群众造反诚然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但也是毛泽东镇压下去的。毛左谈文革，只讲前一段不讲后一段，因此是站不住脚的。
在《导论》里，杨继绳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说：“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能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对于这个观点，我有些异议。我以为，杨继绳未免夸大了毛泽东和官僚集团的矛盾。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毛并未打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毛时代的中国，即是高度的党国一体，党政合一，因此我们可以用党来当作国家机器或官僚集团的同义词或曰党天下。我们知道，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时，张春桥曾提议把造反夺权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叫做公社，毛泽东没同意。毛泽东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可见，即便在造反夺权的高潮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满天飞，在各级党委都在被炮轰火烧之际，毛泽东尚且都没打算放弃党，没打算放弃党的核心地位，没打算改变党天下，何况其他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