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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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网络图片)

 


 

荣剑先生2016年11月16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文演讲《一个令人困惑的中国》结尾有这么一段话:“从晚清统治终结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历经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统一大陆,多少仁人志士投身于其间,几代人前赴后继,却依然没有把中国推到宪政的轨道。中共出现于中国,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特有现象,中共对世界而言依旧还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我把这个谜团概括为:中共在大概率不能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夺取了政权,中共在大概率会崩溃的情况下没有崩溃,中共在大概率会向宪政转型的情况下没有转型。中共会向何处去?中国会向何处去?我期待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答案。”

 

荣剑先生所说的两个“大概率”是指历史上中共所面临的几个合法性危机的关口,一,1957年的反右,二,文革后期林彪事件的爆发,三,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章家敦先生在2002年发出”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

 

荣剑认为,像中共这样的专制国家,本应当崩溃而没有崩溃;本应当转型而没有转型,在“必然性”里出现了“偶然性”。这个问题如何解释?

 

荣剑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代表了当今国内外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困惑现象,并且流露出对中国民主前景的渺茫和悲观失望情绪。对此问题应该如何看?笔者想表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先说一下“必然性”和“偶然性”

 

从哲学上解释,“必然性”是指事物发展、变化中不可避免和一定不移的趋势。必然性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认识事物的必然性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必然性是事物必定要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趋势特性。它是肯定能发生的现象和事实,它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

 

而“偶然性”是指由事物外部的、不稳定的非本质联系所产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也可能这样出现,也可能那样出现。也可能这样发生也可能那样发生。偶然性和事物和事物发展的过程的本质没有直接联系,但它后面常常隐藏着事物的必然性。

 

必然性和偶然性二者是统一的: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必要补充,偶然性的背后暗藏着必然性并受其制约;必然性和偶然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二,当今民主转型已成大趋势,其“必然性”勿须动摇。

 

我们把时光推回到上世纪中叶,1949年,当中共夺取政权,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写了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在当时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鼎盛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势均力敌,在那个时候说民主转型尚为时过早,未免太乐观。美国曾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国家第三、四代身上,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工作会议上说:“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基本上希望鼓励苏联内部起变化,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和平演变在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

 

1988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写了一本书《1999-不战自胜》书中预言到1999年,对共产主义国家勿须开战就会自行倒台。实际上苏联在3年之后即1991年解体,接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跟着效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基本完蛋。

 

尼克松说:“在过去,独裁者完全可以把一个国家孤立于外部世界,从而控制人民所得的全部信息,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外国无线电广播已经超越国界。而且,到1999年,卫星电视直播将会代替目前的转播媒介。”

 

尼克松当时尚未预料,时隔不到30年,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互联网时代,现代科技的发展突飞猛进,已经成为独裁专制国家的杀手锏,成为迈向民主宪政的跳板。

 

我们回顾一下,苏共解体之后,跟着连锁效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部易帜,除了拉美的古巴,就是亚洲几个国家了。而时间不到20年,这几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古巴、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也已渐变,逐步往民主方向转型。现在除了北朝鲜就是中国了,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对于世界民主潮流的走向,我想今天任何一个民主人士都不会怀疑,也包括荣剑先生。如果时间推到苏共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前,人们还不敢持乐观态度。但是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视觉来观察世界,我们怎么也不应该悲观。

 

三,历史的变局往往发生在偶然之中

 

当一种事物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时,他的变局往往会发生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偶然之中。这个意想不到并非“不可能”,而是不可预先知道在哪个时间或哪个地点,或哪个偶然事故而引起的。譬如说,辛亥革命谁也想不到会在武昌爆发。当时湖北地处中部地区,是两湖总督张之洞率先搞洋务运动的实验地,有汉阳的兵工厂及铁厂,有张之洞训练的武昌新军,相对来说,是清政府控制得比较严的地方。而孙中山的同盟会起事多在两广地区,并且屡屡失败,他也想不到让清庭灭亡的枪声会发生在武昌。武昌起义爆发时,他当时还在海外奔走呼号。而武昌起事的当天晚上的第一枪,也是被逼出来的。笔者的一个好友就是当年辛亥起义打响第一枪熊秉坤的孙子,现任辛亥革命纪念馆副馆长。他说当时是由于孙武在汉口试验炸药,不想炸药爆炸,引起清府警惕,全城搜捕革命党人而被迫提前起事。谁知就这一下,推翻了二百多年的清帝国。“四人帮”倒台也如此,毛死了不出一个月“四人帮”被抓。在毛泽东临死之前,我的一个乡下叔叔实再过不下去了,几次想自杀,我劝慰他,要他坚持忍一下,等他(指毛)死了会有变动的。当时我就觉得,像毛这种作恶多端,已经到了极点,事物到了极端,必然会有转点,这就是必然性。但的确没有想到会那么快,这又是偶然性。

 

当然,这是有利的“偶然性”,这里面也有不利的“偶然性”。譬如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建立,满以为中国会迅速走向民主,融入世界民主国家之林,谁知这条路竟走了100多年,到今天尚未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另外,改革开放已经快40年了,也满以为民主之路会越走越宽,谁想竟越来越窄,这也是想不到的“偶然性”。

 

四,历史已进入“拐点”,这一点不容置疑

 

笔者说中国历史已经进入“拐点”并非空穴来风。我说这个“拐点”就是中国的民主宪政已为时不远了。之所以这样说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改革开放,国门已被打开,毛时代那样愚弄、欺骗民众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已经成了专政体制的克星,成为走向民主宪政的跳板。人们从互联网中已经获得大量的历史真相,毛时代那样控制人们的思想已经不可能了。

 

2,经过多年民主精英的艰苦启蒙工作,已经获得成效。大量的民众从蒙蔽中清醒过来,对毛的暴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里面要感谢那些勇于还原历史真相的社会良知,如杨继绳写的《墓碑》、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及谭合成的《血的神话》等。无论当局如何掩盖真相,已经无济于事。

 

3,当权者的内斗日趋激烈。这种内斗一旦到了白热化,就会为民主转型提供契机。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民主呼声越来越高涨时,不论当权者内斗出于什么目的,一旦上台时,他首先要顾及整个社会的思想倾向及民众要求,如果他逆民众诉求而行,他的权位也难以稳定,因此,民主派要借势而为,促成民主转型,这就更显示出了民主启蒙的重要性。

 

4,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时,每一个国家已不再成为孤家寡人,他们的任何事情都会受到国际上的关注。专制独裁者想在自己国土为所欲为已经不行了,他们胆敢胡作非为定当受到国际社会的遣责和制裁。如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达菲的下场就是实例,今天北朝鲜的金三胖也尝到了国际严厉制裁的滋味。在强大的民主潮流下,让那些想独裁者不敢独裁;想专制者不敢专制。在国际和国内的民主力量的相互配合下,民主实现必然大有希望。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到了关口,前景是乐观的,是大有希望的。

 

2017年月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