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将题目从《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为定论，这里所着重强调的是“唯一标准”。“凡是”派并不直接反对真理的实践标准，而是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真理的标准”，即语录标准。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短评已经指出“标准只有一个”，排除了语录标准。《光明日报》稿的题目不能排除“语录也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就从论战中已经占领的阵地倒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比“标准只有一个”更加规范化、命题化。
　　二，拟定四个小标题，明确全文的主要论点。
　　三，“凡是”派攻击文章的结尾“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这一段重要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光明日报》修改稿所没有而出自孙长江之手。
　　吴江的改动，主要是文字上的修饰，大问题可能他已与孙长江商量过了。

　　文章的题目、论点、框架都是孙长江（和吴江）确定的。按照吴江的意见“尽量吸收”的，主要是《光明日报》稿中有关语录和举例的文字。孙长江本人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即使没有《光明日报》的文章，他也必将继续修改，独立地完成定稿。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发表，是两条流水线的汇合，一条是《光明日报》流水线，一条是中央党校流水线。

《光明日报》流水线的第一道工序是一九七七年九月胡福明的投稿。第二道工序是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主持的修改，历时半年多，改至第五稿。第三道工序是重大转折，由杨西光主持修改，与中央党校沟通，部署发表程序。

中央党校流水线始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讨论党史上的路线斗争，胡耀邦提出以实践作为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吴江在提供的讨论文件中确定“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第二道工序是吴江和孙长江商量后，由孙长江为《理论动态》撰写一篇文章，澄清学员中的模糊认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写成后，吴江认为不够成熟，需要修改。

中央党校的第三道工序，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光明日报》的第四道工序，修改《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汇合了。孙长江将两个稿子捏成了一个。这个工序还包括《理论动态》组的讨论，吴江的修改。中央党校流水线的第四道工序，也就是《光明日报》流水线的第五道工序，是胡耀邦的审阅、定稿。中央党校流水线的第五道、即最后一道工序是五月十日由《理论动态》刊载。《光明日报》流水线的第六道工序、即最后一道工序是五月十一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载《理论动态》的文章。

这两条流水线的汇合，相得益彰。文章的最后完稿，有赖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特别是执笔者孙长江。但中央党校的原意只是澄清学员中的模糊认识，文章的发表成为社会上大讨论的引信，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特别是总编辑杨西光策划的。在这两条流水线上作出贡献的，有一大批人，轮不到胡福明来抢头功。
 
当时的事实和事后的描绘
 
　　胡福明在一九九六年发表文章说：“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自己选定的题目，自己形成的主题，自己提出的观点，自己寻找的材料，自己拟定的提纲，自己撰写的文章。”（3）这就摆出争抢发明权的架势来了。

　　胡福明没有说明，他“自己选定的题目”是什么？同样为他争抢发明权的王强华，不小心透露了真相。原来他的最初的题目是《什么是生产力？》，（4）本是胡福明一九七七年七月在南京的一次讨论会上反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发言。参加此次讨论会的《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编辑王强华向他约稿，才有后续的故事。（5）

　　胡福明叙述的过程是这样的：“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到八月，写成了七八千字的文章，并于同年九月及时寄给《光明日报》”。他特别强调：“时间，是个严肃的问题，……国际上评诺贝尔奖，也要审查某项发现或发明的时间，何时何人首先取得某项发现或发明。把时间搞错了，把时间抹掉了，历史就弄不清了，不应模糊‘时间’。”（6）意思是，他最早提出真理标准问题，还以为这是一项“发现或发明”。仅仅就“时间”而言，胡福明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交出的稿子是“鲜为人知的故事”。差不多同时，北京大学的教师运用真理的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标本，反对“凡是”派控制的中共北京市委，却是广为人知的故事。这本身就是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不是字面上的“发现或发明”。也是同时，吴江在中央党校讲哲学课，提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7）作为哲学课的内容，真理标准问题还在八百学员中进行了讨论。后来又以实践标准检验路线斗争的是非为内容，进行了党史课的讨论。如果说这些仅限于局部范围，那么，吴江的言论公开发表，（8）就有全国性影响了。所以，即使审查胡福明的“发现或发明”的时间，也得不了诺贝尔奖了。
文章寄到《光明日报》后，在理论部主任马沛文的主持下，讨论、修改数易其稿，送到总编辑杨西光那里，还说不行。四月十三日，趁胡福明到北京的机会，杨西光找来胡福明，召集理论部的马沛文、王强华，也请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参加，讨论文章的修改。杨西光讲了许多重要意见，特别提到“两个凡是”。王强华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两个凡是’，就记下来了，后来想想，其实这个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会。” （9）

看看胡福明怎么说：“我于一九七七年夏天写作实践标准的文章，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我于一九七七年六月间抓住了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两个凡是’；第二，我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批判‘两个凡是’；第三，我以马克思恩格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证实、修改自己的某些观点作典范，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以此批判、否定‘两个凡是’；…… ”（10）从“我”出发的特点，共有六点，不必一一引述了。另一个地方，他的说法在时间上更为提前：“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我觉得是语录标准，还是实践标准，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决心写一篇文章，破一破‘两个凡是’。”（11）这就不是“一九七七年六月间”，而是一九七七年二月间了。但胡福明事后归纳的“特点”，在他的初稿中和当时的言论中是找不到的。王强华第一次听到“两个凡是”不是来自与他打交道已有八九个月的胡福明，而是刚认识不久的杨西光。

胡福明修改了一遍就回南京了。杨西光认为，他没有贯彻四月十三日讨论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日、二十四日又改出第七稿和第八稿，然后交孙长江修改。胡福明一九七七年九月投给哲学专刊的稿子，看来还不够发表的水平，否则不会修改达半年之久，易稿达五个之多。从一篇发表不了的文章到发表了的文章，从一篇哲学专刊的署名文章到头版头条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是经孙长江的手完成的。文章发表之前的《光明日报》第七稿、第八稿和孙长江的完稿，胡福明都没有看过。而且，事后胡福明说：“我对几点修改，也有自己的看法。”（12）起初，《理论动态》刊登时署“《光明日报》来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可见，谦让有加。开印以后，有人提出署“作者胡福明”不妥，因为他没有看过完稿，不能对文章负责，遂删去五个字。从胡福明本人的态度来看，确实不妥。王强华以《著作权法》来论证作者身份。将发表前没有看过文章、而发表后又对文章“有自己的看法”的人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合乎《著作权法》的哪一条？

     文章的发表有一套周密的计划。杨西光请求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修改、先发，意在借助胡耀邦的影响。《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后，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播发，于是造成全国性的影响。这一切，胡福明非但无能为力，也超乎他的想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承担责任的又是中央党校的吴江和孙长江。他们继续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才顶住了高压。（13）发表的名义还是“特约评论员”。吴江和孙长江都是谦谦君子，“人不知而不愠”。如果不是因为有人炒作胡福明，恐怕人们至今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是谁，就像《理论动态》上其他百余篇被报刊采用的文章所署的“特约评论员”一样。
 
历史真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女孩吗？
 
　　将胡福明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这是歪曲事实。为什么这一幕的上演不是在一九七八年而是在一九八四年以后？因为中国的政治风向变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反自由化运动开场。从此，真理标准讨论夭折，思想解放运动终止，代之以反自由化运动；反自由化运动即反思想解放运动。一九八二年之后，反自由化追根溯源，追到理论务虚会，称“理论务虚会是自由化之源”。反对“两个凡是”的，参加理论务虚会而又不转变立场的，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活跃一时的人物，被称作“自由化分子”，纷纷受到反攻倒算。（14）而“凡是”派降将又成为胡乔木率领的反自由化的邓府新幕僚。王震到中央党校任校长，这位不学无术的一介武夫拆散了胡耀邦建立的理论班子，吴江和孙长江被整肃之后调离中央党校。《光明日报》的小动作是在胡乔木的授意下，（15）努力配合形势之举。评选“优秀理论文章”的时限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首选、授予“特别奖”，更是刻意为之，意在抬出一个反自由化人物来压倒自由化人物。时任总编辑为杜导正、副总编辑为王强华，而前经办人总编辑杨西光、副总编辑马沛文竟毫不知情。

　　杨西光不赞成《光明日报》的做法。虽早已离休，他不得不站出来，一九八五年一月，召集《光明日报》的有关当事人，整理出一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作出如下结论:“综上所说，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志支持并审查同意的。《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的上述几个同志(即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和吴江、孙长江)支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作了多次重大修改。”最后说：“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16）这一结论推翻了《光明日报》授奖大会以胡福明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的公告。其实，说“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也是意义不大的。他的初稿经《光明日报》理论部的不断修改，产生了五个稿子。第六稿是他本人修改的。其后，《光明日报》又改出第七稿和第八稿。孙长江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经吴江润色，形成第九稿。胡耀邦审定的是第十稿。（17）胡福明交出初稿后，十易其稿，只有第六稿与胡福明本人有关。孙长江的完稿中，吸收《光明日报》稿的2629字，究竟有多少字是出自胡福明执笔的初稿？很难说了。

　　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之际，胡福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或“主要作者”的名义，到处发表演讲，接受二十多家媒体的采访，演绎“当时写完文章已准备坐牢”的悲壮故事。（18）沈宝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的自序中说：已有的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论著，“有的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有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恕我不客气地说，也有的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19）其实，沈先生还是很客气，没有点明这个唯一“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人物就是胡福明。胡福明非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而且以己度人，强加于人。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中说：“可以肯定，当时中央党校还没有写成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这种事是没有的。”（20）对别人的猜度何其武断。

在杨西光去世之后的二〇〇四年，已经升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原《光明日报》编辑、副总编辑王强华，发表《解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企图翻杨西光定的案。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之前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已有几十篇，何以唯独这一篇存在“作者之谜”？那是因为一九八四年的《光明日报》首先制造了“作者之谜”，又劳制造“作者之谜”的当时副总编辑王强华来“解开作者之谜”。真正的“谜”在于，文章发表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何以评奖时改为“作者胡福明”？既然是“作者胡福明”，何以发表时不亮出来？王强华“解开”谜了吗？没有。

王强华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不是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而是胡耀邦不认识的南京的胡福明。他需要虚拟一个前提来进行推论：“由胡耀邦‘亲自组织’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胡福明‘撰写’一篇重要论文，则有悖于常情！”由此又进一步推论：因为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不是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的”，所以他不是这场讨论的“发动、组织和领导”者。原来，王强华舞剑，解开“作者之谜”，意在“沛公”胡耀邦。

　　那么，谁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动、组织和领导”者呢？他说，“有一种意见，认为邓小平只是这场讨论的‘支持者’”。这是“不实传言”，是“野史”。为了避免“野史”变“正史”，“有关方面表示，光明日报的同志应该出来说话。”（21）他就是奉“有关方面”之命，出来“说话”，为邓小平争“发动、组织和领导”真理标准讨论的地位，从而否定胡耀邦的历史功绩，以便将“野史”、“正史”统统纳入他们的“官史”。
　　
 
注：
    （1）（7）（15）吴江《十年的路》第36页，第26页，第39页，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
    （2）孙长江《真理的求索》第249-2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原稿影印件见 http://www.hybsl.cn/zt/jiemi/taolun/2008-10-16/10246.html
  （3）（6）（10）胡福明《真理标准大讨论序曲》，全文33,000字，见《开放时代》杂志（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1996年1-4月号。
  （4）王强华在三十年后公布了他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九日给胡福明的信：“你好！你寄来的稿子，我回来之前有关部门就处理了，《什么是生产力》一文，他们认为写的简单了一些。我把原稿的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面部分，但是觉得长，是不是请你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意思有点重复，是否可以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你仔细掌握一下，不要让读者有马列主义过时了的感觉。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亲历者解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何出炉》，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5/11/content_8118491.htm 2008-05-11 08:27:48）
收信人胡福明与寄信人王强华的说法有所不同，连日期都不一致。胡福明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文章寄出后，四个月没有消息。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王强华同志给我一信（胡福明收到的信，比王强华寄出的信提前了五天——郭）。随信寄来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小样。他信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你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清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真理标准大讨论序曲》，《开放时代》1996年1-4月号。）看来，胡福明对原信进行了加工，特别是删去了第一句话：“你寄来的稿子，我回来之前有关部门就处理了，《什么是生产力》一文，他们认为写的简单了一些。”加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粗粗编了一下，……’”注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不在引号之内。这样，他就掩盖了一个差异：他寄给《光明日报》的文章是《什么是生产力？》，《光明日报》寄给他的小样，把原稿的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面部分，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二位在论证“作者胡福明”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胡福明怎样成为“作者”这一点上又是不一致的。
  (5)(9)王强华《亲历者解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何出炉》，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5/11/content_8118491.htm  2008-05-11 08:27:48
  (8)以《哲学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为题刊登于1978年2月初出版的《哲学研究》一、二期合刊，又见《人民日报》1978年4月3日发表的《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
  (11) 姚元方《与胡福明教授共忆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32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12）同（3）。这就是说，别人的修改稿胡福明是不同意的，但他又以“作者”自居，捉襟见肘。有人指出：“胡福明又把他投给《光明日报》之稿与经中央党校所合成的稿混同了，如最近他说:‘这也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篇文章，我此生再写不出同样高度的论文了，不可能！我也不希望再写这样一篇文章！’”（肖舟《胡福明与真理标准大讨论》，《新民晚报》2008年5月29日）他只能说，“投给《光明日报》之稿”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篇文章”。另外，也可以说，“我此生再写不出”“经中央党校所合成的稿”了。的确，他把一篇发表不了的文章和一篇发表了的文章混同了。
    （13）胡福明在干什么呢？一九八二年，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到南京大学哲学系。系里的同事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一九七八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受高压期间，胡福明对人说：“《光明日报》的文章不是我写的，我原来文章的内容都被改掉了。”后来形势起了变化，他又说大话：“我是准备坐牢、杀头的。”有人把他说成“不是我写的”文章的作者，他又毫不客气地接受了，还去领奖。以此为资本，他当上了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成为十足的共产党官僚。南京大学的老教师还告诉我，胡福明历来是个“风派”人物。“文化大革命”中“批邓”的时候，他在大会上第一个跳上台去，作“引路”发言，称邓小平为“邓纳吉”。（纳吉曾二度任匈牙利总理。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后，被称作修正主义头子。一九五八年以叛国罪遭枪决。一九八九年二月获平反。）同时就是把天安门事件比作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一九八三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胡福明写了一篇大批判文章。新华社正要播发，搞了二十八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胡耀邦叫停。胡福明庆幸没有播发。
   （14）本人第一个中箭落马，被邓小平赶出北大、赶出北京，发配南京。之前，邓力群掌控的中宣部和以韩天石为
书记的北大党委，对我批判了半年。接着，王震在中央党校批判阮铭，并将阮开除出党。尔后，在胡乔木的干预下，王若水先是被撤销《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职务，后又遭党内除名。李洪林被邓力群免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职务，调遣福建。张显扬被开除党籍。苏绍智被撤销马列研究所所长职务。如此等等。
   （16）转引自孙长江《决不能抹煞耀邦同志的功绩：历史不容篡改》，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http://old.hybsl.cn/91-pingjia-04.htm
   （17）参见陶铠、张义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纪实》，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光明日报编辑部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1988年。
   （18）《〈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实践无止境》，
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 时间： 2008-04-2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谈文章写作过程》,
《胡福明：当时写完文章已准备坐牢》,
新华网《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三十周年》专题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jyzl/
   （19）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20）同（3）。为了证明胡福明的武断，引用《理论动态》负责人孟凡的一段话：“吴江和孙长江根据胡耀邦研究党史的指导思想, 认为有必要专就真理必须由实践来检验问题, 进行比较深入的论述。他们在征得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的同意后, 便由孙长江动手撰写。孙在3 月间写出初稿后,曾送吴江、韩树英、王聚武和我征求意见, 吴江认为还不成熟, 需要修改。”（孟凡《胡耀邦和〈理论动态〉》，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http://www.hybsl.cn 2008-05-09）
（21）王强华《解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纵横》2004第10期。
《文摘报》，发布时间： 2005-01-31 07:40，
光明网 http://www.gmw.cn/content/2005-01/31/content_7720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