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公务员群体(包括官僚),是个不能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公务员都得靠纳税人的税供(即旧称的“皇粮”)养活,因此,公务员群体如果过大,则税赋必然沉重,而国家难以兴旺;若公务员群体无限制膨胀,则国家必然衰败,甚至灭亡。
1949年后的中国,成了全世界公务员队伍(时称“干部”)最庞大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调查:1999年,中国的官民比例是1:30,即平均每三十个百姓要养活一个公务员(干部),而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美国是1:187。.即使发展中国家印尼,也只是1:98,可见现今中国官民比例之高!
而且,胡锦涛上台后,走上暴力“和谐”的“维稳”路线,各级政治警察(公安国保)疯涨扩编。.中国的官民比例进一步提高。
纵向比较,中共政权更是中国历朝历代中官民比例最高者。中国社会科学院1987年公布的研究数据,中国历朝历代官民比例:
西汉1:7945;东汉1:7464;唐朝1:2927;元朝1:2613;明朝1:2299;清朝1:911;1949年之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是1:294;建国之初(即五十年代),官民比例飞跃至1:67!
可见,随着中共的上台,中国的官民比例暴涨了四倍多,最相似的一个飞跃,是清朝取代明朝的飞跃,提升了近三倍。
清朝取代明朝时,为何导致官民比例大飞跃?这主要是因为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殖民政权,清朝统治下,整个满洲族成为由汉族纳税人供养的特权民族,等于是举族皆“官”。
中共治下官民比例飞升的一个原因,也与此相似,中共上台后党政不分,党的开支几乎全由国家财政供给,也就是说,中国纳税人在供养政府体系的同时,还要供养几乎与政府体系同样大的党权体系,等于供养着两套政府!
中共治下官民比例飞升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政权是一个极权政权,为了保持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和榨取,它天然地需要远远多于其他政权(包括法西斯政权和国民党式的威权政权)的“干部队伍”,以维护政权。
故中国自古“皇权不下乡”,国民党时期乡里吃“皇粮”的,也只有一个乡长,一个保长,中共连每个村都设立了党书记和村长,一个乡政权的规模少则上百人,多则数百人!
由此种奇高的官民比例可知,共产党国家老百姓的负担,是全世界最重的。共产党国家的“干部队伍”(公务员集团),就象依附于所在国民族肌体上的巨大肿瘤。如果“干部队伍”的发展再失去制约,则公务员群体就会恶变成巨大的恶性肿瘤,象癌细胞那样无限地自我复制,吞噬健康的肌体,最终导致政权崩溃,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毛泽东时代和计划经济年代,由于没有市场,外加上干部队伍编制上严格的集权管制,中共国的“干部队伍”虽庞大,其发展尚未失去制约。此一则因当时机关、事业单位是“清水衙门”,甚至还不如国企实惠(国企有奖金),而且编制管控严格,政治斗争残酷(毛泽东时代),故一直没有公务员热。
“改开”之后,尤其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权贵市场在中国建立,公务员(干部)拥有了权力寻租的广阔天地,其“实惠”远远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级别待遇”,开始将手中的特权转化为巨额的资本财富,再加上公务员“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性质,由此大力刺激出“公务员热”,其热度空前,远远超过官本位文化最盛的科举年代。
这是因为中国公务员队伍的大膨胀,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化的利益大驱动。
1998年,朱镕基在江泽民支持下,大搞税制集权改革,成立国税系统,将地方财政的大头收归中央。朱镕基的集权改革,自然有违地方自治的潮流,但此举的本意之一,是要迫使地方政府配合中央,缩减公务员队伍。朱镕基原拟在税制集权的同时,在全国裁减数百万公务员,但其铁腕的企业改制,导致大量国企工人失业,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维权上访抗争风起云涌,而各级共产党政权似乎岌岌可危,为了维稳,朱镕基遂不敢再实施公务员“大裁军”的计划。
由于地方财政大头被中央拿去,为了稳住地方政权,中共中央当局不得不放松对地方公务员编制的管控,而新上台的胡锦涛、温家宝,为了自己任内的平安,不惜向缺钱的地方政府洞开“土地财政”的闸门。
中国地方政府走上土地财政道路,就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瓶,一方面,中国国民经济捆绑于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在以“强拆”为代表的房地产“大跃进”中捞得钵满盆盈的地方政府,有了充沛的财政收入来扩编“干部队伍”,以为自肥和更有效的掠夺,而胡锦涛的“维稳治国”路线,则大力鼓励公务员队伍的扩编,尤其是推动政治警察——“国保”系统的扩编。
而“强拆”、“强征”等制度性暴政导致全国的维权抗争暴增,这又反过来迫使各级政府不断地扩编公务员队伍,尤其是扩编军警队伍,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
故胡温十年,中国公务员队伍大膨胀,各地的“国保”系统更是呈数十倍的疯涨,中国官僚公务员队伍的膨胀完全失去了制约,成了一个可怕的巨型癌瘤!
据社科院的统计数据,2010年(胡锦涛末期),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突破了1:28,有些地方甚至突破了1:10:如陕西省黄龙县,官民比例达1:9,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一个公务员!
公务员队伍的疯涨,导致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如今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久已成“吃饭财政”,财政收入的80%~90%用于供养公务员,根本没有余钱去推动当地发展、完善当地福祉。有些困难的地方政府,必须向银行借贷来发放公务员的工资,以致于到了“子吃卯粮”的程度!
这种恶性的情形,在当前“土地财政”大饼已近分光的情况下,犹如雪上加霜。
试问,在此种公务员恶性膨胀的情况下,官僚、公务员们为了生存和自肥,他们怎么不会动用中共体制赋予他们的特权,去掠夺、去压榨呢?他们怎么不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没收。.甚至吃空饷、今年征明年的税呢!?这就是中国暴政的来源!
他们怎么不会抵制废计生、改城管、废小金库、禁摊派。.等等善政良政的改良呢?这就是中国难以一丝一毫改良的自下而上阻力来源!
综上可知,习近平以保专制为本的吏治“改革”,必败无疑,不改掉与市场结合的专制体制,就改变不了公务员队伍无限自我复制的癌细胞基理。
以现行公务员队伍无限膨胀的趋势,一旦社会的肌体榨无可榨,如癌瘤般的公务员集团即枯萎和相互吞噬而亡。
现在习近平坚决拒绝宪政民主,大有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姿态。殊不知现在的中共已经癌症晚期,不复是当年旺盛的毛共,而且现在也没有毛共再兴的国际环境,故回归毛泽东救不了中共,而只会使崩溃来得更加猛烈。
曾节明于2017.2.1于雪融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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