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雾霾下的中国（网络图片）
由于深受数千来年来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大陆许多民众(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和追求民主宪政的人士在内)对“清官”和“圣明君主”的企盼已进入他们心灵深处，这是他们虽历经中共当局及其最高领导人无数次对他们的欺骗、愚弄之后，仍不能觉醒，仍对中共当局及其最高领导人寄以厚望的主要原因之一。
“解放”前当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众许之以“要建立和平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要在新中国实现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注：1]骗得了民众的支持，“解放”了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大陆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在内)都以为终于盼來了“大救星”、“圣明君主”毛泽东，和“清官”(自己标榜廉洁奉公、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党政军各级官员)。然而毛泽东和中共带给大陆民众的却是一个带有浓重封建奴隸主义色彩的共产极权暴政，毛泽东和他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共产极权暴政，通过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诸如：“土地改革”、“清匪反霸”、“镇反”、“肃反”、“知识份子思想改造”、“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农业合作化”、“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剝夺了中国大陆民众的所有自由和一切财产，使他们变成从精神上到物质上一无所有的、只能依附于中共极权体制的奴隸。毛泽东和中共不仅没有成为中国大陆民众所希望的“大救星”和“圣明君主”，反而成为中国大陆民众史无前例的大灾星，在“大救星”毛泽东和中共卄七年的“英明领导”之下，中国大陆民众不仅没有摆脱“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反而过得比“解放”前更穷、更悲惨，致使八千万到一亿无辜民众死于镇压、迫害及毛泽东和中共自己人为造成的大饥荒，并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深渊。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通过宫庭政变打倒了试图建立千秋万代毛氏王朝的毛远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文革新贵，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大陆民众为之欢欣鼓舞，以为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新领导集团将带领中国大陆民众走向繁荣富强 、走向民主自由。可是华一上台仍然坚持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仍然坚持“两个凡是”[註：2]的行事方式，又令中国大陆民众失望。
当掌握了军队实权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以批判华国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为名，把华国锋搞下台之后，中国大陆的民众包括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内，都对这位新的“大救星”邓小平抱以厚望，都以为中国大陆将在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英明领导”之下从此走向繁荣昌盛，走向民主宪政。然而邓上台伊始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註：3] ，又给对他滿怀希望的中国大陆民众迎头泼了一瓢冷水。此后邓和元老们扶上台的，具有一定改革思想的胡耀邦、赵紫阳又先后被邓和中共元老们废黜，尽管邓和中共元老们如此倒行逆施，中国大陆民众仍然对邓小平将带领他们走向共同富裕、打击贪腐、实现公平、正义抱有希望。直到“六.四”镇压的槍声和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学生、市民们的鲜血才终于使中国大陆的一些民众和知识分子认清了邓小平的庐山真面目，原来邓并不是中国大陆民众所希望的“大救星”、“圣明君主”，而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为了维护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和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独裁者。
“六.四”之后邓因在国内外名声太臭而不得不退居幕后。此后上台的江泽民、胡锦涛和现在在台上的习XX，他们中每一个人上台时，中国大陆民众由于受中共当局的愚弄欺骗以及中国大陆民众中根深蒂固的企盼“明君”和“清官”情结的影响，对这些新上台的中共领导人无一不抱以巨大的希望，到后来无一不以巨大的失望告终。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自中共成立以来，它的所作所为已无数次令国人大失所望，遗憾的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并未能使国人清醒过来，认识到中共是一个不可寄以任何希望的帮伙，以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对它仍抱有希望，这些人中包括那些尚未觉醒、正在觉醒的民众、麻木不仁的专家学者(不包括那些虽內心清醒，但为个人私利仍眜着良心讨好中共的御用专家学者在内)、体制内的异议人士以及不少主张民主宪政的人士在内。这些人之中除了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明君”、“清官”情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是被中共当局一以贯之的以暴力为基础的高压政策所镇慑，丧失了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争取民主宪政的勇气，只好把虚无飘渺的希望寄托于有朝一日中共当局突然良心发现，开始主动实行民主宪政之上。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竟发展到每当中共当局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党代会之前，就会对中共当局及其最高领导人抱以厚望，并预言本届中央全会上将采取什么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或每当中共当局装模作样地出台一些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老生常谈的所谓的“改革措施”时，这些人就会为之呐喊鼓吹，曲解为中共当局及其最高领导人要实施政改走向民主宪政的关键一步。
十八大以来中共废除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俗称：劳教)制度；提出并主导“深化国防军队改革”；据传中国将实行“总统制”；开始实行官员就职宣誓制度；在北京、山西、浙江等省市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准备成立各级(国家、省、地市、县、乡)国家监察委员会以监察各级党政工作人员；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註：4]……诸如此类的所谓体制改革和奋斗目标。于是便有一些不明真像被中共当局屡骗不爽的人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出来阐释、吹捧。他们或发表评论；或写文章认为这是中共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重大举措和风向标。笔者认为这不过是中共当局忽悠民众的贯技的又一次拙劣表演而已。我们看一个人、一个政党是不是真心希望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还要观其行，尤其对一贯言行不一、擅长蛊惑、欺骗民众的政党及其最高领导人而言，观其行尤为重要。
以下笔者对被蒙骗的和別有用心的(大多为中共当局豢养的无耻专家、学者)人视为将促使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各项“重大”政治改革举措的真实面目略加揭示。
1.中共当局于2013年11月15日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同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废止“劳动教养法”，并不是因中共当局突然良心发现，看到“劳教”制度的反人性、反人道和反法制的反动本质而主动将它废止的，而是迫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強大压力和法律界正义人士的不懈努力，才不得不放弃这一中共当局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来对付异议人士和一切“不稳定因素”；又不必承担任何风险和法律责任的重要工具的。“劳教”制度对中国大陆民众精神上、肉体上造成的祸害真是罄竹难书。笔者1978年夏迫于生计浪迹到青海门源县浩门(劳改)农场[註：5]打工，常有一江苏藉的留场就业人员陈某，借在我所住的工棚附近牧羊的机会到工棚里来闲坐，由于陈某是刑滿释放留场就业人员，我们工棚里住的都属“外流”打工人员，一开始双方谈话都有所戒备，后来互相熟悉了，也就无话不谈了，我问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被从江苏弄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服刑的？不料他一听到这一问题竟失声痛哭起来，待到他平静下来，便向我们讲述了他因一年“劳教”而断送了他的整个人生的惨痛经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十八岁那年因年轻气盛为一件小事与他所在居委会主任发生争吵，被居委会主任添油加醋告到派出所，被叫到派出所谈话时，又被派出所民警认为态度不好、拒不认错，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连中共惯常使用的装模作样走过场的法律程序都没有)陈某便因此遭到“劳动教养”一年的处分，被遣送到苏北某“劳改”农场(为便于管理，当局常把劳改、劳教人员关在一起“改造”)的附属工厂做工“改造”思想。陈某原想：尽管冤枉，也就一年时间，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就可以回家了。不料一年时间到期，陈某并未被释放回家，而是被劳改农场强制“留场就业”，除了工资待遇略有提高，每年有十几天探亲假之外与农场正在服刑的劳改、劳教犯人没有什么区别。到1958年中共当局以炮击金门造成的台海局势紧张为由，将江南各地的劳改、劳教犯人和刑滿就业人员大量迁往新疆、青海、甘肃新建的一批“劳改农场”改造。陈某又随这支“劳改”、“劳教”大军一起被闷罐火车押送到了青海门源县浩门劳改农场继续改造。我们遇到他时陈某已四十来岁(但看上去陈某已象一个五、六十岁的瘦高老头)，尚未结婚，回江苏老家探亲时，虽经家人多次介绍过，但女方总嫌他是劳教释放人员，又远在青海的劳改农场继续改造，所以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农场又没有与他身份相当的女留场就业犯人(劳改农场的男女犯人通常都是分开关押改造的)，而农场附近的农村不仅人烟稀少，而且多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他们通常不与外族人通婚，更不用说一个外族的劳教释放就业人员了。陈某说他这一辈子就被与居委会主任吵的一架断送在这里(指浩门农场)了，因他是最早到浩门农场的一批人犯之一，祘是“老资格”就业人员，所以劳改队安排他放羊这种轻活。他一年到头唯一的盼头就是那每年一次的探亲假可以回到江苏老家探望他日夜思念的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姊妹。我问他为什么不跑回老家去，或跑出去像我们一样流浪打工？他说：“这农场四周两、三百里路都是几乎没有人烟的地方，你跑出去不是冻死便是饿死，即便你跑出了四周的无人区，你还没有跑到家，农场追捕逃犯的电报就已经打到了你老家的公安部门，人家早就张着网在那里等你。你们在外面流浪打工多少还有一张不论是真是假的证明，你们在外面多少还有些亲戚、朋友、同学能给你们帮忙，而我一旦跑出去，到哪里去弄一张证明？哪怕是假的我也没有办法弄到，没有证明我就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不能呆，更没有人敢雇我干活，所以我即使跑出去也会被他们抓回来，以前也有跑出去的犯人，不是冻死饿死在荒滩上，就是从家乡被抓回来，或是在外地因无证明被当地扭送公安机关，通知浩门农场去领人”。像陈某这样被劳教制度断送一生的人，全国不知道有多少。
中共当局虽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以及为了制造尊重法制进行“政改”的假象以欺骗国内外人士，而取消了“劳动教养法”这一它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对付异议人士、化解各种“不稳定因素”的有效工具，并不表明中共当局已经洗心革面，已经开始尊重法律；开始依法办事了，一贯擅长玩弄法律于股掌的中共当局，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劳教”的办法，那就是对异议人士和涉及“不稳定因素”的当事人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超时羁押和滥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法律条文。这种替代办法对当事人的伤害完全不亚于“劳教”，其区别仅在于过去的“劳教”不需经任何正式的法律程序，而现在实施的超时羁押、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仅仅多了一个表面上的法律程序而已，它们同样都是非法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和个人权利。从异议人士于世文先生的经历就可以看清这一点：于先生因与友人在2014年2月2日到赵紫阳的家乡举行纪念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的活动。于同年“六.四”前的5月26日被河南警方滥用“寻衅滋事”罪名抓捕，非法关押两年零三个月后，由于当局一直找不到任何可对于先生起诉的罪名、罪证，才被迫于2016年8月16日变更强制措施改非法拘禁为取保候审放回家监视居住，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尚不知何时是个尽头。虽然法律规定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时限不能超过半年，但中共当局完全可能以任何非法的借口加以延长，就像当局以“案情复杂”为借口，非法羁押于先生达两年零三个月之久一样。尽管法律规定：“对疑犯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案情复杂限期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经上级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也就是说，如果当局真正像他们说的那样依法办事的话，于先生最长的羁押时间总共不能超过三个月，三个月一到警方找不到罪名、罪证就得无条件放人。于先生还可追究警方无理非法羁押的责任，并有权向警方依法索取相应的赔偿。然而于先生在被警方违法羁押超时两年后，仍未获得无条件释放，仍然要被警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由此看出超时羁押在对人的迫害方面比劳教有过之无不及，劳教的上限为三年，于先生的超时羁押已达两年零三个月(如果当局认为有必要，再次反复祭出“案情复杂”的“法宝”将当事人羁押至三年或三年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时间上已接近劳教的上限(劳教时间最长为三年)。劳教当事人还享有当局发放的生活费，而被超时羁押的当事人除了吃饭之外是没有生活费发的：劳教当事人多是在工厂、农场、矿山从事劳动，其生存环境和个人自由度也比被关在狭小的、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獄里面的被超时羁押的当事人要好。至于超时羁押后继续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比起劳教期满后的留场或留厂就业也有过之无不及，虽然都是失去人身自由，但留场、留厂就业的劳教期满人员是有一份固定工作、有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的，而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人是没有的。所以对一贯视那些保护公民权益的法律条文为一纸空文的中共当局而言，废除劳动教养法仅仅是蒙骗国内外舆论的一种手法，而不是它走向法制的开端。更何况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又立了不少以言治罪、以网络言论治罪的恶法以加强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普通民众的打压。尽管中共当局对那些保护公民权益的法律条文一贯有法不依，但在实施这些恶法时不仅“有法必依”，甚至加以滥用。前段时间许多著名的网络写手、著名的维权律师、异议人士被迫(中共当局通常是通过威胁逼迫当事人及其家人这种卑鄙的违法手段迫使他们就范)在电视上公开“认罪服法”就是滥用这些新立的恶法的典型事例。当局为了显示上述当事人公开“认罪服法”的“真实性”和加大对民众心理的威慑作用，连为保护当事人个人隐私依法必须采用的将当事人面部模糊化的手法都没有采用，而是违法地将当事人的真实面貌直接暴露在电视观众面前。要知道这种隐私权是中共当局电视报导中那些杀人犯都能拥有的权力(在中共的电视报导中，对那些穷凶极恶的杀人犯通常都会将他们的面部进行模糊化处理)。
2、由十八大三中全会上提出并主导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计划又被许多人误读为是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改革措施。其主要内容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各战区要毫不动摇听党指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原则，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自觉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特高度一致，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这是这次军改的总原则和主要目的，具体措施包括改过去的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和兰州等七大军区为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改中央军委的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等四大总部为十五个职能部门。在这些改革中除了改军区为战区、设立联合指挥部等是为了适应现代化战争而采取的模仿西方军队结构和指挥系统这方面还有一点现代化的味道之外，其核心内容仍然是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控制，强化军队的党卫军性质，以前中共还只是提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现在竟然声称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且要求军队树立“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而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上将习树立为中共的“核心”，这意味着军队要以习为“核心”，要向习“看齐”，这样军队要“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豈不就是军队要不折不扣执行习的命令指示，军队要服从习的绝对领导，使军队由原来的“党卫军”进一步退化为“习家军”？这哪里是什么军队的现代化改革！这分明是向军队进一步“党卫”化、私人化的明目张胆的倒退。习主导的“军改”对军队观代化的最起码的要求“军队国家化”只字不提，要知道“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国家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走向现代化、走向民主宪政最必要，也是最起码的先决条件，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更何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以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所谓“深化国防军队改革”，除了在军队结构、指挥体系方面模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队结构如指挥体系之外，实质上是为了加强中共特别是习个人对军队的掌控、指挥权力，而决不是某些人一厢情愿地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实现政令、军令分离。恰恰相反习主导的“深化国防军队改革”反而是使政令(即习的命令、中共的命令)与军令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习的军改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加强习个人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控制，让军队(包括武警在内)进一步由“党卫军”沦为“习家军”，成为习在中共内斗中打击异己、在“维稳”中镇压、威慑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工具。
3、前段时间有传闻，称习将实行总统制，于是便有人为此大做文章，认为这是习走向民主宪政的重大政治改革举措。且不论此传闻的真实性如何，就祘是真的有这么回事，中国大陆便会从此走向民主宪政吗？笔者认为，只要中共当局不放弃一党独裁的共产极权统治体制，它的最高领导人，无论被冠以何种名称：总统也好，总书记也好，主席也好，总裁也好，委员长也好，都不会改变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极权独裁的本质。中国大陆更不会因此而开始走向民主宪政。
4、最近中共当局大张旗鼓地宣扬要成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各级党政官员的监督，并且已在几个省市开始试点。这又引起许多不明真像和别有用心的人士的一片欢呼，国家监察委员会被一些人誉为是西方民主国家都没有的这么高规格的专门监察机构，那意思是说中共的“民主监督”已经超过了西方民主国家；还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共当局把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举措；也有些人把它比之为台湾国民政府的监察院，认为习将效仿蒋经国先生由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其实所谓的“监察委员会”并不是什么新花样，中共当政初期就曾设立过这样的专门机构，它不过是中共一个用来装饰门面、忽悠民主党派人士、普通民众和“外国友人”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摆设，因为监察象员会的一切都由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中共党组决定，而各级监委党组又要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所以这个机构实际上形同虚设，根本起不了任何监督党政官员的作用。看一看“解放”后在“土改”、“镇反”、“反右”……等一系列运动中，当局乱杀、乱判、乱管(制)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中共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制止了这些中共各级党政官员的滥权、瀆职行为吗？追究了这些滥权、渎职官员的罪责吗？现在中共当局又重新玩起这套旧把戏，拾起这个旧摆没，和从前一样是为了制造“政改”假象以欺骗、忽悠国内外人士。前两天在电视上看到记者采访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几位负责人时，这几位负责人都一再强调国家监察委员会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在党领导之下开展监察工作。这就表明了新成立的和将要成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本质上与“解放”初的监察委员会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由于中共当局把各级纪检委员会的职责合并到监察委员会，倒是赋予了监察委员会一件新的功能，那就是使过去以纪检的名义以反贪腐为名非法办案以打击党内异己的行为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此外这个新成立的机构由于前述原因，仍然不可能对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不仅如此，如果中共当局为了以反腐为名进行内斗的需要，赋予这个新成立的监察机构多大的不受民众监督的特权，那么这个机构本身就将产生多大程度的腐败，就象以前成立的反贪局、纪检会由于拥有更大的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特权而产生更大的贪腐一样。
至于把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看作台湾国民政府的监察院；把习的个人集权独裁比作蒋经国先生的威权统治则更是荒谬。众所周知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的目的是建立由中共一党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中共的独裁专政是目的。而孫中山先生建立的国民党革命的目的最终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就注定了中共建立的监察委员会必须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对自已的官员进行监督，这使它只能是徒具虚名忽悠国内外人士、实际上不能行使对中共各级官员的监察作用的机构，而台湾实行的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其监察院不受任何政党和行政机关控制，能独立地对各级官员行使监察的职能，所以尽管中共要设立的监察委员会与台湾国民政府的监察院名称相似而其实质却大不相同，正所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至于习的个人集权独裁与蒋经国先生的威权统治就更不是一回事，前者的一人集权独裁是目的，而后者的威权统治是手段，国民党人建立中华民国之初鉴于当时国内混乱的现状：外有苏俄、日本……等国虎视眈眈；内有军阀及中共割据各自为政。要在中国一下子就实现民主宪政是不现实的，故国民党提出先军政以打倒军阀和中共的割据以统一国家，再实行训政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然后再走向宪政。习实行个人集权独裁是为巩固一人一党的独裁统治和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而蒋经国先生实行威权统治是为了过渡到民主宪政。习和中共集权独裁的结果是中共太子党和高官们“先富起来”而普通民众并未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蒋经国先生的威权统治造就了台湾的经济起飞，惠及了台湾的所有民众，使台湾成了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小的国家之一。习的个人集权独裁导致大陆民众的民主、自由越来越少，个人权益的进一步被剥夺，对言论自由、对新闻媒体的管制越来越严厉，使中国大陆进一步远离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而蒋经国先生的威权统治却使台湾民众逐步享受到言论、结社的自由，在蒋威权统治的后期取消戒严状态，逐步开放党禁、报禁、逐步放松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台湾在李登辉时代能成功由威权统治逐步走向民主宪政，主要得益于蒋经国先生的威权统治时期打下的基础。通过以上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习的个人集权独裁是绝对不能与蒋经国先生的威权统治相提并论的。
5、以习为首的本届中共当局上台伊始就提出了廿四字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主要内容无异于重弹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要建立和平、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要实现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的老调。然而已经被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欺骗、忽悠过无数次的中国大陆民众这次又被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燃起了新的希望，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和别有用心的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演说或写文章表示这是中共从此要改弦易辙抛弃共产极权价值观念，开始接受普世价值观的重大改治体制改革举措。
然而，我们看一看以习为首的新一届中共领导集团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极力加大习个人的集权力度，习上台以来采取各种办法已经把党、政、军、经济、外交、宣传……等几乎所有的大权集于一身；进一步剝夺了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力，加大以言治罪、以网络治罪的力度；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采取非法关押、判刑并违法迫使他们在电视上公开“认罪悔过”；加大对网络、新闻媒体的控制、干扰力度；进一步剝夺民众游行、示威、结社、集会的权力，现在已经发展到几个不同政见人士在一起聚餐聊天都要被当局冠以“聚众滋事”的罪名加以羁押、判刑的地步；在网络上、言论上、文字上发表与中共当局政见相左的意见都会被中共当局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予以抓捕、关押、判刑、监视居住；操纵全国人大通过了《网络安全法》等恶法以及通过修改原有法律如《刑事诉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在其中增添一些恶法条款等方式以使中共当局在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剝夺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力时有(恶)法可依。据新华社元月12日报导习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示：政法机关要把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首位。连“依法治国”这块遮羞布都撕掉了。习当局上台以来特别是最近以来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与他所提出的廿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这再次证明中共当局一贯的言行不一，这毫无疑义地表明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提出这廿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实行它、以它作为自己理政治国必须遵循的宗旨，而仅仅是为了欺骗、忽悠国内外各界人士。更何况在习当局提出的这廿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缺乏尊重人权和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条，而这两条是其他一切权力和权利的基础。没有这两条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罗列的那12条都成了无源之水，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6、最近中共当局开始模仿西方国家推行“官员就职宣誓制度”[註：6]，许多人又天真地把中共当局的这一举措当成是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开始走向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些人还特别提出誓词中没有“忠于中国共产党”这一条，并以此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向取消一党独裁的专制体制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些人实在太天真了，居然把中共当局这一忽悠、欺骗国内外人士的作秀当真了，其实在此前中共当局提拔的官员在任职前早已存在一种秘而不宣的宣誓制度，只是没有公开而已。中共当局提拔、任命的任何新官员在他任职前早就通过语言、行动和提供金钱美女的方式向他的上级宣誓忠于提拔他的上级领导和中共当局，否则他是不可能得到提拔和任命的。这种格局决不会因为中共当局最近模仿西方民主国家推行“官员就职宣誓制度”而有所改变。更何况誓词中的“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这句话对一贯将宪法视为一纸空文的中共当局而言，无异于一句废话。誓词中“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句话，对于一贯标榜自已就代表国家、代表人民的中共而言，这豈不是说就是要“忠于中国共产党”？所以切不可以为在誓词字面上没有“忠于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誓词中就没有“忠于中国共产党”的内容，何况中共当局提拔任命的官员99％以上都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他们在入党时就已宣誓要忠于党、服从党的领导，就是那为数不多的中共当局任命的作为中共“民主橱窗”里的花瓶的非党官员，也是经中共精心挑选的、被中共认为是忠于它的、唯中共之命是从的党外人士。所以誓词中没有忠于中国共产党这句话，却有忠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质内容，因此中共当局完全没有必要在誓词中加上忠于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给自己招来非议，还可让许多不明中共底细的人产生中共要放弃一党独裁走向多党制，走向民主宪政的幻想。誓词中的“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对于中共的官员来说就是一句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冠冕堂皇的空话，他们是绝不可能做到的，近来反腐暴露出来的问题表明中共当局的各级党政军官员已经到了无官不贪、无官不腐的地步，中共当局的各级党政军官员几乎都是通过买官卖官、贪污行贿、拉帮结派、吹牛拍马升上去的，这样的一群官员怎么能指望他们“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在这样的官场环境之下，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有献身精神又能做到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人能被中共当局那一大帮贪腐官员提拔上去吗？至于“接受人民监督”则更是不可能，看一看中共当局是如何对待那些揭发各级官员贪腐、滥权、渎职行为，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访民的；看一看中共当局是如何对待那些对中共及其官员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意见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就能明白，这些人被中共当局隨意扣上“破坏安定团结”、“诽谤官员”、“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被非法拘捕、关押、判刑和被迫“电视认罪”。所以说中共当局推行官员就职宣誓制度及其誓词徒具西方民主社会官员就职宣誓制度的外表而无其实质，所以官员就职宣誓制度决不会改变中共各级官员必须效忠于中国共产党及其上级领导和最高领导人的实质，更不可能因此而逐步取消中共的一党独裁专制走向民主宪政。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出，自十八大以来习和中共当局推出的所谓“重大改革措施”都不过是其一以贯之的欺骗忽悠国内外人士的伎俩而已，决不是习及其中共从此洗心革面抛弃其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走向民主宪政的开始。看看最近习对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指示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就能明白这一点。习指示政法机关要把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首位。习这里的政权安全是指以习为首的中共独裁政权，而习所指的制度就是时下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制度。周强的讲话强调要坚决抵制西方“民主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作为最高法院院长的周强，他的这种讲话如果没有习和中共政治局的指示和授权，周强个人是不敢作出这种讲话的。所以周强讲话表达的意思就是习和中共中央要表达的意思。笔者希望通过此文使国内外一再上当受骗的人士，能用自己的常识和良知擦亮自己的眼睛，透过中共当局制造的重重政治“雾霾”认清央共当局的真实面目及其所作所为的真实目的。
2017年1月16日写于望春轩。
[註：1]：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除恐惧的自由。
[註：2]：“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註：3]：：是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註：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註：5]：浩门农场位于青海门源县的大通河谷两岸，北为祁连山、冷龙岭，南临达坂山，气候恶劣，无霜期只有三个多月，只能种植油菜、青稞等生长期短的农作物，是青海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
[註：6]：誓词共70字:“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