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近年来，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出现新趋势，一方面对其在中国的亲属骚扰和胁迫；另一方面直接在海外对异议人士施压。
骚扰胁迫亲朋好友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日渐频繁。异议人士虽然身处海外，但是并不安宁。他们本人或者家属，乃至亲朋好友，经常遭遇中国当局的压力。而且打击异议人士亲情软肋的做法似乎很奏效。
胡佳：“我有很多微信群，几乎可以这样讲，每隔两三天，就有海外的朋友向我抱怨，家人受到骚扰，又被约谈了，又有领事馆的人员和他们接触。中方人员又是提醒，又是警告，等等。即使你到了另一个国家，那里也不是你自由的地方。中共总有一根线，像风筝一样牵着你。”
据报道，中国维稳人员还以敲掉家人饭碗相威胁。旅美维权律师滕彪的妻子王玲曾在北京第一家外企工作。后来中国有关部门向王玲所在公司施压，迫使她离开了工作了17年的公司。
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游贵说，国保和国安曾找到他的家人，威胁注销他们户口。没户口，生计就没有保障。异议人士的亲朋好友，往往在子女就业升迁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受到当局压力。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他们（中国当局）有越来越精的侦查情报系统。他们可以获取很多在海外生活的人士的家庭状况，就业等方面的情况，找你的软肋，监听国内家人的电话，知道你们在亲情方面有哪些需求，知道你国内亲属，怕受到你的牵连，子女就业升学，兄弟姐妹的仕途，都可能成为制约你的东西。在这种淫威之下，被迫妥协的人相当多，比例很大，比例真的很大。”
海外行动
逃到海外的异议人士及其家人经常感到自己被跟踪。他们怀疑，这是中国公安和国保的特别行动人员已经将他们的监控触角伸到海外。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的女儿安吉莉亚最近对英国媒体说，她在德国参加书展的时候，遭到三名讲普通话中国人的跟踪、拍照。这些人然后跳上一台小型货车离去。她说，这些人显然知道她的行动计划。为此，安吉莉亚曾到美国出席听证会，要求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当局在国外的非法活动施加压力。
维族司机艾尔肯·库尔班1999年出国到了加拿大。2013年4月回国探亲，三天后就被派出所找去，了解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活动，并且被要求充当中国当局在海外的耳目。
海外渗透
胡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跨境打压还包括向海外媒体的渗透，“中共可以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去购买，例如收购媒体，包括华文媒体和西方母语媒体。比如，中国跟德国之声有合作，中国就可以把一些反华的记者踢出去。可以收购在美国或者台湾的华文媒体，让这些媒体变成变相的海外环球时报，海外的新华社，潜移默化中传导我的价值观。”
拒发探亲签证
胡佳说，对于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异议人士，中国当局通过拒发签证不让他们回国来施加压力。
他说：“比如说，你已入籍海外，是外国人了，当局也可以不允许你回中国，在签证上卡你。中国人最讲亲情。家族观念很重。有人客居海外，几年、十几年、几十年， 家里任何事情无法返回。父母过世、兄弟姐妹子女嫁娶等大事，他们都没有办法回归故里。如果要回来，好，一个交易的清单摆在你面前，例如保持在海外沉默，不要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
流亡海外多年的异议人士、诗人贝岭对美国之音说，他母亲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而且需要保姆24小时护理，但是他无法回中国探望母亲。他说：“前两天我还在跟我的父母说这个事情。母亲说，我们见不到你，也知道你也不可能放弃你的信念，写悔过书，认罪书。这还用讲吗？不写这个回国门都没有。不过我跟几乎每个亲戚都讲了，此生很难回来，并且不要抱这个希望。”
贝岭多次试图回国看望年迈父母。不过在深圳、北京等地闯关都被边防拦下，禁止入境。一次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原机遣返回德国法兰克福，费用自负。
同贝岭类似，目前是台湾局居民的前“六四”学生领导人吾尔开希等许多人，也曾多次到中国口岸“自首”，希望能回去看望垂危父母，但均被拒入境。
流亡海外多年的贝岭说：“希望他们（中国当局）能有点自信，可以让流亡者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回来。在华期间可以从中限制和监视。这些人回去完全在你的监控下。他们回去要是为了看父母的话，便不会在那里从事任何让你不接受的行为。让这些人回去，哪怕是短期的回去，难道不行吗？这种人伦和天伦悲剧如果到最后变成了永远的遗憾，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或者我这样的人，不可能原谅这个政权。如果他们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我还是认为，这个政权跟它的强大不相符，只是表面强大”。
贝岭说，中国对异议人士回国的政策似乎也曾微妙改变过。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公安人员据说曾带着点心盒子去看他的父母，说允许贝岭回来。不过，贝岭说，那只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