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网络图片）
近日，文海寄来新著《放逐的凝视》，这本由台湾倾向出版社出版的书记录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们的故事。全书共六章，第一章重点讨论了胡杰和王兵见证历史和社会变迁的纪录片，尤其是《寻找林昭的灵魂》得以面世的过程。第二章梳理了如“中国独立影像展”、“云之南”等影展的波折以及与国外电影节的交流。第三章重点讨论了胡佳的《自由城的囚徒》、文海自己导演制作的《我们》，以及赵亮的《上访》等作品。第四章着重考察了在公民抗争背景下纪录片内容和制作方式的突破，列举了艾晓明的作品《天堂花园》、《我们的娃娃》，以及徐辛的《克拉玛依》和艾未未的《老妈蹄花》等片。第五章纳入了更多的抗争性纪录片，如郭熙志解构意识形态生产的作品《喉舌》、何杨反映福建三网民案主人公之一的《赫索格的日子》等等。第六章描述了那些在影展停办过程中以及停办之后依然顽强生存下来的作品，如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文海虽然平静而朴实地讲述这些人和事，但每个事例均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这些艺术家们在挑战禁忌和反抗强权中坚持自由拍摄和创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困境、社会冲突和底层民众的苦难留下宝贵影像，令人感佩。
文海有过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训练，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担任过记者，不堪拘束而辞职，随后作为一名独立导演自由拍片。他参与过王兵的《原油》、《三姊妹》、艾未未的《童话》等重要作品的拍摄。独立完成的《军训营纪事》、《喧哗的尘土》、《壳》等纪录片，参加过法国真实电影节、葡萄牙里斯本国际电影节等重要的国际影展。尤其2008年，文海的纪录片《我们》曾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大奖。该片的主人公殷正高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担任过岳阳市常务副市长，当时是赫赫有名的改革家，深受老百姓拥护。该片以殷正高的社会交往为主线，从湖南到北京，展示了几代关心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既有像杜润生、李锐、杜导正、朱厚泽这些前任高官苦心经营《炎黄春秋》杂志的场景，也有底层青年人参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画面，还有地方的志士仁人想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不得其门而入的苦闷，文化人办网站、写博客处处回避敏感词句的无奈。笔者与文海的相识，也正是源于殷正高先生的引见。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文海以“放逐”嵌入书名，隐含着一种向屈原致敬的意味。记得他曾到汨罗看望我，我们一起前去市区北郊的屈原坟头拜祭，尽管荒草萋萋，他长时间静坐那里沉思，久久不愿离去。作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从最初的反叛主流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文海这本书记述的不仅是那些被遮蔽的事实，更是这个时代的见证。据文海透露，他离开央视后，由于经济上的拮据，他一度从租住的北京二环搬到三环，而后环环相退，退到宋庄，最后甚至退到了河北燕郊。后來選擇去了香港。這移居，其实不足以表述他与其他一些类似艺术家选择，但无论用上一个什么样更为贴切的词汇或名称也无法改变他们所面临的窘境，他们虽然背井离乡，徘徊在异域街头，但他们的根仍然深扎在自己深爱的家园，他们即便持有合法的护照，却毫无疑问的成为新世纪中的思想难民。上世纪反法西斯的胜利曾使新世纪被寄予无限热望，然而种种事态表明这仍是一个盛产难民的时代。我们经常看到，那些专制政体及权贵们从来不改嗜血的本性，总是巧取豪夺，荼毒生灵，破坏环境，迫使大批大批无辜的民众惊慌失措，不断地逃亡。如今，逃亡成为民众的一种普遍精神状态，我们缺少的不仅仅是一张选票，还有清新的空气和阳光。
在书中，文海坦承，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深受怀斯曼的影响。从怀斯曼开始，现代艺术的作品种类中多了一门叫“直接电影”的东西。怀斯曼总是给自己的影片拍摄设定一个不长的时间，影片也不需要戏剧性，仅仅呈现生活中的碎片。这些在文海创作的影片中都可以感受到。同样，对于权贵垄断、毛主义、人权、腐败、道德沦丧这些混杂而荒谬的社会现状，文海有着极深的不满，他通过影片和文字记录着他与同行们所共同面对的严酷现状，有条不紊地陈述着自己地观点。他的作品不仅是对他所看到的各种政治现实的描述，他还试图利用他的作品去发现新的可能和推进改变，并诉诸行动。书中海量的信息表明，文海并没有以肤浅的方式创作他的作品，他通过缜密的筹备工作来进行他的分析。他努力追踪媒体信息、人们的反应及各类型档案资料。同时，从书中不难看到，他的兴趣在于不为大众所知的事实，作为一位调查者的艰辛工作得到了认可。应该承认，他不仅是一位独立纪录片导演，更是一位进行调查的新闻记者，一位有力地揭露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民生多艰等背后事件的新闻记者。
文海说，“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用偷拍手法制作的那些‘打假新闻’。现如今用偷拍手法制作的新闻在全国电视台泛滥。做这样的调查报道，需要勇气，毅力，运气；记者也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新闻报道也促使了一些犯罪活动曝光。但这些新闻是要经过极权机构严格的审查才能制作播出。这些不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调查报道，记者必然会受到心中潜意识的警察的监视，而不敢深入查明事实真相，只能做平庸的泛泛之论。”“检查制度”历来表示当局控制舆论和遮蔽事实真相的手段。众所周知，西方技术文明的本质是同检查制度不相容的，西方全部的发明和发现之类冒险活动都是以反抗权威开始的。从伽利略的迫害者起，到以不道德为由命令没收甚至销毁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法官为止，正是那些作品后来进入了学校课堂并成为学生必读的典籍目录。然而，尽管宪法宣称了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数十年来，这个国家的权力机构的某些人仍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对不同观念或异议进行种种打压和删除。文海地作品即便屡获国际大奖，也没有任何国内电视台或网站胆敢公开播放，更不用说出版他的这本呕心沥血之作。
这本书有着大量篇幅的访谈，文海和胡杰、林鑫、艾晓明、翰光对谈了有关纪录片的观念、主要作品的缘起、构思与影响。更为珍贵的是，他不仅和朱日坤谈影展的策划，更与人权律师滕彪畅谈了公民运动、新媒体与争取话语权的关系。尤其第一章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文海以《决绝》作为标题记述了胡杰脱离体制内的优越条件义无反顾投身拍片的过程。广为人知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整个拍摄过程充满的惊险和艰辛，该片在网络中深受好评，很好地刺激着观者的公民意识，有力地揭穿了专制者对自由思想的扭曲和迫害，呼唤中国人民的尊严和进行政治民主活动。在书中，文海作了如此总结：“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在严峻的环境里，利用最少的资源，所从事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不可以自大，却也无须自贱。这些‘小地方’、‘小影片’所承载的，总有一天，会是人类的宝贵经验。”至于如何从“政治动物”回归到“人”本身，文海回顾自己的创作时指出，“因为宗教和政治是人类最应该面对和最难面对，但却又无法回避的永恒主题。”所以在剪辑《我们》时，他时常提醒自己不能让作品成为一部“政宣片”。由此可见，文海的创作活动实际上响应着类似葛兰西的激励。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精英们最重要的作用是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民众需要自己的利益被认可，并在公共讨论中表达出来。根据葛兰西的观点，公民社会就是为了人们的良知而斗争的领域。
对于时局，文海认为中国的现状和东欧国家有很大的可比性。文海说，“我一直以来深受他们的影响。从卡夫卡，穆其尔，昆德拉，克里玛，寇德卡，哈维尔，米其尼克，奇斯洛夫斯基，米沃什等。特别2005年看到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时，仿佛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在民主缺席的状况下，文学、电影和音乐等艺术创作便承担起沉重的政治抱负。这些作家艺术家们非官方的独立创作为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使遭受了长时间的严酷镇压，最终导致1989年共产政权在东欧的崩溃。在东欧的共产专制时期，成为一个独立的作家和艺术家是很困难的。虽然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声称积极支持文化和艺术创作，但每个创作者的工作都会不间断地受到意识形态监督和审查。作家和艺术家们的独立创作只能通过秘密渠道获取少量观众，秘密渠道也是唯一可以逃避严苛审查制度的路径，但是这样做却随时可能被取缔和逮捕。饶有意味的是，文海开篇就讲述了这么个故事，即崔卫平教授召集一些小圈子的朋友于家中观摩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时突然接到警察的电话，这些专家级别的观影团立即解散，随后的情况只是警察找崔教授了解她翻译哈维尔的事，大家虚惊一场。因为进行开放的政治讨论极其危险，为获得播放机会或规避风险，许多人不得不把纪录片当作故事片来拍摄，借助虚构传达真相。
现在，我们的想象力比以往几代人的有着更大的容量。恐怖的事物过去跟现在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昨天夹边沟的饥饿与今天杨改兰们的贫困，以及林昭和聂树斌，乃至雷洋等个体的死亡并无本质区别。然而，在各种被房价、医疗、教育、以及各种意外逼迫的事情，忙碌而又琐碎的日常生活使人们根本看不见恐怖。即使在最邪恶的时代都有着文雅而宁静的地带，即使雾霾围城暗无天日都有着镇定自若信步闲庭。从追猎政治异议人士、上访者到强拆和关押维权律师，这无疑折磨过无数当事人的心灵，但对于大众来说，却不那么厉害，因为那些事情发生在被屏蔽的地方，他们的眼睛看不到真实的苦难。许多抗争者被失踪，但很少有人按实况报道出来或拍成电影披露真相。网络科技虽然带来巨大的信息量，那些隐藏在幕后的有时也是公开的检查制度所作的种种剪辑和篡改使使我们面临着真实信息的巨大贫困，于是，想象力必须容纳痛苦，贬值，暴力，无助和贫困。政治权力的屏蔽和恐吓已经形成了一种邪恶力量，使人们自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能说会道，但什么都不知道；另一部分知道得很多，但却闷声不语。唯有如文海这样的遭放逐者，始终以凝视的姿态进行记录和抗争。是的，因为凝视，我们的眼睛才不会漏掉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对现状只会怨天尤人同时又无动于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继续生活在一种绝望的夸张状态中，这肯定就是“林昭”们所遭受的那种暴行的起因之一。为此，文海对自己的同行们给予了无限的厚望：“未来中国的电影应该在这批独立电影导演所构筑的基础上继续演化，所有独立电影导演都肩负着这份责任”。
2017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