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己开发的首个治理评估框架，日前由中央编译局正式发布。人权与公民权、公民参与、法治及合法性，均占有突出地位。
人权与公民权方面，涵盖了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妇女、儿童、贫困居民等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对少数派和不同意见者的保护和宽容，公民和官员的人权意识，公民合法的游行示威，公民的自我保护能力，公民的维权，以及对公民的法律救助等内容。
公民参与方面，则包括选举法规、直接选举的范围、竞争性选举的程度、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企业职工自治、重大决策的公众听证和协商、网络民主的发展程度、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状况、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社会组织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等内容。
显而易见，这个治理评估框架是跟现代文明接轨的，是尊重国际公认的价值的。但它并没有让国际公认的价值停留于口号，而是转化为具体的技术标准，以之引导行政过程，在波澜不惊中打造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的政府，具备基本人文素养的政府。宏大布局，微观切入，技术先导，构成其鲜明个性。这应该是当下推行宪政最可操作的方案之一。
刚巧，今年正是中国立宪百年，中国首个治理评估框架此刻问世，这个历史的偶然中似乎蕴涵着必然，似乎是对中国立宪百年的回应，似乎暗示着中国宪政转型的顽强和坚韧。
早在百年之前，清廷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在明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同时，也肯定了宪政的大方向，肯定了人权保障是宪政的核心，而有如此庄严承诺：“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规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惜乎立意虽美，然时机已过，政府立宪的诚意不被社会所信任，革命的躁动引发社会爆炸，承诺无从兑现，令人扼腕。
此后宪政进程屡仆屡起，而在抗战时期达于顶点。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则成为传播宪政思想、对抗法西斯独裁的舆论高地。1954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既参照了几十个国家的宪法版本，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更是清末预备立宪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宪政民主的总成果。
就像黄河必将入海，中华民族走向宪政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她走向宪政的具体进程，也像黄河九曲十八弯，充满了曲折和艰险。不能不承认，宪政，我们的这个百年梦想，即便到今天仍较久远。而一部百年动荡史已经不可辩驳地证明，宪政是善治的基础，没有宪政，就没有人权保障，也就没有善治可言。
如果说，我们的第一个三十年主要是阶级斗争为纲，第二个三十年主要是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今后三十年，中心工作则应该主要转向社会发展，应该主要转向公共治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持续高发，已经不是现存体制之下任何常规手段所能应付的，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蔓延，社会矛盾和冲突还有可能升级。通过推行宪政提升公共治理，以此化解戾气，化解危机和困境，已经刻不容缓。中国首个治理评估框架的主要价值，正在于它契合了这个时代的需要，堪为时代的先声。
总结百年立宪的深刻教训，一是宪政需要决断，需要勇气，稍有疏忽就会坐失机会，而机会往往一去不复。二是就当下来说，尤其需要方案，需要通过具体的方案，需要通过针对具体方案的讨论，来集中全民智慧，提升我们的宪政经验，提升我们公共治理的水准。所以，首个治理评估框架固然是很好的示范，但仅有这么一个示范方案仍远远不够。宪政既是一个价值问题，更是一个操作问题，一个技术问题。只有从具体方案切入，操作才有一个起点，技术的精进也才有一个起点。这方面，有待我们费心雕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