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网络图片）
引言:可能出现了顺序错误
目前，全球化在经济方面遭遇了重大挫折，经济全球化是否在制度层面可行成为大问题。当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国际贸易政策，它以美国全球经济总量第一的力量背景来推行进口限制，以使美国就业高企与经济可持续。不过，已有美国政治学者预言「特朗普难以终结全球化」【注一】，同时，美国对全球的政治示范作用仍不能放弃，是曰「向全世界展现民主主义是多么坚定有力，这对于美国而言也十分重要」【注二】。后者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全球化诉求。
就全球化的本质而言，它是政治全球化，即有一种单一政治制度或诸多结构不一的政治制度之内核均一致，这就像无论黑人、白人、黄色人种、棕色人种在种族婚姻后均能生育出来人类后代而不是什么「怪胎」一样。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暂无实证支持的题目——似乎政治全球化应当在先，而后才是经济全球化。很可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晚些时候开启的新保守主义【注三】政治存在内部错误。它认为经济全球化最终带来政治全球化，这种认识可能汲取了共产主义作为政治全球化失败的教训。
一、资格三要素：领导易位不是事实
共产主义今天虽然失败于全球化，但仍是被西方寄予和平演变希望（由经济自由化而至政治自由化）的中国模式之本质，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五代的党章（〈总纲〉部分，相当于宪法序言）仍在坚持共产主义，其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注四】中国模式下的全球化本质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些的时间，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今天所谓的改革开放在终极上不可能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其如中共九大党章在〈总纲〉部分有道「为了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注五】。因此，在美国放弃领导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共国家并未放弃政治全球化，尽管共产主义作为政治全球化完全不同于新保守主义经济全球化所追求的政治全球化。
关乎经济全球化的领导地位表面上有中美易位的趋势，但实际这完全没有可能。首先，如同美国的经济全球化之停顿源于国内不平等加剧一样，中国模式无法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只能使不公平程度加剧；其次，领导经济全球化需要比较好的国家素质，与国内公平并列的还有两大资格要素：（一）国际谈判的影响力；（二）资本与技术的流动效率。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共国家「严厉限制资本外流，在技术方面，要么限制外国技术拥有主导中国市场的机会，要么迫使外国公司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公司」【注六】。中共国家的国内公平严重缺失之状用统计数字已经无法说明，这倒不是如吉尼系数造假及文化适应性原因造成的，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感觉。比如，中央政策层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去东北地区工作【注七】，但以往在东北工作的高学历人士有强烈的不公感觉，以致说博士生不过是个夜壶【注八】。这一点让人联想起美国卸任总统奥巴马年轻时挥之不去的因肤色而产生的自我轻贱感觉【注九】。那种感觉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族群性的。在另一方面，自我轻贱的压抑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让蓝领白人有了强烈体验。这种体验也是特朗普胜选以至今日暂停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美国国内的不平等问题是制度性的，尽管这不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失败，而经济全球化恰想解决这一由来已久的社会难题。但是，由于罗斯福新政以来的政府功能全面强化并过度福利国家形成，经济全球化在美国国内的社会情绪刺激作用出现放大情形。对此，早在特朗普还不为国际社会所知晓的时候，美国经济学界就在公共问题经济学视角下进行过探讨。诺思(Douglass C·North，二〇一二)等人认为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特定产业进行保护必然会以另外行业的损失为代价，也就是说「真正保护的不可能」情形才是真实的【注十】。即不如此论述，其如保护钢铁业对新奥尔良港的影响【注十一】。此种国内情形也证明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二〇一二）的判断是正确的，即是说「一些人的获益是以另一些人的损失为代价的」【注十二】。
斯蒂格利茨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公平伦理——「谁的自由是更重要的呢」【注十三】，这与洛克公平理论的包含度密切相关，尽管斯蒂格利茨在较为通俗的经济学著作中并未涉及洛克。依据资深洛克理论研究者们的经典结论，平等不是对治域、视野等集体范围内的所有人之包含，一方面存在「过少包含」之危险【注十四】，另一方面存在「过多包含」【注十五】。后者「将一些实际上应得到更少或更多平等待遇的人包括进同一个等级的平等者（equals）之中」【注十六】。
二、象征性惩戒：最核心公平问题显露
洛克以其同意统治（暨民众有权推翻政府）的理论对霍布斯（否定君权神授、赞扬专制主义）的自然论做出否定，不仅对启蒙思想家影响深刻，而且是美国建国以及延续至今的政治伦理资源。然而，无论过少还是过多的包含,它一方面说明如小说家乔治·奥威尔（一九四五，Animal Farm：A Fairy Story）所说的「有些动物更平等」不止在文学描述中有之，现实社会也确乎如此；另一方面说明公平的元素应当包含得更多以使治域、视野里的群体有更加综合的自由度暨平等可能。比如说，废除奴隶制之后的美国仍有取消种族限制的任务，历史上它也实现了；再比如说，中共国家的威权统治若真有追求民主的愿望，它应当促进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民众幸福感，但这又在知识上无可能。
自中国大陆政治语境有了「洛克概念」之后，还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暨人文学者如茅于轼那样关注公平问题：他以妨碍致富的因素为批判对象，希望社会整体公平性大幅提高；也以自身经历（从战乱逃难到运动挨整）来实证「给你所爱的人自由」之重要性，从而使自由走向生活层面。以「中国的洛克」来称谓茅于轼并不为过，因为他对社会转型的思想贡献非常之大，至今无出其右者。而重要的是茅试图避免「过少包含」与「过多包含」的矛盾，认真且从容地讨论起点公平与终点公平问题，尽管他本人未引述洛克理论研究文献。在他看来「起点公平就是机会均等，没有特权」【注十七】，而「人跟人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大家享受的衣食住行也差不多」【注十八】的终点公平是完全不可取的。
茅于轼的本质身份是制度经济学家，上述关乎经济收入是否均等的探讨是其一般责任，而茅的贡献性在于说明像社会舆论之如此重要的公共工具既不能由当权者控制也不能由缺乏专业知识的一般群众控制，而是要让「有学问的人主持」【注十九】。这无疑是向中共国家索要最核心公平待遇，因此，不是茅签署了要求什么级别官员辞职的公开信才导致象征性惩戒（个人微博及供职研究机构两个网站被封掉）。若如是，只能说茅是个「豺狼当道，专问狐狸」的不良之辈，像罗斯福所指责的「不良的经济学」【注二十】里面的人。正因为事实不是如此，而是像洛克否定霍布斯那样，茅否定了毛泽东，才遭到象征性惩戒。极左媒体也给出了证明，后者说：「茅于轼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言论一是否定国家认同，二是他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和攻击，三是他对国企的全面否定，比如他宣称『公有制企业是社会的蛀虫，把社会蛀空了』，反复主张将国企私有化。」【注二十一】
更有证明力的是极左媒体指责茅于轼学术跨界即「人们对他的经济学建树了解不多，他这几年吸引公众注意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谈政治』」【注二十二】——也就是茅在力推政治全球化。虽然他本人并未如此界定，但他的政治全球化主张在国内表现为对机会公平的推崇，表现在主张由更专业、更良知的专业人士向社会公众提供优质资讯，从而带来信息质量方面的尽可能平等。
三、知识不平等：因政治无良而加剧
网络科技条件下，信息供给量充沛，即使威权主义的中共国家对网络实施尽可能的严控，其如以捍卫网络主权为名而将政治刑名扩张化【注二十三】，但是，普通人的信息状况都有了较大的改善。这是因为数字帝国主义是政治全球化的单兵突进且没有被折锋的可能，其如Facebook的社会使命文件所说：「我们认为支持互联网的各国总会有人站出来，带头为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权利而奋斗，这些权利包括分享他们想分享的东西，有权获得别人想与他们分享的所有信息。」【注二十四】而无论美国政府的党派性质如何，绝对不会在数字帝国主义方面退缩，即便美国退出联合国，即便现任总统不是主张暂停全球化的特朗普而是其他什么人，也必然会以单兵突进的政治全球化来推进与维护数字帝国主义，差别只是高调与低调而已。
在另一端，更加全球化的互联网确实与知识平等有关。知识差别是所有个体之间的根本差别，知识平等仍然没有终极可能，但机会却存在，即是说互联网可以缩小可比较个体之间的知识不平等程度。知识不平等程度缩小，可比较个体之间的就业机会与谋得收入之差异也会变小。同时，更与可比较个体之间的尊严（人格平等）密切相关。若如古典中国有风节读书人回应社会地位差不多的同僚、同学的劝解，说「屈伸之事，非子所知」【注二十五】，那么，后者一定会有强烈的被羞辱感觉。古典里的「屈伸」是信息量丰沛者依据所拥有的知识优势做出的判断与抉择，「非知」者因为没有前者的知识能力与信息量而无从达到风节水平。这样的案例模拟在网络条件里，仍然可以受到逻辑支持。
终身学习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显著社会变化，借助网络条件又不弃传统方式的学习现象会加大知识不平等程度。其一是，自由职业者更容易利用上述双重优势【注二十六】，从而更加自由也更有尊严；其二是，现行终身学习的市场是自发性的，真实状态是「这个新兴市场只能服务于已经占有优势的人们」【注二十七】。尤其是在文凭通胀【注二十八】的现实条件下，以威权方式暨借用政治安全名义来实施网络控制，本质上是阻碍公众终身学习；在加剧知识不平等的同时，也加大了收入差距、制造了许多人「自我轻贱」的感觉。
延续古典社会的控制方式，对庶众信息屏蔽与安全名义下的打压，是愚民政策的核心。这将造就一个知识上无可能的社会，人性化生活界面更是似死之呆滞。但是，经济全球化让知识上无可能、人性化生活呆滞无所隐藏。这两点是中共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未获得谈判影响力的根本原因。其实，不用太复杂的理论分析就知道中共国家是一种知识上无可能的结构，更不用说它领导经济全球化而至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全球化。
结语：官愚常态与黑天鹅事件
愚民政策的执行者是从权力高层到底层吏员那么一大批人，狭义一些是为「党员干部」，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并不出自资讯充分的高级官员家庭，而是来自愚民阶层。这种情况决定了他们的人生最基础教育是愚蠢的，尽管家庭与个人均有世俗的精明。加上他们在学校体制、官场机制中所受的教育也是愚民政策的劣等知识供给品，结果，官愚成为常态。所以，本来在世俗上相当精明的人可以狂言「老百姓给脸不要脸」、「我们就是依法抢劫」，云云。
官愚是常态，而依靠一个庞大的官愚体系来治理国家，致巨大且长期的成功在历史上有过，但那是愚民确无官外充分资讯可获的条件下产生了。今天不行了，除非物理断网，无以压制愚民资讯便利优于官愚体系的大趋势。于是，一种新的不平等产生了——官愚体系拥有的信息量与质均远远低于愚民。这种不平等最终会在某一个时点摧毁现有意识形态体系，从而使中国的民主转型变得容易且越来越有可能以黑天鹅事件的形式发生。尽管现在我不知道那只黑天鹅在哪里，但我能够预知的是它一定与充沛的网络信息量有关。
注释部分：
[一]与[二]参见日本《读卖新闻》二〇一七年一月三日文章《特朗普潮流下的二〇一七》（作者未详）；新华社《参考消息》报一月五日译介，题目未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三]在中国大陆学术语境里，「新保守主义」概念比较模糊，它的政治实质一般是用「新自由主义」来描述，尤当其为意识形态攻讦对象的时候。
[四]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通过），第一页；中共党章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
[五]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过），单页版：杭州新华书店发行，一九六九。
[六]参见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文章《北京绝非全球化的捍卫者》（作者：美国外交学会亚洲中心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同[一]译介报一月二十五日，《中国领导全球化还需做更多》，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七]参见凤凰资讯·滚动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转刊《新京报》报道《三类公务员试用期可拿全额工资》（记者：吴为）。
[八]参见「金融五道口」微信公众号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文章《一个博士眼中的东北：感觉自己就是一只夜壶》（作者未详）。文中提到的不公平现象，有的已经谚语化，其如说公共项目领域里的城市建设，被顺口溜谑为：「儿子修路孙子建桥，七大姑八大姨尽情刨！」
[九]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六日文章《谁制定的外交政策更好：艺术家还是科学家？》（作者：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院教授罗莎·布鲁克斯）；同[一]译介报十一月十六日，《美国外交决策的艺术与科学——评米尔恩新书〈构建世界〉》，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十]参见罗杰·勒罗伊·米勒、丹尼尔·K.本杰明、诺思合著《公共经济学问题（第十七版）》（汉译本，冯文成、李季、吉扬译），第一百九十页；冯李吉译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
[十一]同[十]，同页。关于钢铁业保护与新奥尔良港代价一事，源自二〇〇二年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决定对钢铁进口征收百分之三十关税。诺恩等人说：「这项政策的负面影响是相当明显且立即显现的。例如，在征收这项关税之前，新奥尔良的收入有百分之四十依赖于钢铁进口，因为钢铁进口减少后，严重影响了这个港口的经济活动，美国谷物的出口也减少了，因此，密西西比河上下游的企业和农民都受到了负面影响。」
[十二]与[十三]参见斯蒂格利茨著《不平等的代价》（汉译本，张子源译），第一百七十一页；张译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二〇一四。
[十四]、[十五]与[十六]参见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著《上帝、洛克与平等——洛克政治思想的基督教基础》（汉译本，郭威赵雪钢等译），第三百六十页（全文，张杰译斯托尔岑贝格、亚弗〈沃尔德伦的洛克与洛克的沃尔德伦——论沃尔德伦的《上帝、洛克与平等》〉，第三百五十九至第三百九十七页；郭赵等译版本：华夏出版社，二〇一五。
[十七]、[十八]与[十九]参见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二日博文《转发茅于轼文章：关于起点与终点公平的思辨》（作者：茅于轼）。
[二十]参见保罗·克鲁格曼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汉译本，刘波译）第六十七页；刘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二。
[二十一]与[二十二]参见观察网·新闻中心版块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转刊《环球时报》社评文章《环球时报单仁平：茅于轼决非榜样，而是一个教训》（作者：单仁平）。
[二十三]参见香港《南华早报》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报道《中国将让军队发挥在网络空间的前沿作用》（另含美国《华尔街日报》十二月二十七日报道《中国网络战略强调保护基础设施》）；同[一]译介报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全方位捍卫网络空间主权》，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二十四]参见美国《纽约时报》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文章《欢迎来到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作者：比尔·瓦希克）；同[一]译介报六月八日，《「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到来》，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十五]参见唐·李延寿撰《北史》，第三三四一页（全文〈序传〉，第三三一三至第三三四五页）；李撰版本：中华书局，一九七四（简装繁体竖排版，全十册；〈序传〉在第十册）。
[二十六]看一下本文也即我的系列研究方式，也能判断出这点。这个模式是在使用大量纸面文献的同时也使用网络资讯，更在优质政治网刊上发表。
[二十七]参见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四日一期文章《提供技术，让人们成为技术变革的赢家》；同[一]译介报一月十六日，《终身学习让人们成技术变革赢家》，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二十八]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曼、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克雷格·卡尔霍恩合著《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汉译本，徐曦白译），五十一页（全文，柯林斯〈中产阶级工种的终结：再也无处逃遁〉，第三十六至第七十页）；徐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四。关于「文凭通胀」，柯林斯写道：「教育文凭是一种衡量社会名望的货币，通过它可以获得就业，和其他货币一样，当自主驱动的货币供应超出了有限的商品数量时，文凭也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说购买力下降），而这里有限的商品指的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中产阶级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