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问我，怎么看待自己工作的价值，我说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揭示被掩盖的道理。这两天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我觉得自己应该失业了，因为这些事情中并没有什么道理被掩盖着，当事人都不愿意费那份力气去掩盖了，而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干着违法犯罪的勾当，令人目瞪口呆。

   其中一件发生在山东新泰市，政府组织人去拦路劫持上访者，并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医生护士明知道不是精神病人，却也对其捆绑和打针吃药。这分明是一系列暴行构成的迫害。本文要说的事，则发生在文质彬彬乃至是中国传授文明的最高学府北大，受害者则是被称为“国宝级”的学者季羡林老先生。是非简单得连法律常识都不需要了，随便找一个村妪来问问，她也会骂北大造孽：这位接近百岁的老人，在此之前的13年间，竟然被阻止不能与70多岁的儿子季承见面；最近父子相见了，季老嘱托儿子管理自己的家和家里的财物，北大竟然拒绝交还钥匙。

   不用说有着儒家孝文化传统的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父子相见也是一个天然的人伦，也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更何况是如此高龄的两位老人。同时，无论一个人家里的财产多么珍贵，或者多么的不值钱，那也应该由他自己来处置；他自己年老体病之后，嘱托儿子来管理，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人举出北大曾经声称不招收不孝敬父母的学生的例子，也有人贴出上个月北大发言人振振有词地说“学校始终尊重季羡林先生的意愿”的言论，来证明北大言行不一，其实轻言了北大的作为。比言行不一更严重的是，北大涉嫌限制季老的人身自由、剥夺季老亲朋的探视权、侵占季老的财产都涉嫌违法犯罪。

   这件事情的曝光，源于上个月收藏人张衡举报季老的字画藏品外流拍卖，其秘书杨锐女士被指涉嫌盗窃。本来这是一起治安事件，卷入的主要是当事者个人，北大最多负有连带的管理责任，交给公安机关调查即可，北大却自告奋勇地包揽下来，一再发表声明，并由学校的新闻发言人出面，称举报者张衡手中的季老藏品为赝品，季老财物并未被盗。可是张衡告诉媒体，没有任何人来找他鉴定过藏品真假。季老的儿子季承和弟子钱文忠都对北大声明表示质疑，季老自己更是亲口说，丢画的事“千真万确，谁也掩盖不了”，并明确表示杨锐女士“不必来了”。不知道北大对此又作何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季老的这些话，并不是公开对媒体说的，而是《东方早报》的记者“从有关渠道观看到数段有关人士早先摄录的季羡林视频”而获悉的。于是我想问一下，视频中“思路、言语清晰”的季羡林老先生，是否有自由接受媒体采访，公开发表意见？既然此前13年间，季承先生十几次去医院见老父亲而不得，而且“见不见的权力在北大”，那么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即便季老很愿意，家属也很配合，记者也未必能够进去。同样地，我不知道除了季承之外，季老别的亲朋是否可以自由探望？

   我猜想北大会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他们要对一位百岁老人的健康负责，更要保护一位“国宝”级的学者，甚至说这是上级领导的特别关怀。难怪两前年季羡林老先生借着新书出版的机会，要辞却那些高帽子，坚称“我不算国学大师，也不是‘泰斗’和‘国宝’”。当时人们只觉得那是老人家虚怀若谷，现在才发现，他可能也是为了争取一点小小的自由。一旦被定义为“国宝”，有人就可以不把你当“人”，以各种理由对你进行限制，直至违背基本的人伦；需要的时候就利用你，不用的时候就束之高阁。参与这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的人，一点也不会感到脸红，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尽职尽责地执行上级命令，甚至认为是在为国家作贡献。他们的冷漠被制度化了，有一点人性的温暖就会和制度闹别扭在这样的制度中，很多人都知道，季羡林老先生这件事只是一点意外，更多的“国宝”级人物被严密地保护着，他们的亲属，甚至他们自己，也都被制度化了，认为那些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是不重要的东西。为此，我要向季老和他的亲朋表达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