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元主义（网络图片）
（一）美国价值
对美国价值的理解不同，是我和许多大陆自由知识份子的分歧所在。很多人认为，美国价值在于它的自由、开放、包容和多样性，即人们耳熟能详的“普世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权力受到约束的民主制的政治制度。这当然是对的。
但我认为，美国带给世人更深刻的启示是，它是一个虔诚的信仰上帝、并以基督教价值立国的国家，它的整个制度创设、传统的道德基础和社会结构，都是基于此而约定俗成。只不过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越来越受到理性主义和世俗化思潮的冲击。
毫无疑问，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始终是当前的知识份子思考中国未来前途以及人类自由的一个总体方向。美国之于世界的意义，在于每当世界陷入黑暗和迷茫的绝境，它总是能够挺身而出，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并指出方向，无论是“一战”、“二战”，还是随后的“冷战”，它都出色的证明了这一点。
它没有任何外部经验可供借鉴，完全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我认为，这背后的推动力量，正是根植于美国人心灵深处的基督信仰。如果哪一天，美国离开了上帝的训诲，无法想像，美国，乃至于整个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现代社会，终其实质，其实就是理性不断挤压信仰空间的一个历史进程，我们都处于这个历史进程之中。今天，理性主义已经发展出一套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完整理论体系。在它看来，人类所生存的世界起源于一次大爆炸，而生物（包括人类自身）则是由自然进化而来（至于真相是否如此，并不是最重要的，它的作用在于否定西方传统的上帝创世说。）。
因为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物质世界之上还存有更高的造物主，因此，人类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的最高主宰，为这个可见的世界确定秩序和制订规则。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至少理论上如此），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就是仰仗于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创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生命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隐喻在这个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未知世界和领域的历史进程之中。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理性主义结出的一个思想果实，通过辩证的分析方法，它将人的理性升华成历史理性，从中提炼出一套完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在我看来，理性主义，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人类的道德价值，达尔文主义只可能推理出一种相对主义的道德观，并最终导向虚无主义，不可能进化出一个坚实的道德基础。而没有一个坚实的道德基础，那么，任何社会体系都只能建立在一堆沙石瓦砾之上，不可能产生凝聚力和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
因此，即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法国作家萨特，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也不得不引入基督教的道德观。而今天的理性主义者，甚至比当年的萨特走得更远，他们干脆回避了这个最基本的人类学问题，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
由理性主义支配的现代西方政府，以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的名义，与其他信仰团体结盟，来对抗和削弱西方传统的基督教价值，用一种相对主义的论调来弥补由于真实的道德缺失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和价值混乱。
今天，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了，亨廷顿先生对于文明冲突的思考仍然没有过时，非但没有过时，他的思考正像是一个政治预言，准确地击中了西方社会潜在的演进趋势。事实上，多元主义并不能解决各种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尤其是当某些信仰和价值观是建立在仇恨和恐怖的道德基础时，多元主义，意味着自由在自由的敌人面前主动地退却和自我放弃。
西方世界，目前正走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并且越走越远。今天，自由的敌人不再以凶恶、专横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种宽容、友好、微笑的姿态出现在自由面前，这就是文化多元论——它以自由的同路人的身份与自由结伴而行，直到有一天，将自由排挤出自由人的生活世界——这就是今天的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
（二）关于移民问题和对理性主义的补充
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实际上，是当今西方世界不同的政治话语体系的较量，即在一个开放的一体化世界与民族国家之间的选择，如何对待不同信仰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对宗教自由的不同解读，对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与共同经验的不同理解，等等。
这背后的较量其实依然是围绕理性主义思潮在进行的，西方传统的基督教价值告诫人们，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而理性主义则把上帝之物和恺撒之物都统统归给了政府。
在一个现代社会，作为凝聚社会共识的公共机构，政府既是意识形态的传教士，又充当着人类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最高权威，同时还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和政治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扩权行为几乎是必然的。显然，在其中，我们能隐约地看到极权主义的不祥阴影。
当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不加思索地加以全盘接受时，这正是危险的开始，在我看来，对人类的理性保持合理的怀疑，并对其加以自我约束是完全必要的。首先，无论处于何种历史条件下，人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全知全能的存在，其次，无论科学再怎么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再怎么提升，人性也不可能根除恶的辖制，从而达到至善之境，诸如自私、贪婪、欲望、野心等这些东西会伴随人类社会始终。在某种意义上，人性之中恶的一面，甚至与现代社会的某些东西更趋于同一性。因此，将人的理性（即对人自身）置于至尊者的位置，它会回过头来反噬人类自由，并最终可能威胁到人的存在本身。事实上，极权政治正是人类理性设计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笼统地重新返回到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之中去，而是说，我们必须在神的主权、世俗世界和人的自由意志三者之间，有必要作一个区分，小心翼翼地捍卫它们各自的边界。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那么，灾难将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这比“民主”、“宪政”、“三权分立”等这些世俗层面上的价值重要得多，也更为根本。
正是在理性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欧洲大陆自“二战”以来，始终存在着一股政治暗流，无法从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欧洲主体意识中彻底摆脱出来，也许这种论断对于欧洲大陆来说过于苛刻和武断，不公平。但事实上，欧洲大陆总是希望在世界事务上与美国分庭抗礼，或明或暗地争夺政治话语权和道德高地，无论是冷战时期的法国，还是今天的德国，都是如此，这其实无可厚非。
但是，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上，如果一味地强调善的绝对性，一味地追求那种表面的政治姿态，而置事实与真相于不顾，就可能会陷入到一种是非不分、思想混乱的境况之中，这不仅会削弱自由世界的力量，而且也会将自身置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最终还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
我认为，西方世界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无法在穆斯林世界和平地、受人尊敬的传播，却要邀请伊斯兰主义进入自己的国界？如果出于人道主义和文化多元论的理想主义冲动，而将自己的未来置于一种完全不可预测的危险之中，这种选择是否合乎真正的理性？
显然，这种不对等的交往规则同样体现在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上，今天，共产党将西方的自由价值视作洪水猛兽，它的审查制度遍布在社会各个角落，西方媒体甚至无法在中国大陆自由的发出它们的声音，但是，由共产党控制的报纸却可以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将它的价值观传向整个世界；再比如，任何工作和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西方人，都必须置于政治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而那些欺骗和剥夺他人自由的共产主义者，却可以在西方任何地方，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舒适位置，这在冷战时期完全是不可想像的。
在我看来，真正的对话与和平只可能在自由人的交往中产生，而对于那些征服和压迫者来说，他们唯一在乎的，就是拳头和实力。今天，英国已经开始反思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美国也在作相应的调整，现在，是轮到欧洲大陆重新审视自身处境的时候了。
当然，当西方世界在某些问题上进退失据、疲于奔命之时，这并不证明我们就因此有了某种优越性。事实上，我们置身于一个由极权主义统治的恐怖世界上，我们所经验的，是一些根本不同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世界存在的问题，在我们中间就不存在，相反，一切与信仰和价值观有关的东西，只是被共产主义的铁幕暂时地掩盖起来了，一旦这个铁幕被掀开，今天被压制住的各种问题，立刻就会浮现在真实的地平线上。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西方世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将会是一笔宝贵的经验和政治财富，我们不应该向他们投去嘲讽和幸灾乐祸的眼光，而是应当以谦卑和虚心的态度去思考那些共同的问题——他们今天所遇到的，在未来，我们同样会遇到，在这场世界性的精神危机中，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2017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