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6日至7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乡镇论坛》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还权于民与重塑农村改革之魂”。全国各地农民、乡村干部、知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共160多人参加了研讨，我本人在12月6日下午被临时安排担任了一轮专题研讨的点评人。现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成文，如有不当之处由我个人负责，与该论坛没有任何连带关系。
民主党派的民主牌坊
本轮专题研讨的主题是“农村改革的现实困境与出路”，由民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蔡永飞主持，演讲人分别为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徐俊忠；江苏泗阳县李口镇吴集村农民张玉奋和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的处长、法学博士林秋朔。
在正式点评之前，我首先进行了一番说明：“我是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同时也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一名党员。蔡永飞老师虽然是民革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但是他并不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党员，而是一名中共党员。民主党派的各级机关都是由中共党员以公务员身份来直接控制的，农工党中央和农工党北京市委都是由中共的党组织来负责大政方针和具体的日常事务的。我听农工党的老前辈讲过，1980年代的时候，胡耀邦曾经要求中共党员和中共党组织从民主党派里面退出来。胡耀邦下台之后就再也没有人重提这件事了。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现代政党必须坚守的底线正义。要不然就应该来个等价交换，让我也到中共中共机关里面去建立一个农工党的党支部。今天上午有一位律师朋友说民主党派是既无用也无害的盲肠，蔡永飞老师表示了强烈抗议。我要说的是，把民主党派形容为盲肠是太抬举民主党派了。现在的民主党派根本没有这么美好，他们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贡献，只是在政府做什么坏事或者遭遇到什么政治危机的时候，才让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站出来表态支持一下子。我自己被剥夺工作权利的时候找到农工党中央，他们到现在一个屁都没有放出来。像这样的民主党派，怎么可能维护广大农民和工人的切身利益呢？！农工党中央在地坛附近占用了一个很阔气的大楼，整个大楼被装修成漆黑色，门口连一个牌子都没有挂。一般的过路人是不会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的。我一直称这个地方是黑社会。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现在的民主党派完全就是寄生虫和害虫，或者说是一边立着民主的牌坊一边出卖灵魂加肉体的暗娼和二奶。”
农民增收路在何方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徐俊忠老师的演讲题目是《农民增收，路在何方》。第一点，我很敬佩徐老师。他为了研究课题而放弃了中山大学那么好的位置去基层挂职。而且是给他当市委副书记他不愿意，偏偏要下到基层去当县委副书记。
第二点，我觉得农民增收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以前也写过农民增收方面的文章，后来想一想不对头。最近30年来，农民从来没有增收过。农民增加100块钱的收入，城市居民就会增加1000块钱的收入。与城市居民进行横向比较的话，农民从来没有增收过，反而在越来越快地减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一天天地在加大。我认为现在要讲的并不是农民如何增收，而是如何保收，我们连保证农民不比城市居民收入更少都做不到。计划经济时代搞统购统销，不顾农民的死活抢农民的粮食。改革开放之后不再那么残酷地抢农民的粮食了，却又开始抢农民的土地了。政府从农民手里抢一亩地只需要几万块钱，拿到市场上一倒卖就是几十万甚至于几百万。欧美文明国家的政府都是要保障本国人民的利益的，只有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在与民争利。假如国家把抢农民的地和抢农民的钱归还给农民，农民保收和增收应该不是难事。要继续这样抢农民的地和抢农民的钱，中国永远谈不上农民增收的。
第三点，徐老师的文章标题是《农民增收，路在何方》，他在文章里面提到了许多中国农村存在的现实问题，譬如说农民工赚的其实是血汗钱和血泪钱，大量农民妇女因为丈夫外出打工而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变成了体制性寡妇，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又会制造许多留在家里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问题儿童。农村大量输出劳动力的结果是，农村留守的主体被人们叫做“993861部队”，有些村庄几乎都是老年和妇女，只是到了晚上，小孩放学以后乡村才有一点点生气，这样的人口结构所决定的政治生态，根本无力遏制土劣势力的扩张和乡村社会的凋零。徐老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农民增收的出路就在于加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而且还专门引用了邓小平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一段谈话，说是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我不太明白的是，这个集体经济是1949年之前的集体经济还是1949年之后的集体经济？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就我所知，1949年之后的河南农村，也是有局部的集体经济的。到了农忙时候亲友邻居之间可以自由组合、相互帮助。比较大的宗族还有一部分的祠堂公产资助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上学。家庭成员或邻居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村子里会有德高望重的乡绅来主持公道。到了农闲期间，每一个村落的农户都能够自己组织戏班或者从外面邀请戏班唱大戏办庙会。到了1949年之后，这样的集体生活完全被败坏了，代之而来的是被集体化和被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及其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就是这样的集体生活直接导致几千万的农民被活活饿死。像这样被集体的集体和被组织的组织，我是坚决不答应的。农民真正需要的是被政府当局严格禁止的自己组织自己的农会、农村金融合作社以及自产自销的经济合作社之类的民间组织，而不是官方强制农民加入的什么组织和什么集体。
允许村官腐败是农村改革的障碍
张玉奋老师是江苏泗阳县李口镇吴集村地道的农民，而且当过村干部。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报刊上称之为倒普法，也就是维权农民和上访的访民对于法律条文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政府官员、执法警察、审判法官以及所谓的专家学者。无论是在维权现场还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农民当事人倒过来向专业执法人士进行普法的现象发生。张玉奋老师就是一个证明。他所讲的《村官腐败是农村改革的障碍》，对于依法防止村官腐败提出了很好的分权设想，这样切实可行的设想在所谓的“三农专家”的文章里面也是很少见的。说得不客气一点，张玉奋老师的文章就是对于我们在座的这些人的普法课。美中不足的是，张玉奋老师的文章标题还不够准确，应该再加上两个字，叫做“允许村官腐败是农村改革的障碍”。村官其实也是农民，他之所以能够当上村官，并不是村民自主选举的结果，而是上级党组织英明领导的结果。假如他不给上级党委的领导人送钱送礼拉关系，他是不敢贪污腐败的。以此类推，上级的乡镇官员之所以敢贪污腐败，同样是给更上级的党组织礼尚往来、行贿送礼的结果。把村官腐败的板子仅仅打在村官身上，其实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老传统，而在实际上，允许村官腐败的是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整个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
林秋朔老师是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的处长和法学博士，他所讲的题目是《新一轮农村改革与农民价值观再造》。他所讲的给农村社会注入有灵魂的变化动力以及相关的政治设计，实在是太高深了，我没有办法加以讨论。我想说的只有一点，林老师把宗教与封建迷信放在一起讲，似乎带有一点偏见。我上个月在南京的一个会议上演讲过“关于农村基督教的文化思考”，我的基本观点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大陆已经有200年了，基督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织部分。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学好、教人行善的。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对于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在内的传统宗教文化的弘扬和普及。这一次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我们看到了基督教的身影，也看到了台湾的慈济和佛光山的身影，偏偏没有看到少林寺、五台山甚至于道教发源地青龙山的主持、道长们，出现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离灵魂最近的原本是宗教信仰，而不是强制性地统一人家的思想、再造人家的价值观的党文化。我们今天讨论还权于民，除了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之外，政府当局还应该把自由信仰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和自由言论的权利，切切实实地归还给所有的本国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