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掀起的反韩风暴，不仅与自己的南海立场互相矛盾，而且在面对来自朝鲜的核威胁面前显得尴尬。
台湾《上报》发表政治学者黎蜗藤文章《中国应该理解韩国为何部署萨德》认为，韩国在自己国土上部署防御性武器，符合国际法。其次，韩国部署萨德有军事上的正当性和迫切性。
文章说，在韩国和国际舆论看来，中国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与其在军事化南海诸岛问题上的态度显得双重标准：在国际社会一再表示对中国南海军事化担忧之际，中国一直强调在”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展设施建设，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国家的正常权利”。但相较韩国，中国在南海的人工岛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军事威胁，与韩国受到的威胁不可同日而语；中国部署的地对空导弹，也不能认为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因此，很难说服国际社会，中国能在南海人工岛部署导弹，韩国为何就不能部署防御性的武器？
文章说，中长期而言，无论如何，只要金正恩在位，中国希望在朝鲜和韩国之间搞平衡战略，已经越来越困难。中国对朝鲜半岛应该有全面的新思维。
两韩面前，北京能干什么？
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抵制乐天，网络时代下民族主义的进化》，作者杨山认为，北京在东北亚诡谲局势中面临的困局。北韩核问题一步步走到今天，并不意外。中国与其说是无法下定决心遏制北韩，不如说是根本缺乏遏制北韩的能力。北韩的核武器已经将北京纳入射程范围之内，金正恩到底打着什么算盘？北京恐怕比首尔更紧张，也更无力。
文章认为，在消费热潮更旺盛，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今天，激进民族主义由原先的小圈子、可控性低的激烈群众运动，变为更加个人化的抵制行为。激进民族主义不仅不再对中产构成威胁，反过来变成最适合中产使用的意识形态。党管新媒体代理激进民族主义的结果便是：激进民族主义不再代表某种和体制的沉闷惯性相抗衡的东西，它变得像是中南海的理性官僚们放出的回旋镖，脱手而出，声势振振，从容完成目标，最后稳稳抓回自己手上。只不过，这把回旋镖，并不直接击倒外交上的对手。
“限韩令”背后的大国争端
台湾《风传媒》发表政论人陈昭南文章《”限韩令”起，军事经济争霸的前哨战？》指出，
反正在威权体制下，只要祭出”爱国”神符，都可以无法无天。但是以同等倨傲态度而将此一令旗挥向友好有加的”大韩民国”，而且还越演越烈，甚至其紧张情势都已升高出”民族主义”的爱国动员程度了。这态势很可能会继续涨成中国抗日潮那等气流，这样就不能再当成笑话去看待了。
文章说，表面上看，韩国引入萨德刺痛了中国的神经，但根本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策略。这会形成某种示范效应，好像周边国家地区跟着美国走，就是一个能让中国难受的点。比如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都曾传出要部署萨德的消息。”一个一心一意要图霸国际武林盟主的’大国”强国’，竟然会被区区一个萨德反导系统给轻轻摧毁了，情何以堪？习大大的中国梦将何以圆熟？”
“反台独”，岂不是在”反民主台湾”？
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台独，就是反”党国”封建专制下的产物！》，认为中共在北京举行的”两会”中高喊”反台独”是不知所云，因为所谓的”台湾独立”，根本就是反”党国”封建专制下的产物。
文章说，今天的台湾，在经过廿年来的民选总统、国会与民主化，以及三次政党轮替，早已被国际认证是：”进入民主巩固时期的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是与北韩一样，属于全球极少数的”党国”（一党专政）体制国家，等于是”皇朝”统治人民。那么”党国”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有何理由”反台独”，岂不是在”反民主台湾”，只不过是换个名堂侵吞台湾罢了。
共产主义会笑到最后？
《纽约时报》发表牛津大学教授DAVID PRIESTLAND文章《共产主义会卷土重来吗？》提出问题：在苏联解体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还有可能出现第四次共产主义浪潮吗？文章说， 一个主要的障碍在于60年代以后出现的分裂：老左派把经济平等当作头等大事，菲舍尔的后继者看重的则是世界主义价值观、性别政治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此外，在全球范围内捍卫贫困群体的利益看上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剧了左派的困境，同时为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和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之类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创造了机会，让他们得以利用世人因为北方的经济不平等而产生的愤怒之情。
文章认为，我们刚刚进入一个重大经济变革和社会动荡频发的时期。由于极度不平等的科技资本主义无法提供足够多的高薪工作岗位，年轻人或许会推动更为激进的经济议程。新左派随后或许可以在一种新的经济秩序中成功地把白领和蓝领失意者团结起来。我们不可能回到有着五年规划和古拉格的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如果说我们能从这段动荡的历史中学到些什么，那便是：”最后的欢呼”可能和人们在1950年预言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同样虚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