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从《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看反右运动的反动性

赵 旭
​（作家、兰州市某大学副教授、夹边沟历史最早的研究者、右三代）​
 
今年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六十周年，1957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那场惊心动魄、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在中国以至世界是一个极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极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这个极其卑鄙无耻的“阳谋”运动，它必然会受到历史无情的、公正的裁判。历史只会宣判这次运动的发动者所犯下的反人类文化文明、反人权人道和反民主、自由的滔天罪行。历史也将会证明，反右运动的发动者以及执行者虽然他们猖狂于一时，他们来势凶猛、气势汹汹，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势和暴力在人间造成极大的悲剧，使得千千万万无辜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亲情反目，暴尸荒野，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痛苦。好在历史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夹边沟惨案的幸存者们，几十年来一直坚信这一点。虽然反右运动的发动者和执行者所犯的罪恶罄竹难书，但夹边沟惨案的幸存者们还是通过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告诉笔者，无论是受难还是死亡，都并不等于失败，相反，铁一般的事实终究会将那些疯狂摧残迫害知识分子的专制者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发生夹边沟惨案的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解放军第三军军垦农场，由于土地贫瘠，盐碱太大，打的粮食不够种籽。1952年，这里曾建夹边沟水库，水库枢纽由大坝和输水建筑物组成，大坝为均质砂壤土坝。水库经多年运行，大坝出现了严重的工程隐患，坝坡渗流不稳定，后废弃。1954年7月农场交地方改为一个国营夹边沟新建劳改农场，这里曾关押在土改、镇反、肃反和反胡风运动中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和一些刑事犯罪分子。1956年7月转为就业农场，专门安置刑满释放的劳改就业人员。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为了关押改造反右运动中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改为劳教农场，但对外一直沿用国营夹边沟新建劳改农场。它的场部是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修建起来的，离夹边沟村约有二里路程。在酒泉城东北约30公里处，夹山之南，北城之北。它的东南面叫临水，北面叫北湾，西北方叫新添墩。那座有烽火台的沙石山被称作毛夹山。夹边沟农场总场有一万多亩地，新添墩作业站有四千多亩地，这些地大多数是些盐碱很大不长庄稼的盐碱地。新添墩作业站的土地是1956年才开始耕作的。这里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利用北大河水灌溉。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夹边沟留下了一部分刑满释放的劳改刑事犯骨干，大多被迁到马鬃山劳改农场。1957年11月初甘肃省酒泉运输公司的4名劳教分子、劳改局的4名劳教分子，和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劳教分子为夹边沟农场第一批劳教人员，其后，开始陆续往这里押送思想政治犯。据甘肃省委甘发（64）60号机密文件统计，原送夹边沟农场的共2369人，有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约占37.44%；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约占37.9%，（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肃反运动中不够标准而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有右派言论且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坏分子四百三十八人，约占18.49%（坏分子比较复杂，工人中和军队战士里在反右运动里有言论问题的被划为坏分子；甘南剿匪时不打叛匪的解放军战士陕西户县人任群牛、王芝勤等，也被订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送到了夹边沟）；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六十八人，约占2.87%（主要是在大跃进中实事求是而不进行虚报浮夸的党政干部）；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七十八人，约占3.29%。但据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腊静华谈，她在1960年底中央工作组来后被抽到高台农场成立的一个临时办公室统计夹边沟农场总共送去的人数为3000多人，当时统计幸存的人数为500多人。1958年最高峰时，夹边沟农场向甘肃省劳改局汇报的犯人数为3074人；1958年11月，司继才给劳教人员们发衣裳，据他日记上记载为3136人，名单是刻印出来的。但1958年11月时夹边沟已自杀、病死、累死了很多人，其后又不断送来各单位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不断送来从别的农场来的不听话的右派分子和拔了白旗的大学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另外，有些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单位还没有定性的，统统都没有算到这个数字里面。所以，实际来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要超过以上提供犯人数字，大约在3500人左右，幸存者只有500多人，不超过600人。所以说，甘肃省委档案里夹边沟农场的人数，是原农场领导和原甘肃省委为了开脱罪责压缩瞒报了的数字，他们少报送进夹边沟的人数，扩大幸存者的人数。死亡人数只统计了夹边沟农场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而将明水滩死亡人数没有算进夹边沟农场死亡人数里面，凑了一个活回来接近50%的比例。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幸存者王志告诉笔者，1961年5月领导派他到夹边沟农场取回兰州军区十多个劳教人员档案时，他看见场里专门留了一些人在死亡人员的表册里编造填写理由，死亡原因一栏里填的是什么肺癌、肝硬化、心肺病、肾衰竭、心肌梗塞、自杀等等，几乎将中华医典上的疾病名称全部用上了。夹边沟幸存者杨道本告诉笔者，这里留着编造夹边沟农场死亡人员档案的就有腊静华、杨道本和两位医生宫麟、常世杰。那个年代这样做假的事情多了，抢救人命后夹边沟农场为了应付死亡劳教人员的家属，甚至将修迎丰渠死亡的农民坟攒成堆，随便在石头上用油漆写个名字来糊弄家属。笔者在翻阅夹边沟农场解散前夕1961年11月编造的傅作义将军叔伯兄弟林业专家傅作恭档案，傅作恭死亡报告这样写道：“ 傅作恭，男，38岁，山西省人，于1960年5月患病死亡。患者在58年去场时自诉有肺结核、脱肛史，平时经常腹泻，曾经以健胃收敛剂治疗，并休息及轮劳照顾。自59年冬身体逐渐消瘦，曾昏倒一次，急救清醒后给予休息和治疗，病情有好转。

 

于60年5月发生严重腹泻，即入病室修养治疗，患者伴有咳嗽、气喘、体质瘦弱、心音弱，心动缓慢，给予营养、强心剂、健胃收敛剂及抗痨药物，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后回队休养治疗。在60年基本未参加劳动。患者虽经常内服营养剂，但体质逐渐消瘦、衰弱。59年11月11日患者私自外出，发生昏迷，经发现后即大力抢救，但终因病情严重，急剧恶化，抢救无效而停止呼吸。
死亡诊断：急性心力衰竭（埋葬本场山后）
主治医师：陈造堂
勘验机关：酒泉人民检察院
1961年11月8日（盖章；中国共产党地方国营酒泉夹边沟农场支部委员会）

 

（这是傅作恭档案里的一封夹边沟农场在傅作恭死亡一年多后的死亡报告，这样的报告夹边沟农场其后编造了很多，一是为了应付寻亲的家属，二是留作档案证明死亡的合理、农场的仁至义尽。但从这份报告所说1959年11月11日就抢救无效而停止呼吸，1960年5月怎么再能够发生严重腹泻，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编造时的匆忙、素质和无耻。）”另外，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夹边沟农场后来为了开脱罪责，向上面瞒报、缩小送来的劳教人员人数；他们扩大没有单位认领、无家可归的人数，编造很多人被送到了安西十工、安西四工、酒泉城郊、下河清、高台、新华、五大坪、北湾等农场，从而扩大幸存者人数，来减少实际死亡劳教人员的人数。而且将送到高台县明水大河农场的劳教人员有意与夹边沟农场脱开，这样就将在明水滩死亡的将近2000人没有统计进去，这就是为什么幸存者、原管教干部和最早统计者腊静华说得总人数与死亡人数与甘肃省委公布的数字有那么大差距的原因。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局长孙金铃告诉笔者，他在1978年任酒泉市公安局政保股副股长时，当年开会笔记记录上说，夹边沟农场改造的劳教人员年龄一般在20多岁到30多岁之间，主要是甘肃省机关、企业和学校中的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大鸣大放中被揪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有右派言论的坏分子。但也有很多从全国其它地方来的，例如，从南京送到安徽劳教又转到甘肃来的朱家驹。

 

从以上统计数字来看，是反右运动导致了夹边沟惨案，它的间接原因是反右运动演变为大跃进和其后全国饿殍遍野的大饥荒，直接原因是右派就是反动派的逻辑使得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被强劳、打骂、罚扣食量、寒冷饥饿一个个倒毙在荒漠戈壁。

 

 

反右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次运动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煽起所谓的“阶级仇恨”，让人与人之间互相告密、互相揭发、互相批判、互相打骂。所以说，很多右派都是由儿子揭发老子、妻子揭发丈夫、老子揭发儿子、丈夫揭发妻子、以及朋友之间互相揭发而被打成右派、坏分子或反革命到了夹边沟的。夹边沟农场管教干部只有三十多人，三千多名劳教分子主要靠劳教分子自己进行管理。这里的小队长、小组长都由劳教犯人担任，施行的管理办法就是互相告密、互相揭发、互相捆绑、互相打骂。原中共甘肃省武威地委宣传部干部幸存者罗舒群对笔者说，“那个时候犯人们为了给管理干部留个好印象，除了积极表现、拼命劳动之外，还有些人就是故意献媚献策，到管教干部跟前打小报告。而农场也就利用这一点，让犯人整犯人，让犯人管犯人，而且，犯人批判发言整起犯人来比管教还要厉害。”由于有犯人之间互相告密、互相揭发，所以说，管教干部就多了许许多多的耳目，他们可以随时了解农场每一个人的思想动态和行为举止，可以知道农场每一个角落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另外，管教干部掌握着犯人们的生死大权，他们可以随便扣罚在死亡线上挣扎犯人们的饭食，可以拿饭食进行拉拢奖励，这样他们就能随时呼唤犯人去捆绑殴打犯人。

 

原甘肃省张掖地区水利局工程科工程技术员幸存者高学武对笔者说道：“那些平时文质彬彬、从不说脏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这里要受到管教干部的随意谩骂。什么‘狗日的’‘驴日的’‘妈那个屄’‘老子毙了你’‘你们这些吃饭的牲口’‘你们还想改造好，改造你妈个屄’‘你们还想回去再工作，还能让你们再工作吗？那是白日做梦’‘一辈子也改造不好’‘这个世上要你们这些笨蛋、懒蛋，还想出夹边沟回单位，瞎想！就在这里一辈子吧’‘捆死你狗日的’‘打死你狗日的’‘饿死你狗日的’‘你们以为你们本事大，有能耐，就是孙悟空在世，也逃不了夹边沟如来佛的手心，念一念紧箍咒就够你们受几天’等等。劳教人员除了随便要受到谩骂以外，经常被管教干部捆绑、吊打，他们打起人来，比地主、恶霸、流氓、土匪还要狠，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麻木了。捆人时，犯人们还要跟着吼，跟着骂，一些人跟着喊时，边擦眼泪边喊。而有些人则闭上眼睛，张大嘴巴，举手遮脸，装着一起喊口号。还有些则不听那撕心裂肺的哭嚎与喊叫。”

 

地下党员原甘肃省靖远县中共打垃池区区委书记幸存者黄中对笔者说：“无论我们内心里多么委屈，灵魂经受着怎样的凌迟与煎熬，在夹边沟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真正是缸壮的屎棒只有往肚里咽。我们被整成了‘牛鬼’，但我们自认不是‘牛鬼’，我们确确实实是人，是有血有肉、父精母血孕育而成的人啊，我们也该享有做人的起码的权利，可我们还得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希冀将自己改变成一个新的自我。在夹边沟农场时胡家颖队长、唐组长（都是劳教人员）辱骂我最厉害。如胡家颖骂：‘见了你这人不由人生气，有枪我就要把你一枪打死。谁给你吃饭，本身就是犯罪，所以叫你吃不饱，饿不死就行了。’唐组长骂：‘你这坏家伙，到什么地方还想吃饱饭。’因我要求吃饱饭，唐组长不满，挑拣了大筐子装满添高要我抬，因我无力抬不动便将我捆了两次。领导对我如此，组内打我骂我者就成为平常事了。在基建四队夏收时，由于组长柴荷根（劳教人员）随便动手打我，组内打我的就有张伴云、敬乃宗、肖德武、薛慧、梁庭民（都是劳教人员）等人。尤其一次薛慧与我抬筐子，因我走的慢，被罚要进行加班，心中不满，借我休息放筐子没给人家打招呼之故，将我从腿上一杠子，当时我就晕了过去，两三天走不动路。二月初编入生产二队四组后，学习组长魏建中（劳教人员）打我捆我，组员打我的有：张锏良、马养泉、贾天佐、王民五（都是劳教人员）等人。至于随便骂我‘日你妈’‘反动透顶’‘黑心肠’‘没良心’等词更是家常便饭了。一次在小组会上，批判我反映吃不饱的问题。张锏良骂我说：‘你说吃不饱，就越叫你吃不饱以后给你一个月十斤粮，不信把你这个生牛皮熟不下来。’‘喂狗去都不叫你吃。’”

 

原中国国家建筑工程部兰州西北第三工程局党委宣传部部长幸存者司继才对笔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那个时候场里的管教干部也经常打骂劳教人员，场长刘振玉和阎队长就随便骂我们是‘驴球日的’。留场的劳改就业人员和一些为虎作伥的劳教人员也打骂自己的同类。夹边沟农场小队长权力大得很，随意扣饭，经常打骂犯人；另外，农场让劳改释放犯人去管右派劳教人员，这些人对右派的打骂和克扣非常厉害，然而管教干部却不敢制止，都害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那个时候，场里一些管教干部随便找茬进行捆人练习、比赛，很多犯人被捆成了残废。我记得那时有个小年轻张干事，是个天津人，他和阎队长比赛捆看着不顺眼的犯人，看谁捆得利索。阎队长捆过原定西粮食管理所的王所长；王所长是部队转业干部，打成右派后被送到这里，搬沙填海时由于干得慢了些，被阎队长将胳膊捆断了。这个张干事就把一个劳教人员给活活捆死了。有个叫王仁杰的劳教人员，这是个上海人，为支援大西北来到了兰州，后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因为被扣了饭干不动活，病得不能劳动了。一天在外寻找野菜途中路过菜园子，顺手拔了一个萝卜，土还没有擦净就塞进了嘴里，还未来得及咬一口，就让在这里守园子的劳改释放犯卢福保抓住拳打脚踢，并将他拉到了场部。张干事不问青红皂白拿起一条绳子就把王仁杰给捆了。当时我就在跟前。他将细麻绳在王仁杰的两条胳膊上一绕，然后用脚一蹬，只听王仁杰惨烈地叫了一声‘哎——。’管教干部赵来苟说：‘你捆得太厉害了，慢些，慢些。’此后再没有声音了。人们就将段照熙大夫叫了来，段大夫来后说，赶快抬，赶快抬，往医院抬。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将此人救了过来，就这样一绳子把人给捆死了。这个犯人王仁杰是被管教当着他探亲来的妻子面捆死的。王仁杰的妻子见自己的丈夫被折磨成了这个样子，双腿一软倒在地上晕了过去。当天晚上王仁杰的妻子就吊死在了菜窖的门口。哎，一个萝卜两条人命呀！”

 

反右运动中将右派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反动派，所以，在夹边沟农场除了管教干部随意打骂犯人外，他们还让犯人打犯人、犯人监视犯人，最可恨的是他们将原留场劳改人员作为亲信，这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莫名的仇恨，折磨起右派、反革命来使用的手段令人发指，让人性的丑恶在这里发挥到了极顶。

 

 三、夹边沟惨案是天灾还是反右运动极左路线下的人祸谋杀

 

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大致分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贪污以及违法乱纪分子。大多数是反右运动中反出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次是在大跃进前和大跃进期间极左派为了清理绊脚石而抓出的实事求是党政干部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例如，原任张掖地区计划委员会科长的幸存者杨万益告诉笔者，“计划委员会由于不同意甘肃省张掖地区地委书记安振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面前吹嘘甘肃省张掖的粮食要增产20%，也就是要达到23亿斤，说计划委员会调查各地区报上来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9亿斤，就是这各地区报上来的19亿斤粮食也有许多水分，而张掖地区有些县已经在1958年出了粮食问题，农民已经开始挨饿了。不同意说粮食产量增产了这么多，说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是要救灾。于是，说计划委员会与党没有保持一致。随后计划委员会的骨干都成了反党分子。王国森、杨万益、谢其云、马千里、张晋五个都是反党集团的反党分子。计委副主任王国森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杨万益被开除党籍，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谢其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马千里被送到了安西十工农场劳动教养。”而就是张掖地区多报的这4亿斤粮，使得张掖地区家家户户的粮食被搜刮一空，曾编写《张掖市志》的张中式告诉笔者，“张掖地区实际上民勤县饿死了13万人；张掖县饿死了7.8万人，全家死绝98户，人吃人的58户；高台县饿死了5万多人；全河西14个农业县饿死超过40万人。1959年10月修迎丰渠时，一场大雪就冻死3000多人。”

 

现在有很多人问笔者当年全国有那么多劳教农场，仅甘肃酒泉地区就有11个劳教农场关押着反右运动中的反、坏、右，为什么甘肃夹边沟农场劳教分子几乎全部死光？当年的幸存者告诉笔者，一是夹边沟农场土地贫瘠，顶多只能养活三四百人，但却关押了3000多人，而且在大跃进时期农场领导吹牛不要国家的一颗粮食，要自给自足，夹边沟农场收获得粮食远远不能养活这些劳教犯人。二是劳动繁重，夹边沟农场让犯人劳动一般都在12个小时以上，且经常打擂台进行竞赛，身体弱小的犯人多被活活累死而其他人则将身体累垮。三是当年上面政策宣传“右派就是反动派”，下面农场领导和管教认为这些人被送到夹边沟农场是消灭反动派的另外一种方式。所以，许多别的劳教农场所谓的“不服改造”“不好好改造的”的劳教犯人，统统都被陆续转到夹边沟农场而被夺去了性命。对于夹边沟劳教分子的死亡原因，曾任甘肃省委书记的王秉祥在《关于夹边沟农场问题向省委的汇报》中谈道：“张掖地委第一书记安振，指责反映犯人和劳教人员口粮低、发生死亡问题的同志是‘替犯人喊冤’。这就更加助长了漠视人命的错误思想和作法，‘农村也死人，死几个犯人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少一个反革命’。由此，在多次减少劳教人员口粮的同时，生产任务却层层加码。”由于张掖地委第一书记安振是这种态度，于是，原夹边沟农场场长刘振玉在夹边沟农场的大会上说道，列宁说过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枪毙人还要浪费一颗子弹呢。甘肃天水的右派幸存者周孝理就是听了这句话心里发毛，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魔窟夹边沟的。因为右派当时是所谓的“反动派”，为了消灭这些“反动派”，农场对这些劳教犯人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才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惊天惨案。甘肃省委党校当时在夹边沟农场送去了十一位优秀的教师和干部，仅活着出来了程时雨一个幸存者。

 

对于夹边沟农场大量死人的情况当时甘肃省委和张掖地委的领导是非常清楚的。在1959年时，他们已经知道农场里的人随时都会被饥饿和强劳折磨而死，所以1959年7月31日，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和1949年担任国民党北平和谈代表团的秘书黄席群，以及谢再善等这些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以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名义从夹边沟农场调到了甘肃省酒泉新生机械厂，这是个劳改工厂有定量供应，所以这些被特殊保护的人才能活了出来。

 

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几乎全部死光最主要的原因是，1960年时劳教犯人的身体大多数已经垮掉，但是张掖地委和夹边沟农场却在1960年9月将夹边沟农场两千多濒临死亡的犯人拉到了高台县明水滩。这时甘肃河西走廊已是风雪交加，犯人们住在洞穴里，每日里喝着些稀糊汤汤，寒冷和饥饿迅速地在夺取这些人的性命，不是钱瑛和中央工作组抢救人命，可能连这些幸存者也不在了这个世界上。甘肃省财经学院教师幸存者王俊峰在夹边沟一直干埋死人的活计，他对笔者说，“夹边沟刚死人时，做个木板棺材，还要在坟前插个牌牌，后来死的人多了，就用两个芨芨草编的大筐装进尸体掩埋。以后每天都有死人，就用死了的人的被子包裹后，一条绳子拴在下肢，一条绳子捆在肩部，然后用一根扁担两个人前后抬到沙坡上或明水乱葬岗的戈壁荒滩上掩埋。那时，饿死了人，谁也不敢说是饿死的，卫生所都给编了病历，场里天天仍然高呼着口号，鼓动人们向困难宣战，而且，越到死人多的时候，这种口号越响亮。开始的时候，农场死的人少，白天不埋晚上埋，以后死的人多了就不管白天黑夜了。人们一个个像木头一样，神情寡呆，个个扬着头走路，浮肿的眼睛成了一条细缝。我们埋了死人，就在石头上或木牌上写上这个人的姓名埋到死人掩埋沙堆的旁边。

 

到了明水后，人们从体力和精神整个儿垮了。这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人们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犯人们想，3000多个劳教人员里只有3个人给摘了帽子，这三个人还要留场劳动，这无疑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再加上一个右派在绝望中铤而走险，偷了南洋仔的一块金壳怀表，又故意败露，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转到劳改队服刑。1960年，这个右派刑满释放，到明水来拿他放在场部的东西，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右派们说，当右派不如判刑劳改，你看，人家刑满释放自由了。所以，此时的人们感觉到劳教遥遥无期，彻底绝望了。二是人们在1958年到1959年时劳累过度，大部分犯人的身体已经被累垮了。夹边沟农场不论是右派分子还是历史反革命大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读书人生存能力比一般人弱。三是口粮降到了每月14斤原粮，再加上人们住的是在沟坎边掏挖的洞穴，大多数住一两个人，有些能住四五个人，没有一点取暖设施。也有管教干部们住的地窝子和窑洞里有人工土炕的。由于天气严寒，河西走廊那时气温都在零下二、三十度，整天刮着刀子风，割人的脸。所以，过了10月份就开始大量死人。另外，饿急了的人们见什么吃什么，吃蚂蚱，吃蜥蜴，捡到死老鼠就用两手抓着撕吃生肉，还吃死人的内脏，吃管教干部的大便。这种胡吃乱吃是大量死人的主要原因。”

 

王俊峰说到这里停了停，然后继续说道，“有个永靖人叫胡致中，和我一起埋死人，他有一天将价值一百八九十元的二毛皮大衣换了两斤炒面。那时候的一百八九十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说：‘你疯了吗？’他笑了笑说道：‘我先把它吃到嘴里，不吃明天还不知道是谁的呢？还能不能到我的嘴里。’那时候犯人偷吃死人的内脏，谁都知道，每次埋死人，都可以看到被挖出的尸体被刀子割开掏了内脏，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只是有些人太明显了，才被管教干部发现，在全场开大会批判和捆绑。有一次，一个犯人将人的心肺肝掏出来拿到洞穴里，准备吃，还没有吃到口里，就被管教干部发现了。管教将我叫去，让我带那人把掏的内脏再倒回原处去。在路上我问他，你怎么想到吃这个，他说，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就吃过中国人的。走到他掏过死人内脏的原处，可是死人太多了，一个沙堆连着一个沙堆，他已经无法辨认哪个是他掏挖了的死人沙堆，于是，我们就随便刨了个坑，把内脏扔到里面，用沙子掩埋了。

 

1960年冬至的前一天，这天是我们埋死人最多的一天，早上我和胡致中抬出去了28个人，到下午汇集到一起又是36个人，抬不动了就用马车拉出去了。这些尸体天寒地冻挖不开坑，只是用沙土在尸体上撒了些，攒了个堆就算埋了。这一天我们一个站就死了64个人，明水当时有东、西、中三个站，谁知那一天一共死了多少人。

 

明水滩死人的情况就像一个人拿着扫帚在秋天扫树叶，前边西边还未扫掉，后面又是一片待扫的树叶，后面东面扫完了，前边又落下来了一大片。”

 

夹边沟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六十年了，六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让我们不断对那场血腥、恐怖、残暴、疾风暴雨般的反右运动进行反思。当年的右派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博士生导师胡德海对笔者说：“反右运动扭曲了不少中国人的心灵和伦理道德，人们自此被锻造成失去了独立思维、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精神上十分低矮的人。亿万炎黄子孙从这空前惨烈的运动中，汲取了‘祸从口出’的血泪教训，从此远离是非、讳言道义，或守口如瓶，或言不由衷，或装聋作哑，或歌功颂德，许多人成为匍匐在地跪倒在权势者面前的奴隶和奴才。反右运动败坏了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固有的彰善抑恶的社会风尚和机制，埋葬了仁慈、仁义、博爱、诚信、忠孝等传统美德，从此，好斗的暴戾恣睢之气盛行。寡廉鲜耻，看风使舵，谄谀取容，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等恶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时竟然蔚然为时代的风气。这场运动开创了当代中国践踏民主、自由、宪政，蹂躏人权的新纪元，专制独裁从此横行无忌。这场运动也导致了中共官场风气的急剧恶变和官员精神风貌的嬗变。因为他们已从其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领导就是人们命运的主宰，对任何一级领导，都不能轻慢亵渎，必须毕恭毕敬，巴结讨好，因为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主导者、所有者和主人。崇拜权力，打压文化、知识，已为常事。至于有知识者，在权势者面前，只能是个说话的工具，可以随时敲打，任意欺辱，为所欲为，已为司空见惯，可以不以为意。由反右运动营造出来的这种不堪的局面和社会氛围，是当时中国人时刻可以呼吸到的政治雾霾，其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所具有的专制性、野蛮性、愚昧性和其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文化文明的特质，赫然在目，随时随处可以触摸到，使得生活于其中的每个稍有理性，稍有良知和正直立身的人倍感压抑和痛苦，时时觉得透不过气来，感到苦海无边，难以摆脱，徒叹奈何。而中华民族固有的精气神，中国人崇尚的正气元气，也就在此过程中，被虐杀、被遏制、被消灭殆尽，中华民族的素质从此沉沦下去，一落千丈，一蹶不振。”

 

反右运动打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毁掉了自中国近代以来培养出来的所有精英，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文化，使得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在未完成其历史使命之时就过早夭折了。反右运动是导致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的总根源，其反动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在适逢反右运动六十年之际，从《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里幸存者的证言做进一步的探讨，让人们追根溯源、深刻反思、认清事实、以史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