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两篇文章《习仲勋当年最坚决否定的正是习近平如今最积极确立的》和《习近平已经彻底否定了习仲勋的“党在法下”》中 已经介绍过，在习仲勋主持法制工作期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高锴先生和《炎黄春秋》杂志的原执行主编黄钟先生都对现行宪法，也就是八二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由共产党领导”大加赞赏。按照高锴先生的说法：“为什么不在宪法正文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当然不是文字的疏漏，而是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和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
这里的“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和立法者”显然是特指，即不是邓小平，也不是陈云，而是彭真和习仲勋。
按照高锴先生在纪念习仲勋诞辰一百周年时发表的纪念文章中的回忆内容，当时的习仲勋在立法方面的贡献甚至大过彭真。
高锴先生回忆说：1980年9月，习仲勋从广东调中央任职，先是由全国人大补选他为副委员长，随后在党的会议上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时，他还兼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反映了党对法制工作的重视，也反映了仲勋同志对法制工作的特殊关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诞生于1979年2月，是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而建立的有权威性的立法机构，由80位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第一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囚禁地回到北京的彭真，第二任主任由习仲勋兼任。他们的任期各约两年三个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员会就结束了历史使命。正是在这两位热心法制的老革命家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开始从“无法无天”、“无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以法治国”的道路。
高锴先生还回忆说：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笔者是该次会议的秘书人员，偶然听到了他们这次的闲谈，深感两位老领导真是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法制问题。
这位高锴先生是原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习仲勋在人大常委会任职期间，他如影相随。他在习仲勋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纪念文章中“不经意”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细节，暴露出了中共党内高层权力斗争的复杂和险恶。
高锴先生说：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仲勋同志不再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88年4月，他仍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90年10月30日，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七届人大第十六次会议）。
这天上午，开常委会全体会议，钱其琛发言，对国务院提交人大审议的两个涉外法案作说明，言语简洁，只用了不到20分钟。他刚说完，并非主持会议的习仲勋站起来说：用这么短的时间，说得那么清楚，值得表扬，建议大家鼓掌。
随后他又提出：历来常委会议讨论议案不够认真，希望这次会议开始改变会风，认真讨论，建议延长一天会议时间。
主持会务的同志告诉他：已经为外地来的委员买好火车票、飞机票，会期不便更改了。仲勋说：“我是希望改进人大常委会的工作。”
下午，分四个组讨论，习仲勋像往常一样参加第四组。休息时，他仍和往常一样在室内转来转去和大家聊天，反复讲：人大要代表人民，替人民说话。休息后复会，已经过四点半钟，按习惯，再有人发个言就散会了。但习仲勋同志站起身说：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历史，请多留一个小时。他讲了很多当年在西北地区闹革命的历史，各根据地之间关系很复杂，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说得很动情，总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见者看成“反对派”，更不要打成“反动派”，要保护不同意见，要重视和研究不同意见。
第二天继续开会，大会副秘书长来到第四组通知：习副委员长因病，中央批准他去南方休养，不再参加这次会议了。
读到此处，细心的读者都会看出点蹊跷来了，明明头天一整天都在开会，而且精神状态非常好，身为副委员长，而且无疑是分组讨论时的与会者中最年长的，发言时还要站起来身来，甚至还要打破贯例，要求与会者多听他谈一个小时，怎么第二天就“因病”休养，而且还一定要离开北京，跑到南方去休养呢？此其一。
其二，既然头一天还是那样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满怀深情，会议中间休息时都转来转去和大家聊天，第二天要休养去也总应该到人大常委会告个别吧？
高锴先生对幕后之真相显然是想透露又不敢透露，所以只在自己文章中最后留下一句让读者自己去琢磨的话：“仲勋同志从这天起再也没有来人大常委会，尽管他的任期应该到1993年3月。”
前面引述的高锴先生的回忆内容还有故意留给读者自己琢磨的一处小细节是，习仲勋“并非主持会议”者，但却站起来身为建议大家表扬钱其琛的发言并鼓掌。接下以又表示历历委会讨论方案都不够认真，建议延长一天会期专门讨论改变会风。
毫无疑问，习仲勋的如上作法已经有“犯上”之嫌。这个“上”就是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共产党的组织体系里，会议场合上是绝对不能冒犯“一把手”的。
更需要强调的是，习仲勋头一天就在会议上建议延长会议一天，专门讨论“会风”问题，说说明他本人也不知道第二天就“因病”被“中央批准”离京休养，而且是再也没有机会和权力回到人大常委会了。
高锴先生半吞半吐地回顾出来的如上内容，令笔者回想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即在采访周谷城先生过程中听说过的习仲勋与万里之间的所谓“瑜亮情节”。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共党内已有共识，那就是习仲勋是彭真的人大委员长接班人。而这个共识早是在叶剑英在世时即已经达成的。因为有这个共识，这才让在“一线”工作， 一度代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习仲勋同时兼任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一九八五年习仲勋退出书记处，只任政治局委员之后，党内的分工仍然是负责法制工作。
曾经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的林牧先生曾有文章透露：胡耀邦下台之前，胡乔木和邓力群等党内左派在向邓小平汇集胡耀邦黑材料时，曾特别引述习仲勋在书记处讨论学潮和自由化问题时的讲话，指责习仲勋有时甚至比胡耀邦还右，认为胡耀邦正是因为在书记处里有习仲勋这样的党内右派分子的支持，才敢于不把小平和陈云同志放在眼里，等等。
这是不是决定因素，但确实是因为邓小平和陈云对他都不感冒，导致了随时着叶剑英的去世和胡耀邦的下台，习仲勋在党内高层已经力孤势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