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叶家人经历了所有决定现代中国走向的重大事件：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大规模的破坏性叛乱，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建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建立新的党国，反右及文化大革命中的灭顶之灾，最后是所谓“改革开放”时代叶家终于重振雄风。周锡瑞在序言中指出：“这些叶姓族人的不平凡生活，试图以此分析造就现代中国的内乱、入侵、战争和革命在每个人身上的真实展现，以此勾勒历史演进的人性化层面。”
故事始于“安庆叶家”， 那是晚清内忧外患并起的时代，叶坤厚、叶伯英父子是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士大夫，靠平定捻军和洪杨之乱积累起政治资本。他们的成就远不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但他们拥有的地方大员的官衔足以荫蔽子孙。叶家后人即便科举不中，依然可以靠捐官等途径走上仕途。从晚清到民国，叶伯英之孙叶崇质曾任袁世凯护卫、直隶清河道、巡警道等职。亲历民初的暗杀政治之后，他弃官从商，加入北洋系的周学熙财团，成为一位银行家。叶崇质选中北方金融中心天津作为基地，在天津新建了可以跟大观园媲美的宅邸和园林。于是，“安庆叶家”摇身变成“天津叶家”。
本书的第二组中心人物——叶崇质的子女们——都是在天津长大的，他们的童年过着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望尘莫及的、物质条件优越的、中西合璧的生活。其中，后来颇有公共知名度的是“叶氏五兄弟”：叶笃义（法学家、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庄（农业史专家、《物种起源》和《达尔文全集》的译者）、叶笃正（中国现代气象学奠基人之一）、叶笃廉（后改名叶方，曾任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叶笃成（后改名方实，曾任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然而，他们没有一个人逃过中共政权建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们的“阶级出身”使他们始终得不到共产党的全然信任。在文革结束之后，叶氏兄弟大都定居于政治中心北京，“天津叶家”再次转型为“北京叶家”。
为什麽西式菁英学校培养出左派学生？
银行家的家世，使得叶崇质的儿子们可以接受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式菁英学校的教育，五个儿字都上了声誉卓着的南开中学，被人誉为“南开五兄弟”。后来，他们又进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顶级的大学读书，甚至还留学日本和美国。然而，这群接受西式菁英教育的知识分子，全都成为左派，加入或支持共产党，叶家没有一个人跟随国民党去台湾。为什麽五四运动之后几代中国青年飞蛾扑火般地拥抱左派思想？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南开五兄弟”中，有两人加入共产党。叶笃廉（叶方）在清华读书时就已是共产党员，后来加入新四军，再随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当时中共党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干部奇缺，叶方深受重用，担任整个东北地区党校系统教研处负责人。叶笃成（方实），在学生时代即参与“天津学生救亡队”，再参加八路军，一度在解放区的肃反运动中被捕、被刑讯逼供乃至险些被杀。后来，方实到新华社工作，在延安与毛泽东有过接触，毛亲自修改新华社的稿件，甚至向方实口授文稿。
而叶笃义和叶笃庄两兄弟，当时虽未加入共产党，却成为政治立场左倾的“民盟”的活跃分子。叶笃义在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中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学的专业是政治，却是个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好学生”，他崇尚英美的那套政治制度。后来，他目睹日本一步步对中国鲸吞蚕食，国民党软弱无力，受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宣传的影响，越发左倾。他是司徒雷登看重的一名学生，在国共内战前夕、美国出面调停时，他担任过司徒雷登的翻译。但他很快与司徒雷登决裂：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国统区学生举行大规模反美示威活动，司徒雷登发表一份声明，称学生们要「自食恶果」。叶笃义对该声明极为不满，在上海的刊物《展望》上以笔名「陈光」发表了《不要打破温度计——警告司徒雷登先生》一文。多年以后，他在秦城监狱饱受折磨之际，不知是否回想起恩师当年发出的「自食恶果」的预言？
一九四九年，在美国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师从相关领域学术权威的叶笃正，毅然放弃在美国收入丰厚的工作和前途无量的职业，回到中国，希望爲新中国的建设效力。这不是叶笃正一个人孤立的人生选择，“在叶笃正和他的妻子所乘的船上挤满了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吸引他们回国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爱国主义，他们渴望找到机会爲国效劳，并且使它再一次变得强大”。当这群“海归”在香港跨过罗湖桥回到祖国时，大桥这边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像欢迎英雄归来。“叶笃正被官方组织的欢迎会感动了，眼裡满含了泪水。”日后，他会不会流下更多的、后悔的泪水呢？
叶笃正归国的这一幕场景，让人想起翻译家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记载的那个更加戏剧化的细节。当年，巫宁坤和李政道、杨振宁、穆旦等人在美国成立“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巫宁坤、穆旦主张回国，杨振宁、李政道反对。若干年后，杨、李二人成为学术泰斗，荣归故里。巫宁坤被整得九死一生，穷困潦倒；穆旦则成为 “历史反革命分子”，放弃诗歌写作，五十九岁便以一介罪人的身份告别人世。巫宁坤在书中回忆了一九五一年的那个历史性告别：临行前，李政道帮巫宁坤整顿行装，还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正正地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几个大字。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国去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呢？”李政道 “脸上带着一丝会心的微笑”，回答说：“我可不想回去让别人给我洗脑。”
叶笃正和巫宁坤没有李政道的智慧。然而，事后诸葛亮般地批评他们“自投罗网”，无助于透视中国曲折、複杂的现代化进程。原本是资本家子弟、应当是国民党支持者的叶家兄弟，最后居然全部成为共产党或共产党之友，从这个家庭的选择即能以管窥豹地发现，当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绝非偶然。单单归罪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误或共产党善于欺骗民众，不足以解释全部的真相。
遗憾的是，本书未能对此问题作出更深入的分析。就这个缺憾而言，同样也是叶家后人、任教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叶维丽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日富家子，为何革命？”如果针对中国的现实，则可以再加一句：“今日世家子，意欲何为？”当然是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如果参照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王鼎钧的回忆录《关山夺路》即可发现，当年共产党如何挑动、控制和操纵学生运动，天真的学生不由自主地成为共产党夺取权力的棋盘上的棋子。由此，可剥茧抽丝般地找出一些历史线索：无论是南开中学还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这些按照英美模式和价值建立的菁英学校，本来传授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在中国动盪的社会现实面前，尤其是日本的军事侵略，使得自由主义不足以快刀斩乱麻式地帮助中国解决当下的困境。于是，同样是来自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尤其是用民族主义包裹的共产主义），迅速取代了自由主义成为青年学生拥戴的主流思想。
为什麽叶家子弟躲不开中共的政治运动？
叶家兄弟不会料到，他们随后都成为中共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
在反右运动中率先落马的是叶笃义。他参加“六教授会议”，应中共的号召提意见，结果成为“阳谋”的牺牲品。一九六八年，他被造反派实行「革命专政」，拘留审查，然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叶笃义在狱中受到严刑逼供，被迫捏造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向司徒雷登递送情报。但每次审讯完后，他又感到良心不安，于是不断翻供，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严刑逼供。如此反覆，他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四年半时间，一度被夺去外衣和被子，差点飢寒交迫而死。
命运更悲惨的是叶笃庄。一九五七年，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叶笃庄与三哥叶笃义一起被划为右派，次年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羁縻于草岚子监狱、功德林监狱、自新路看守所的五年间，他翻译了达尔文的着作《人类的由来》（他当然没有探究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当下的暴政之关係）。没有稿纸，他把译文写在日译本的字裡行间。
刚刚释放回家不久，叶笃庄二度被捕，判刑十年，移送秦城监狱。他当然不知道比他“革命”的三哥也被关押于此。为了孩子的前途，妻子被迫签字与他离婚。十年刑期期满之后，他仍然没有自由，在安徽劳改农场、渔场被“强制就业”长达八年之久，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三个女儿先后来探望，历史学家章开沅在爲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父女在破旧且靠猪圈的茅屋裡团聚，其场景催人泪下，这不是一个家族的苦难，是整个民族的苦难。”
更荒诞的是，直到一九七五年，爲了改善和台湾的关系，中共宣佈特赦“国民党县团级”囚犯，叶笃庄惊异地发现自己也在特赦之列。他在被释放时感叹说：“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一生反对国民党，最后竟沾了国民党的光被释放。”一九八零年代，他又被落实政策成“红军老干部”。
“归家女长大，老妻成故人”，叶笃庄《狱中记》中记载：一九七九年春节，他在安徽登上一列驶向北京的空荡荡的列车。第二天一大早到站，他叫了辆三轮车，到了叶靓（叶笃庄长女）住处，唤醒了三个还在睡觉的女儿。在他多年前油漆过的那张床的床头，放着妻子的骨灰盒，“目睹此，叶笃庄不禁老泪纵横”。在其踏进家门之前四年，他从高中时开始苦苦追求的妻子孙竦已患肝癌离世。
而叶方和方实这两名共产党高级干部——他们爲自己取的新名字，跟共产党的党文化一样，如此粗鄙不堪，他们放弃了有家族排行的、雅致的名字，是刻意跟自己的家族划清界限吗？——虽然一直谨小慎微，但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也遭受了数不尽的批斗和凌辱。叶家兄弟的罪状，除了出身资本家家庭之外，就是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只要你受过良好的教育，只要你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你就保不定被党当作异端对待。
命运的无常让人嗟歎不已。基本上躲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偏偏是那个被视为败家子的小弟叶利中。叶利中从小喜欢艺人生活，不爱读书，被家人逐出家门。抗战期间，他流落到四川，在茶馆中当评书艺人，后来一直说相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他在相声界辈分极高，多年来却羞于与家人联繫。直到一九八四年，兄弟们才第一次相聚，“这位久违的兄弟性格奔放，而且有时会开一些粗俗的玩笑，这让他跟几位较为克制的知识分子兄弟有所不同”。叶利中生活在庶民社会，反倒保存了几分自由直率的天性，而兄长们早已被政治运动打磨得光滑如卵石。
倖存者已是精神的残疾人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多半是无妄之灾。“四海无家一滴泪，万里回乡半步桥”，这是巫宁坤在赠送给友人的书上的题诗。其中，半步桥是指北京半步桥劳教所。巫宁坤在回忆录中说，他第一次受难的时候，还力图搞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厄运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苦难一次次地迎面扑来，他终于发现，那世道本来就是荒谬透顶的，根本无法解释。“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由于《叶》这本书是女婿写岳父及岳父的弟兄姊妹们的故事，作者儘管是受西方史学训练的历史学家，但毕竟无法彻底摆脱华人文化中“爲亲者隐”的传统。书中对文革结束后、劫后归来甚至晚年享受官方优待的叶家兄弟们究竟有多少自我反省以及对中国的发展之路有怎样的反思，语焉不详。如果用稍稍严厉的眼光来看，叶家兄弟似乎未能让自己无愧于他们所经历的苦难。
特别是叶笃义。一九八一年，叶笃义患结肠癌后，认为自己时日无多，乃再次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加入党请求。但中共中央统战部虑及叶笃义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批准加入共产党有许多不便，便未同意。此后，叶笃义活了下来，并完成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个屈原式的书名，似乎显示他仍是一名忠君的士大夫，而不是具备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八十岁时，叶笃义再次强烈提出入党要求，终于获中共党组织批准。一九九三年，叶笃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此时的中国，笼罩在六四屠杀之后的肃杀氛围之中。这个昔日支持反国民党的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这个在国民党流氓攻击民主人士的“下关惨桉”中遭到殴打的受害者，如何解释中共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的六四事件呢？六四屠杀对于青年时代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叶家兄弟，究竟造成了怎样的思想冲击？这一段本该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却留下不该有的空白。
二零零六年，叶笃正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亲自向其颁奖。作为中国气象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叶笃正的思考并不限于专业领域。晚年，他很爱看九弟方实操持的《炎黄春秋》，也跟党内改革派元老李锐常常往来。而方实退休之后，在一九九一年到二零零五年间，出任凝聚体制内改革派、开明派的杂志《炎黄春秋》的副社长。女儿叶维丽回忆，直至八十八岁被中风击倒之前，方实在编务方面一直亲力亲为。二零一六年，《炎黄春秋》遭到当局赤裸裸地抢夺，接收人员不顾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拦阻，强行进驻，并将杂志改造得面目全非。方实若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他能像李慎之、赵紫阳、胡绩伟那样，彻底否定自己投身一辈子的“革命事业”吗？
而叶笃庄晚年在美国撰写回忆录《一片冰心在玉壶》，临终前写给七弟的话是“人生有何罪”，叶家兄弟中命运最为坎坷的他，灵魂深处的反省也更为深切。
叶家兄弟的下一代子女共二十五人，大多数移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孙辈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外国人”，包括周锡瑞与妻子叶娃的孩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叶家虽然没有出一名旗帜鲜明的政治反对派，但其家族成员“用脚投票”的事实，或许将带来“北京叶家”变成“美国叶家”的又一次转折。而父辈、祖辈的爱国主义理想与激情，到了子辈、孙辈那裡，已然转化成无拘无束的“世界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下一篇的叶家故事，必定更加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