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仅仅凭藉这一句话，即便在反右运动前夕的大鸣大放中没有说出让毛泽东龙颜大怒的“党天下”言论，后人也足以将储安平看成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先驱者和未卜先知的预言家。然而，人们却忘记了一个明明可见的事实：儘管储安平在国共内战之前就已经准确地区分出同样源自苏俄列宁传统的国民党是威权主义、而共产党是极权主义，在一九四九年政权更迭之时，他却选择留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那么，储安平为什麽宁愿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国度呢？这个“新中国”对他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他为什麽欣欣然地接受新政权赐予的全国政协委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光明日报》总编辑等“不大也不小”的职位，直到在暴风骤雨般的“反右运动”中被毛泽东点名视为“向党猖狂进攻”的“敌人”、然后沦为万劫不复之“贱民”？
这些疑问，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不可能亲自作出回答。但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解释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何澈底失败。韩戍在《储安平传》中尝试代储安平作出回答：作为储安平传记作者的韩戍，竭泽而渔地收集了关于储安平的各种史料，索隐发微，耙梳出传主若干不为人知的早年行状以及在其事业顶峰期——也就是主编《观察》杂志期间——思想变动的脉络。当然，也包括储安平与中国知识界不同派系之间的複杂关係，比如胡适与储安平始终关係疏远。储安平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观察》杂志成为知识界航标灯的那几年。有了《观察》，储安平才找到人生绚烂的舞台，“杂志的约稿、审稿、编辑、出版，储安平全部亲力亲为。诸如调度款项、核对账目、人事管理、购买纸张、设计封面、招徕广告、校阅大样以及一切对外事宜，储安平更要亲自过问、处理。”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如同井喷般喷涌而出。
除了那些出于记载历史真相的责任感而给希特勒、史达林等公认的邪恶人物写传记的作家之外，很少有人愿意爲本人不喜欢的人物写传记。韩戍写储安平，当然推崇储安平的精神气节、道德人格、价值关怀和担当精神——在刀刀见血的“反右运动”中，许多平时道貌岸然的高级知识分子，上演了一齣齣互相告密、彼此揭发、夫妻反目、父子陌路的丑剧。而储安平是少有的“质本洁来还洁去”者，虽然他不得不自我检讨，但始终拒绝拉其他人下水、不以攻击他人爲自己寻求出路。
但是，韩戍也作出了不同于以往学界对储安平的“自由知识分子”之定位，他更倾向于将储安平视为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在五四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潮流中，储安平未能对这一思潮有所甄别和反思。韩戍认为，储安平的悲剧命运，“并非因坚守自由主义，而恰是对自由的坚持不足，才成为国家祭台的牺牲品”。这一论断，乃是本书的“文眼”所在，让读者从储安平的个人悲剧中审视和反省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被民族主义俘获的普遍命运，继而找出如何抗拒民族主义毒素的方法。
储安平为何歌颂纳粹奥运会？
储安平向来被视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源泉之一。韩戍却认为，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未超过欧美中学公民课本的水平，在储安平的思想结构中，民族主义的成分高于自由主义。或者説，对储安平而言，自由主义只是工具和手段，民族主义才是理想和目标——这样的一条道路，从晚清时候严複致力于“寻求富强”就开始了。五四张扬的“民主”与“科学”，在那代知识分子心中不过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到了三零年代，让德国和意大利一夜之间脱胎换骨的法西斯主义，成为从蒋介石到蒋廷黻、储安平都愿意“拿来”为我所用的灵丹妙药。从储安平对一九三六年德国奥运会的热情歌颂，以及对希特勒和纳粹党复兴德国的“丰功伟业”的艶羡中，可以看出储安平的心灵已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所征服。
一九三六年，储安平以记者的身份，随中国代表团到德国报道柏林奥运会。在二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德关係颇为亲密，蒋介石聘用德国顾问帮他打内战，其嫡系部队的训练和武器都来自德国。到柏林的中国代表团中，没有一个能夺金摘银的运动员，却阵容庞大、三教九流、充斥其中。国民政府希望以此向希特勒示好，换取希特勒在军事上对中国的支持，谁说体育跟政治无关呢？
储安平一到柏林，所见之场景让他心旷神怡。他激动地写道：“欢呼震天，国旗飘扬，这种热烈的情绪和亲爱的空气，真是令人感动得要掉下泪来。”他的报道彷佛是照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文稿：“在这一个会里，在这一个世界运动会里，我们没有国家的鸿沟，没有种族的歧视。这一个大会最大的精神是‘和平’和‘友谊’，和平里包括秩序，友谊里包括道德。”对此，韩戍在传记中严肃地指出：“储安平的判断是‘致命的外行’。”
其实，观察和评论柏林奥运会，并不存在“内行”和“外行”之区别。那场奥运会不单单是体育的竞技，更是纳粹的集体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展示。储安平所看重的，居然是德国民众崇拜领袖，热爱国家，处处体现出一种所谓的“日耳曼精神”。储安平对当下德国的讚美，可以看作是对未来中国的期望，如韩戍所论：“储安平歌颂纳粹德国，实际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德国在短短二十年内由弱变强，储安平自然联想到中国的命运。……中国要摆脱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辱的命运，是不是应该效彷德国，需要出现一个希特勒式强有力的领袖？”这个领袖，一度是蒋介石；而当储安平对蒋介石失望之后，又将希望投射到毛泽东身上。这是他日后选择留在“新中国”的重要原因。
这种向希特勒和纳粹党“取经”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朝野是相当普遍的思潮。蒋介石在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训诫中，屡屡强调要向德国学习。蒋介石与希特勒多次互赠礼物，以表达倾慕之情。中国的报刊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呼吁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希特勒”。中国知识界更是认为，“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实爲医治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等社会痼疾的良方”。由此，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毫不困难地从自由主义转向支持个人独裁，拥护威权政府。储安平一向标榜特立独行，却未能避免此一思潮的侵蚀。
在民族主义激情荡漾之下的储安平，忽略了纳粹的种族歧视和破坏民主的政策。奥运前夕，纳粹颁佈两项新法规：一条是废除《入籍法》，开除魏玛共和国时期入籍的犹太人的国籍，并没收其财产。另一项法规是《党禁法》，禁止纳粹党之外的其他政党的活动。被迫流亡海外的德国作家海因里希•曼痛斥柏林奥运会説：「一个建立在强制劳动和奴役大众基础上的政权，一个积极备战而只靠宣传谎言而存在的政权，怎麽能尊重体育运动和运动员呢？请各位相信我的话，那些去柏林的运动员只能成为那个以世界之主自居的独夫民贼的角斗士、阶下囚和笑料。」很不幸的是，虽然不是前去参赛的运动员，到柏林朝圣的储安平亦沦为海因里希•曼所説的“独夫民贼的角斗士、阶下囚和笑料”。
一个离开故国，一个飞蛾扑火，储安平与真正代表自由、民主、人权精神的海因里希•曼擦肩而过。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如同根基浅薄的风中芦苇，随风而倒，自由并没有成为他的最高信仰，如韩戍所论：“只要可以使中国浴火重生，即使政治上的自由暂时受到压抑，亦非不可容忍。即使个别弱小民族受到排斥，似乎也无关民族解放的宏旨。从储安平的奥运採访録上，丝毫看不到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子，此时他思考的落脚点只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民族主义的魔咒紧紧套在储安平头上，一直到他在“反右运动”中沉入社会最底层，看到中国社会的真相，他才奋力挣脱，可惜那时他连可以记录下思想变迁的纸和笔都被剥夺了。
胡适为何不喜欢储安平？
从《新青年》到《独立评论》、《新月》等民国的政论杂志都是“同仁”刊物，而《观察》堪称储安平一个人产下的“宁馨儿”——没有储安平，就没有《观察》。《观察》将学界和舆论界最出色的作者一网打尽，将这些熠熠生辉的珠子串连起来的，正是储安平这个此前并不显山露水的人物，韩戍指出：“《观察》虽然是全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论坛，却也是储安平一个人的杂志。年仅三十七嵗的储安平就像一个舵手，决定着刊物的立场、风格和思想倾向。”一时之间，储安平成为“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名人，不同政治立场的政界要人和知识分子，都订阅同一本《观察》。
储安平也操刀上阵，亲自撰写政论文章。学者谢泳评论説：“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一九四九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不仅奋笔疾书，还低眉顺首地向名家组稿，多次向仰慕的胡适约稿。但胡适只为《观察》写了九个字：“要那么收获，先那么栽。”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学者程巢父评论説：“胡适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别人相信这句话的道理。……从这九个字来看，再考虑到储安平的时政观点及《观察》的编辑风格和内容，我以为胡适对《观察》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胡适与储安平的分歧，至少有三个方面：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对学潮的态度以及对美国的看法。
首先，胡适与储安平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不同。胡适认为，虽然国民党政治腐败，却在逐步妥协，有让渡出部分政权给大家分享的姿态。知识分子应当有足够的耐心允许政府改进。胡适对国民党有尖锐批判，也有“同情的理解”。储安平则认为，必须更严厉地批判国民党政府，在《观察》被正式查禁之前，他撰文指出：“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储安平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乃至绝望。
其次，胡适与储安平对学潮的态度不同。胡适多年在大学任教，对校园政治生态有深切洞察，早已发现学潮并非如参与者炫燿的那么“大公无私”。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以“爱国”和“抗日”爲旗号的学潮，大都被共产党利用爲政治斗争的工具，养成一代人乖张、戾虐的破坏性性格，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亦受严重伤害。反之，储安平对学潮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一味讚美学生的爱国热情，从未深究学潮背后的黑幕。储安平在慷慨激昂地发表言论时，没有想过“多少热血青年可能会因为阅读了《观察》的檄文，而投入到瓦解这个政府的行列？”这本传记引用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个桉：一九四七年，大学生林牧读了《观察》的文章，专程到上海投奔储安平，储安平却説：“现在像你这样到进步青年很多，我爱莫能助。”次年，林牧转而投奔延安，后来成为胡耀邦的秘书。林牧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最后以异议人士的身份走到生命的终点。晚年对左倾思想痛定思痛的林牧，若是回顾青年时代引导其走向左倾之路的《观察》杂志上的文章，一定会有与青年时代截然不同的评价。
第三，胡适与储安平对美国的看法不同。一言以蔽之，胡适亲美，储安平反美。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是当年最清醒、最有远见的外交家，在访问中国后写了一份《访华报告》，揭露苏联的对华阴谋和在东北肆意危害中国的所作所为，并为美国设计出一个合理而可行的援华方桉。储安平因极端痛恨国民党政府及民族主义情绪，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中质问“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而胡适对蒲氏访华报告的评价却客观、允当、高明得多：“我觉得蒲立德的《访华观感》写得很好，也很公平。他对中国最近廿年来历史的演变看得十分清楚，批评得很公道。”
总而言之，在胡适看来，《观察》看似中立、客观、理性，实际上其立场却是“中间偏左”，帮助共产党打击国民党，让中国失去了渐进改良的机会而陷入革命的杀戮之中。
自由主义能对抗民族主义和功利主义吗？
储安平不属于“红得发紫”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但他深受民族主义、富国强兵理想的诱惑，仍将砝码压在中共身上。储安平主持《观察》笔政期间，在社论中指出，即使被视为共产极权的国家苏联，至少在维护民族尊严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那么，共产党若是能领导积贫积弱的中国重振雄风、报仇雪耻，未尝不可依附之。在这个意义上，“储安平的自由观不以个人爲终极价值，而是认为自由的目的是促进国家的进步。这种功利主义的自由观决定这样的意识：自由并非绝对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国家的进步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自由便是可以取捨的某种价值”。这是储安平思想中的致命弱点。
其实，这不仅是储安平一个人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全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需要跨过的一道“铁门槛”。英国学者爱德蒙•佛赛特（Edmund Fawcett）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在自由主义者的功利主义上，存在着与此相关的难题：在不惜葬送公民尊重的情况下，可强行取得多大的社会进步？在爲多数人着想的情况下，可把一些人的利益牺牲到何种程度？一九四五年后，自由主义更直接面临一种无法接受的伤害，即国家、市场、社会的集体力量能以进步之名加诸于个人身上的伤害。自由主义能够战胜这些挑战和质疑吗？
在储安平这裡失败了。中共政权刚刚建立时，一度准许储安平将被国民党查禁的《观察》复刊，以此显示共产党治下的言论自由状况优于国民党。但是，时代背景已发生巨变，《观察》再也没有当初洛阳纸贵的效应，储安平不得不接受“在集体主义的时代由私人来主持刊物已不合适”的情势，乖乖将这本杂志献给政府，任由政府将其改名爲《新观察》——既然“中国”变成了“新中国”，《观察》又怎能不变成《新观察》呢？
五十年代初，虽然失去心爱的《观察》杂志，储安平仍以“党外干部”的身份“春风得意”。据冯英子回忆：一九五三年秋，储安平“穿了制服，有如玉树临风，一表人材，人也微微发胖了”。储安平在新闻出版总署下属的新华书店担任副总经理，意外地躲过多次政治运动。然而，最大的一次风暴他未能躲过：在《光明日报》总编辑任上，他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党天下”言论，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氛围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这句话戳到毛泽东的痛处，毛下令收网，储安平顿时成为刀俎上的鱼肉。
被划为不可摘帽的右派，直接导致储安平第二次婚姻破裂，他与子女之间的感情亦相当澹漠，故而成为门可罗雀的孤家寡人。一九六零年，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储安平被发配到在北京郊外的政协劳动基地，他在那裡放羊，弄饲料，扫羊圈，还要起来查夜。据储安平的儿子储望华回忆：“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菰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此时此刻，虚假的天堂完全呈现出黑暗地狱的真相。
储安平至多可以算是“半截子的自由主义者”。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到了台湾的《自由中国》时代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就是殷海光。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从海耶克那裡直接传承而来，殷海光清除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毒素，摆脱了通往奴役之路的诱惑，孤独而坚韧地走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殷海光在国民党的高压下鬱鬱而终，其命运比起在共产党的摧残下不知所终的储安平来差强人意。而海峡两岸更大的差异是，如今的台湾已经结出自由之花，中国却仍然深陷在专制暴政的泥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