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权利（网络图片）
时间进入公元2017年，人们对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严重弊端的忍受似乎已接近极限；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愈发忧虑与心切；而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更加深了这种忧虑与期盼。
就我看来，虽然可以说中国百多年前就开始追求宪政了，但中国的宪政转型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17年自然会是其中的一环。回顾历史，中国在追求宪政民主的道路上一路跌跌撞撞、步履蹒跚，充满了迷茫与挫折，背弃而又复生期盼。这自然有其缘由。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庞大的政体规模，是一个单一而庞大的文化体和政治体，国家的疆界即是文化的疆界，两者高度重合。比历史文化积淀浅和政体规模小的国家转型困难得多，小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中国的转型必然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特殊论”是成立的；但不能将“中国特殊论”理解为中国人无法实现自由民主，不能作为反对宪政转型的借口；而是要对宪政转型保持耐心。
中国政局迟早会出现大变动。这一方面取决于不满现状者的反抗，另一方面取决于统治力量不可避免地在达到顶点后会走向衰弱，还取决于国际环境的压力。反抗越强烈，这一进程无疑会愈快。但问题是，政局的大变动是否就一定会让中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就能够实现宪政转型？怎么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以追求自由民主之名，结果却再次堕入历史的周期循环？怎么才能实现文明的跃迁？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在最低限度上，按中国传统的历史正义，历史循环也是合理的，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那毕竟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在今天，有了历史的教训，有了对西方宪政文化更深刻更系统的了解后，我们应该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比前人更好。不然就有负这个全球化时代所提供的丰富讯息和机遇。
一、思想启蒙与政治行动并行
中国当前的诸多严重问题，政治腐败、权力世袭、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无疑是落后的制度直接造成的。所以，要消除这些问题，必须变革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要致力于变革当前制度，就必须对当前的制度进行严肃的批判并采取政治行动。
但此一制度之所以会建立起来并能维持下去，又在于人们秉持的价值观念。一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秉持的价值观念决定了该群体采用的制度。崇尚自由和平等，就会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崇尚权力和等级，就会建立起专制制度。所以，仅仅批判制度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批判落后的价值观念，也即批判落后的文化。
如果只批判制度和采取政治行动，不批判文化，自由平等没有成为大多数人尊奉的价值，而仅仅是政治口号，那么即使改变了领导权，也不会建立起真正的宪政制度，仍然会沿袭专制制度。借助于更先进的技术，专制程度甚至可能比原来更强。
所以，既要批判和致力于改变制度，也要批判文化。制度批判和文化批判要同时同步进行，思想启蒙与政治行动并行不悖。当然，具体到个人，可以只选择其中一项，或者兼而有之。但总体上两者都得有，不能偏废。
二、争取权利而非争夺权力
在我看来，在为实现中国宪政转型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始终牢记和保持争取权利而非争夺权力。宪政的实质就是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宪政转型就是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所以，为实现宪政转型的斗争应当限定于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权利，而不能滑入到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去。这两点非常容易混淆。在实践中，也非常容易由最初争取权利的斗争滑入到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去。这需要精英和大众具备比较高的自由平等意识、高度的警觉和审慎。
争取权利与争夺权力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争取权利是一个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要始终尊重他人的权利，无论是他属于共同面还是对立面。不能以崇高的目的为理由而要求他人牺牲自己的权利或践踏他人的权利。
而争夺权力则将实现自由民主，实现平等权利放到取得权力之后。理由是专制太强大，所以必须集聚力量，才能推翻专制。而要集聚力量，就需要人们牺牲自由和自己的权利。推翻专制之后再实现自由民主，实现权利平等。
那么，将实现权利平等放在争夺权力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以这种方式取得权力后，一定不会实现平等权利。因为人都是有弱点的，当习惯于用权力来做出决策后，就不会愿意主动交出权力。不管他们当初是真心还是投机，结果都一样；即便当初的那批人都是出于真心，道德高尚，能始终保持初心，那他们的继任者也很难做到。再者，跟随者习惯于服从，也培养不出民主议事的自觉和能力。所以，以自由民主为目标或口号，但却以夺取权力方式为手段，是不可能实现自由民主的。
今天争取自由民主的人士一定要保持清醒。体制外的自由民主人士与体制内的官员对体制的适应只是程度上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差异要小于他们与西方人的差异。两者都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成长的，多多少少都沾染上一些专断人格。自由民主人士的价值观不是从传统中而是从书本上习得的，并没有形成强大的自由人格。而人格和习惯比思想意识对人的行为更具有支配力。
三、从削弱极权专制到维持威权统治
中国的局势，长期来看，随着国内外大大小小持续的冲突，中央权力将不可避免地被削弱，呈现出分散化的政治格局，重现历史的周期。这很可能将开始于战争的失败。一旦中国的外部冲突升级为战争，并注定失败，那就会极大地打击摧毁统治的合法性，中央权力将被严重削弱，地方权力将会上升。就会从目前强大的极权统治过渡到相对衰弱的威权统治。
这一进程的快慢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问题的加剧及反对力量的抗争，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压力，还有技术进步的输入。问题越严重，抗争越激烈、外部压力越大，就越快；而技术进步越大，提高的产出能同时满足底层些微的需求增长和食利阶层无止尽的贪欲，支撑越来越庞大的财政开支，这一进程就越慢。
在极权统治下，人民的权利极度匮乏。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等权利，财产权也得不到可靠保障。在这个阶段，就要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地去争取这些权利，削弱极权专制统治。传播自由民主的思想，维护自身权利，声援他人的维权行动，或更勇敢地结社，组织起来与极权专制斗争，都具有削弱极权专制、增进个人权利的作用，并且是相互促进的，都是值得赞许的。
而一旦极权统治过渡到威权统治，那么在继续争取权利的同时，还需要维持威权统治。一个衰弱的威权统治将是实现宪政转型的良好开端。权力分散的政治格局将比权力集中的政治格局更有利于宪政转型。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很可能是局部性与扩展性的。沿海地区率先实现地方自治和宪政转型，然后产生示范效应推广到全国和实现中央政府的宪政转型。
宪政转型既需要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动力，还需要有宽容克制的刹车。如果反对力量仅仅是为了争取权利，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推翻旧的统治，而自己上台来推行宪政转型。如果旧的统治愿意妥协让步，逐步归还人民的权利，那是可以容忍的。这样代价更小。
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威权统治下争取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保障自由迁徙，自由择业，私有财产不得侵犯等个人权利；在威权统治的框架下实现政党轮替，从而实现宪政转型。
四、暴力还是非暴力不是关键；关键是组织原则
对争取宪政转型，有主张非暴力之说。非暴力手段当然是最优先的选择，这样代价更小。但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也是人民最后保留的权利。当专制统治不肯妥协，反而血腥镇压人民和平争取权利的行动时，人民就有权利采取暴力手段。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言，“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并且一贯实行暴政，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控制在绝对君主专制的淫威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和义务推翻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从中国过去的经验，似乎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暴力革命只能带来专制。因而一些人对暴力革命完全予以否定。这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误读。中国革命只所以走向了专制，不在于暴力斗争，而在于暴力的组织原则和形式。
要以自由民主的原则来组建革命力量。这与前面所述，争取权利而不要争夺权力同理。中国革命之所以走向了专制，在于其是以专制的原则和手段来组建革命力量。反之，美国独立战争中，殖民地人民是以自由民主的原则来组建革命力量，因而，他们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后，并没有走向专制。
就是说，可以用“枪杆子”、用暴力来推翻暴政；但不可以用“枪杆子”、用暴力来建立政权。用自由民主原则组建的革命力量推翻暴政后，才能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来建立新政权；而用专制手段组建的革命力量推翻暴政后，就必然会直接接管和垄断政权。
但对于中国而言，以自由民主的原则来组建革命力量，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甚至于只有理论上的可能。这需要相当广泛地社会基础，需要有许许多多始终追求和践行自由民主价值的人。因为革命需要广泛的民众动员。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似乎还不具备这个社会基础，可能性相当相当小。还需要长期不懈地启蒙、宣扬和践行自由民主的价值。要组建足够的革命力量，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似乎还只能靠专制的手段。
如果不幸落入这种境地，推翻旧统治的革命力量仍然是按专制原则建立起来的，那自由民主人士就应当置身事外，不要推波助澜。因为其结果并不是其所希望的。但就如我前面所说，在最低限度上，这也是可以接受的。按中国传统的历史正义，历史循环也是合理的。
五、宪政转型与政治分立
中国是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除了现有的两岸分离外，新疆和西藏都有要求一些独立的呼声。未来一旦中央权力急剧衰落，这些地区独立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对台湾而言，目前事实上是独立的。所谓“台独”的真实含义是明确宣称放弃与大陆统一。不知为什么，海峡两岸都将这称之为“台湾独立”。也许是称谓上的简便。
我认为，一个独立的台湾将更有利于中国文化圈内的差异化和多元化。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二千多年中，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即使出现政治分立的局面，也是不稳定的状态，会重新回归统一。这是非常独特的，在一个文化圈内，只有一个政治体。这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西方文化则拥有众多的政治体。
从欧洲的历史来看，同一文化体内多个政治体的相互竞逐所带来的活力，将更好地促进文化发展。台湾之于大陆，可以扮演类似于英国之于欧洲的作用。独立后的台湾与大陆具备建立全面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同盟关系最无可比拟的条件。两岸同文同种，沟通成本最低。地理位置靠近。如果两岸能平等相待，有理由相信台湾将更倾向于与大陆建立亲密的同盟关系而胜于和美国或日本。就如英美关系一样。这种同盟关系也将比两岸统一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更大。
目前，大陆方面官方和民众都强烈主张统一台湾。这是儒家支配型利益关系所致，总是要将利益关系纳入到支配和服从的关系中，不习惯于通过平等的协作来增进共同的利益。在中国未来的宪政转型中，需要破除这种思维模式。我的看法是，台湾独立将伴随着大陆中央权力的衰落，并可对大陆未来的宪政转型予以经验的支持和实际的介入。
而大陆目前所实际拥有的领土范围是历史形成的，不管这历史是对是错。我们要寻求的只是当下最符合大陆国民利益的政治与政权模式。对于历史我们可以去认识，可以去判断，但是否改变现状如何改变应当以当前大陆国民的利益为准则。我以为，从大陆国民的利益出发，无论是边疆地区还是内陆地区，统一在一个实现了高度地方自治和对外集中行使主权的政治框架之下，应当成为大陆国民首先追求的目标。这样代价更小。
但如果形势发展不如人意，政治分立既成事实，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在此基础上寻求多种形势的合作。没有必要动用武力再又实现统一，这样代价太大。但这需要大家都具有平等合作相互妥协的意识。
六、宪政转型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人民的抉择
中国正处于一个漫长的转型期。自从中国在一百多年前开始受到西方的冲击后，中国就一直在被动地适应西方世界。在价值上的分化在所难免，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政治主张。总的说来，国家主义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的主流价值，大多数价值观和政治主张都可以归属于国家主义的价值观下，而与此相对的则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宪政民主的政治主张。
显然，中国的精英对中国未来的前景未能达成一致。知识精英内部存在较大的分歧。而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拥有各自的既得利益，雇佣一部分知识精英其利益辩护。另外，由于现今官僚体制的封闭性，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相互之间很难跨界转化，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和利益冲突。既不能如现代民主体制下，三类精英可以相互转化，也不像传统中国社会的读书人，不论为官还是居于乡野，具有一致的价值观和利益。总的说来，当代中国精英阶层仍然呈高度的分化，在价值观和利益上都不一致。
精英的高度分化使得其内部的分歧要大于他们与民众的分歧。因而很难在政治过程中避免民众的参与。如果精英阶层价值观和利益都比较一致，就可以很容易地引领民众朝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政治进程将顺利得多。就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殖民地的精英具有非常一致的价值观和利益。他们的同质性也很高，往往同是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殖民统治。精英人数虽少，但拥有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即使民众不认同精英的价值理念，也无法抗拒精英的主张。
目前，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权力体系的高度控制下，民众的支持还不是决定性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下被削弱，相应的，民众的支持就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旦权力体系崩溃，不同政治主张的精英就会去寻求民众的支持，动员民众。民众的支持就会再次成为决定性因素。那样，哪一派精英得到民众更多的支持，就能实现其主张。如果民众更多地认同和支持大一统的国家主义，那么，中国仍然会重建大一统；如果民众更多地认同和支持宪政民主和地方自治，那么中国才能实现宪政转型。他们都会提出非常美好的口号和目标。区分他们的方法是看成其组织原则。践行自由民主组织原则的，是真正推动宪政转型的；要求绝对服从的就是想重建大一统极权专制的。
无论如何，由于中国精英的高度分化，这一过程极有可能会异常地艰难和漫长。即使考虑西方国家的影响或介入，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西方国家对小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大国。如果中国人仍然趋向于保持大一统与排斥西方价值，那西方国家的影响仍将是次要的。
七、展望：儒家文化能融入西方文化
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仍然属于儒家文化。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是儒家文化的变体，两者在政治上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强调要忠于君主和领袖，或党组织。在马列主义在世界也在中国实际上失败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由马列主义很容易地向传统的儒家价值退缩。这说明两者本来就是相通的。
中国在近现代排斥和拒绝了西方文化。但与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文化非常落后，而且两者相互冲突。西方文化能向下包容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不能向上兼容西方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方案不可能成功。而应当是，“西学为体，中学为辅”。台湾可看成是这一方案的结果。不能是中国文化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落后的体系无法吸收先进的体系。而应当是中国文化融入西方文化，降级为亚文化而融入高级文化。
从长远来看，儒家文化能融入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比，儒家文化没有那么强势。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是以宗教为根基的，两者都很强势。而儒家文化是以世俗的伦理为根基的。相对于伊斯兰教，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更小，与西方文化的相容性更好。
在中国大陆，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与于西方文化长期抗衡，主要不在于儒家思想的强大，而在于其寄居于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中，两者构成倚生关系。儒家思想为大一统集权专制提供价值基础，而大一统集权专制则成为儒家思想的坚实堡垒。一旦大一统集中权力趋于衰弱，出现比较稳定的分散政治格局，儒家文化就将被西方文化所消融。台湾融入西方文化，建立宪政体制就是例证。
中国的宪政转型注定是个长期的过程。当代中国志士的困境在于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或看见这一结果。自地理大发现到全球化，中国人能看见的文明落差太大，以至于理想的目标太遥远。当代中国人应当接受这个现实，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关键是保持正确的方向，不断地努力前进，不要贪图捷径，那往往是歧路。只要有所前进，就心安了。即使没有达到目的地那也是胜利。但要坚信最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必能到达宪政的彼岸。
2017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