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有这么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马斯当然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不愿意在声明上签名。
要求托马斯签名的编辑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清楚。\”托马斯则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当初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自己确确实实是救过好几条人命。
对方指责他\”骑墙\”，并强调说：\”这是你的责任。\”
托马斯立即回答说：\”把一只死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要重要得多。\”他最终还是拒绝了在这份文件上签名。
托马斯其实是昆德拉用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的工具。昆德拉流亡西欧之后，从不参与国内的签名活动，并经常对此冷嘲热讽。
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清醒地知道，政府并不会把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的签名看作一回事，签名很难真正改善政治犯的实际待遇。但他认为，签名有两个意义：第一，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其次，签名能够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所以，哈维尔在许多份文件上签名，并且自己也出入于牢狱之间。他是《七七宪章》的重要组织者，他把签名以及与签名相关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
在《政治与良知》一文中，哈维尔写道：\”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人敢于为真理而呐喊，并以自己个人的全部生命来支持自己的声音，即使形式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却有数以千计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惊的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特别是在饱受烈风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个人经验和自然世界去对抗权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一样。越来越明显的，真理和道德能够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步点，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不容否定的政治力量。\”他把\”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他把\”勇气\”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他在直面世界的黑暗和自身的黑暗中获得道德上的自足。
一九七九年，哈维尔被捕，被判处四年半监禁，仅允许与妻子奥尔佳通信。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狱前夕，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使一个人不能不到处都看到道德败坏现象的，甚至不是普遍的道德败坏本身，而毋宁说是他自己丧失了自信和生命的意义感。引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堕落到我自己堕落的程度\’。\”如此彻底的道德自律，让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价值观的中国文化人感到难以置信。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接受昆德拉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意识。昆德拉在中国知识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旋风。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昆德拉热不断升温。相反，中国知识界对哈维尔却采取相当的疏离和冷淡的态度，即便捷克天鹅绒革命之后，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他的戏剧作品仍然一部也没有在中国翻译和出版。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两人不同的人生选择及\”敏感程度\”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来，昆德拉是\”智者\”，哈维尔是\”圣人\”。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使用之。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不相信真实的存在，他对一切都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采取\”冷眼看人间\”的方式。他在观看祖国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流亡到西欧之后，反观国内一切暴虐和不公的事件，具有了一种因距离而产生的\”美感\”。这种\”美感\”使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一种压抑不住的幽默和反讽的味道。昆德拉的幽默是黑色的幽默，昆德拉的反讽是冰冷的反讽，它们征服了无数丧失了幽默干与反讽能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处于青春困惑期中的大学生。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已然如此，不可改变，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所以，他有一种强烈的置身事外的\”游戏\”态度。
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他是贞德、扬·胡斯、布鲁诺、甘地、马丁·路德·金这一精神谱系之中的伟人。他努力活在真实之中，并以此抗拒虚无主义。对外，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理论，进行着\”警戒地、深思地、专注地抗拒\”；对内，他深入到心灵深处去，发掘出灵魂里崇高的因子，摒弃那些卑劣的因子。他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他不放弃希望与对错的价值判断。哈维尔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无论好坏，都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并不是在历史之外，历史也不是在生活在外\”。
所以，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生活在真实之中还是生活在虚无之中，这也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同样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
对昆德拉趋之若鹜，对哈维尔有意地回避，昭示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层面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盲点。先秦以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异乎寻常地关心生存智慧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善恶判断。在先秦诸子当中，除了在庄子那里有一些生命哲学的成分以外，其他诸子几乎都在讨论智慧的问题–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运用厚黑学式的智慧生存下来并更好地生存下来？于是，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知识分子，将精力集中到发展生存智慧上，而故意混淆价值判断–在赤裸裸的关于生存与权力的搏斗中，价值被抽空了，\”成王败寇\”成为铁律。
中国人从来不缺少这样的一种\”智慧\”：它能够称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本人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智慧\”是多和少的问题，\”智慧\”确实过剩；\”价值\”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价值\”确实匮乏。智慧的发达与价值的匮乏成反比，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诸葛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便是诸葛亮。诸葛亮的智慧高度发达，而他从来没有价值判断。诸葛亮去给周瑜哭丧，纯粹是一桩政治行为，是\”猫哭耗子–假慈悲\”。他的眼泪是由智慧驱动的，而不是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来的。难怪鲁迅评价《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时说，智慧过多而近于妖，因为诸葛亮的超人智慧背后，没有价值作支撑。这种智慧畸形发展的传统，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于是，中国人会毫无反思地接受昆德拉，接受\”生命中能够承受之轻\”，接受对敌人和自己都有极大的杀伤力的虚无主义；同时，中国人自觉地躲避哈维尔，躲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躲避直截了当的、\”事前无法计算效果\”的价值坚持。
中国人从昆德拉那里发现了与有着强烈共鸣的反讽气质，却不敢像哈维尔一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昆德拉的泛滥与哈维尔的缺席，是一柄剑的两面。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承担了什么？本来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从这一角度切入，则迎刃而解。
哈维尔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并且将牢狱之灾当作家常便饭之后，从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他指出：\”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面对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某种东西盲目地认同。\”这里，哈维尔强调\”灵魂自足\”，这是人格独立的起点。从内心里生发出来的信仰，才是坚不可摧的信仰。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信仰。生存是他们的最高信仰，为了生存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为了生存，无论作出多少违心的选择都是不能指责的，谁指责就是苛求、就是不\”设身处地\”。当人们对文革做反思的时候，常常遇到这样的阻碍：在那样的情况下面，你还能要求人家做些什么呢？人家不参与整人、打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要是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能够比前人做得更好吗？但我要说的是，这样的反问不能阻挠反思的深入。因为，对知识分子的评判与对一般群众的评判应当有所不同，对知识分子必须严格再严格。没有具体实施整人和打人的行为，并不能够成为知识分子逃避自身罪责时有力的辩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建构，人生是不能\”游戏\”的。一九四五年，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段震耳聩聋的话：\”罪责是全民性的，我们应该全民共忏悔。\”哈维尔也说过相似的话，一九九零年，捷克共产党政权崩溃，哈维尔当选第一任总统，在就职的演说中他尖锐地指出：\”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人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没有谁是它纯粹的牺牲者，因为我们一起创造了它。\”在这种整体性的罪恶中，以逍遥自任的知识分子亦罪不可赦。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对钱钟书和季羡林这样的\”国学大师\”们给予极高的评价。钱钟书和季羡林当然有一定的学术成就和文化意义，但是他们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标高，他们近似昆德拉而远离哈维尔，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他们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他们智慧的眼睛看透了社会人生，行文的调子是偏冷的。他们的文字缺乏悲悯、爱和公义的力量，也就是哈维尔所说的\”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小智慧\”，却很难让人产生\”大感动\”。读钱钟书的《围城》、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很难让我产生读鲁迅的一篇小散文–如《藤野先生》中写看见先生的照片的寥寥的几句话–时候的感动。原因不在于文字功力的高下，而在于人格和精神资源的厚重与稀薄。鲁迅在写一篇小散文的时候，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心灵投入进去；而钱钟书和季羡林即使在写长篇小说和回忆录的时候，也是\”元神出窍\”、旁若无人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钱钟书、季羡林以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同时我们放逐价值。九十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将这种选择当作进步。是不是真正的进步呢？放弃了道义承担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即使创造出所谓可以\”与国际接轨\”的知识来，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时空内的\”中国\”来说，还是不是一种\”有机\”、\”有益\”的知识呢？
谁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昆德拉式的自我欣赏的逍遥派，还是哈维尔式的身体力行的反抗者？尽管签名与否不能成为衡量知识分子身份的严格的标尺，但签名者的选择及其付出的代价，应当得到起码的尊敬与认同，而不应当成为被嘲笑和被隔离的对象。签名是需要的。哈维尔曾在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责任感，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没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什么、承担什么？我们有没有勇气参与签名？我们有没有勇气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后记）这是一九九九年的一篇旧作，当时即引发知识界较大的争论，钱理群、崔卫平、肖雪慧、徐友渔、王东成、杨支柱等人都曾经撰文参与讨论。在近期关于零八宪章的争论中，此议题再次浮出水面。我便重新翻出这篇旧作来并做较大修改，重新发表之。也算是对当下的有关争论的回应之一，并以此向失去自由的刘晓波表达深深的敬意。
–二零零九年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