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中，很多事情如烟散去，会被淡忘；但有一些事情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永远历历在目：50年前，我作为一名小学生投身大炼钢铁运动；40年前，我下乡插队修理地球；30年前，我成为北京航空学院一名77级大学生；20年前，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而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我的三次坐牢，自然更是无法忘怀、铭刻于心的人生经历。在《看守所杂记》一书中，我对第三次坐牢作了不少描述。在本文中，我将记述自己在秦城监狱和西城区拘留所中的生活。

身陷囹圄第一天

整整19年前，1989年9月9日中午时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一行驱车来到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敲响了我的家门。她们神态自然地对我说：请你到系里去，有些事情还要问问。我心中想，前两天，人大校园里出现了宣告人大第二届学生自治会成立，并号召进行六四百日祭的大字报，估计是为了这件事又来找我的吧。然而，专门来\”请\”我的面包车并没有把我拉到系里，而是直奔学校保卫部去了。随后，系党总支副书记等人不见了踪影，我在保卫部所见到的，是一个个脸色铁青的警察。我立马就明白：终于对我下手了。在查看我的皮鞋，抽掉我的皮带之后，我被带到了早就处于等候状态的公安车子上。

那是一辆没有公安标志的面包车。车子开到离雍和宫不远的一条胡同里，进了一家看守所（后来知道是\”炮局\”）。我在车上呆了大概半个小时后，警察带上来一位原来关在炮局的囚徒，让他和我坐在一起，并用一把手铐铐住我的右手和他的左手。在阴沉沉的天色下，车子快速北行，目的地已经不问可知，那就是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而和我手挨手、手贴手进入秦城的，是北京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师熊文钊。

进了秦城204监区，熊文钊去了24号牢房，我去了26号牢房。24、26号都是大监号，有20多平米，牢房里有卫生间。26号中，我的狱友是：北京大学的杨国忠，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军，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艾道祥，云南大学生蒋宏雷和首钢工人宗景山，五个二十开外的年轻人。当时，我手拿刚发的饭盆踏进26号时，他们正在铺上玩牌，见新来了一位\”老师\”，赶紧站起来欢迎。我见他们神色自若，脸带微笑，但却个个都是光头，不由心中纳闷，于是刚放下饭盒就赶紧发问道：是监狱强制性规定要推光头吗？他们说：不是的，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一是天热，洗头方便；二是反正一时半会也出不去么，光就光呗，都是光棍，无牵无掛。我也笑了，说：我有家室，不推光头。很快，他们帮我整理了床铺，告诉我他们五人都是6月份被抓的，关在里头与世隔绝已两个多月了。在我作了自我介绍后，他们急着要我说说外面的情况。而这时的我却担心狱方是否装有窃听器，开口之前先目光四顾，满屋子找那玩意儿。我的举动招来他们的一片笑声，他们说，没有窃听器，尽管放心说。

还没等我把外面清查的事情大体说完，来晚饭了：每人两个窝头，一碗土豆。号里其他人拿起窝头就啃，土豆也吃得津津有味。而我却没一点胃口，心中隐隐作痛：我头一天和博士生同学刘明如和沈强说好了，邀请他们于9月9日晚上到我家去作客。上午我专门出去买了不少菜，准备自己下厨亮一下手艺。然而，当局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今天下午把我给抓来了！先不说那些家常菜跟这里连皮都不削的破土豆有天壤之别，就说再等会儿，同学们到了我家，将会是何种情景？！他们兴冲冲前往，却见不到本该作东的我，见到的只是望眼欲穿、焦急等我归家的妻儿，和清冷的厨房、冰凉的灶台。

年轻的狱友们边吃，边劝慰我。他们说，每人都有这个过程，别想太多了。个子高大的宗景山患有甲亢，因此每顿可拿四、五个窝头。他自己大口吃着，又拿起我的窝头往我嘴里塞。看着面前这么年轻就遭受牢狱之灾，并能坦然应对的他们，我心中的痛楚慢慢消褪。但是，在使劲咽了半个窝头后，就再也吃不进去了。

晚饭后，我把想家的念头挪开，一一打问狱友们的事，并向他们请教对付预审的办法。他们说，投身八九民运和被当局抓来，这就注定了会改变今后的人生道路。这不是他们刻意选择的，但他们接受这样的命运。而如何应付预审呢？他们告诉我，关于自己的事情，如果当局有明确的证据，你不必死扛，认了得了；没有证据的事，当然要打马虎眼，不能认。至于别人的事，则不能从你嘴里说出来。我点头称是。

那一夜，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班房的那一夜，尽管号内的灯彻夜亮着，我却幸运地没有失眠。

我们是\”秦城八期\”政治犯

那时候被抓到秦城的人，都是\”政治犯\”嫌疑人，没有一个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因此号内没有牢头狱霸。平时除了被\”提审\”之外，剩下的时间不是各自看书，就是讨论问题；晚上则可以打打牌，下下棋。书并非由狱方提供，而是由家人或同学送到半步桥44号旁门的北京市看守所，再由狱方拉到秦城。26号中，除宗景山没人给他送书外，其余5人都有人送去自己想看的书，并且相互之间可以随意交换。但我刚进去时，就只能读别人的书。我记得在读杨国忠的一本书时，忍不住习惯性地写下了眉批。当我向国忠道歉时，他却笑着对我说：我倒欢迎你这样做，你有什么想法只管写上去，你如果留下了什么思想火花，不正好可以给别人以启发吗？

6个人关在一个号里，可以说从物质到精神，都毫无隐私可言。读书之余，大家都坦诚地敞开心扉，交流看法。而几乎每一天，都会爆发一场争论；很多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完全忘了我们是在坐班房，直至引来武警开了牢门干预，双方才休兵。由于年轻气盛，再加上难免会话赶话，因此也有伤了和气、两三天之内双方谁都不搭理谁的事。

大体上，没什么争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大家在八九学运、民运中都没有想到要夺取政权，要彻底改变基本社会制度。二是六四开枪之后，都认定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非变为民主制度不可。大概10月底左右，清华大学的李玉奇进了26号；11月20日，被当局列为通缉对象的北京航空学院的郑旭光也来了。他们在上述两条上，和大伙是一致的。而他们的到来，也让号里的争论更为激烈、更为精彩了。争论的焦点一直是两个，一是应当从八九民运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二是怎样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制度。题目很大，但我们咬住不放；论辩起来，像着了迷似的，日复一日，乐此不疲。

号中在争论，东欧在巨变。继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每晚八点的新闻节目中，又传来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死的消息。这一下，谁也坐不住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跃起身来，开始在号内转圈游走，边走边大呼：打倒齐奥塞斯库！独裁者决没有好下场！我记得那天是1989年12月26日，是中国大独裁者毛泽东的生日纪念日。很快，大家又拿起饭碗和脸盆，边敲边排着队正式游行起来了。而窗外及筒道内，也传来别的号发出的庆祝东欧巨变的欢呼声和对独裁者、专制者的怒斥声。所有管教和武警全都出动了，气急败坏地到每个号门口来喊停我们的游行。而我们对他们视若无物，照游不误–在当时的情势下，除非他们进来把我们拉出去，才能中止我们的游行。直到大家游畅了，真正喊痛快了，才慢慢停了下来。

与中国所有其它隶属于司法部的监狱不同，秦城监狱隶属于公安部，从来就是现政权关押政治犯的特殊监狱。在我们之前，大体说来已关过七批政治犯，他们是：国民党\”战犯\”，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分子\”，1957年的\”右派分子\”，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其他\”牛鬼蛇神\”，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林彪集团成员，1976年10月7日之后的四人帮一伙。因此，八九学潮和民运的积极参与者，就是秦城第八期政治犯。1989年时，已经关押了13年之久的江青等人，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另一个监区中。有一位老公安对我们说：这里关过的\”反革命\”，基本上都是关错的。当然，四人帮是应当关在这里的，他们很坏。而下一批\”反革命\”会是谁呢？我看就是李鹏、陈希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