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封面         

      二十世纪中叶, 中国大陆的 “三年自然灾害”并非天灾, 而纯粹是人祸造成的一场千古浩劫。 可是, 由于一手遮天, 掩耳盗铃的愚民政策, 历史真相长期被秘而不宣。 直到一九九三年, 才由丁抒在香港出版的《人祸》专著首次予以揭露。 两年后英国作家Jasper Becker 在伦敦出版了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饿鬼》。 作者根据对数以百计的相关人士的采访、和大量尚未出版的文字资料, 揭露了罪魁祸首如何制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致数千万人死于非命的大饥荒。今年七月,  香港天地公司出版了杨继绳的新著, 《墓碑》, 这是作者用十年心血写成的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的煌煌钜著。      

    《人祸》,《饿鬼》和《墓碑》都是宏观的历史, 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李世华新著、《共用的墓碑》, 则是作者以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这个时代作见证。 

      李世华出身于一个三代贫农人家,“解放” 那年他才六岁, 在皖北农村成长, 从小学到大学受的都是 “马、恩、列、斯、毛”, “伟、光、大”, “阶级斗争为纲” 的说教。然而, 无止无休的  “政治运动” 和农村生活的现实却不断加深他年轻心灵的受难, 擦亮他的眼睛。

      一九五0年, 七岁的小世华就亲眼看见一群五花大绑着的地主被几个带枪的  “拉到西门外枪毙。” 那年的五一节, “在唐寨西门外枪毙了十七个恶霸地主.” 这是他经历的第一场  “政治运动” 。

      在这场 “土改运动” 中, 作为一个 “翻身” 的老贫农, 他父亲以为 “从此有了自己的土地,” 他高兴得太早了。 一九五四年, 开始号召在农村走 “合作化道路”, 同时实行 “统购统销”, “结果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饲料也被强迫购了去。 为了防止农民瞒报、藏匿粮食, 干部们就到各家去翻。” 一天中午, 小世华从小学回家吃午饭, 亲眼看到村干部手里提着一把刺刀, 领着一群人在他家 “各间屋子里翻来翻去, 无论厨子、 柜子概莫能免, 犄角旮旯都看个遍。” 最后, 这名村干部带人到堆牛草的堂屋里间, “拿起刺刀奋力对麦草堆戳去。 为防遗漏, 他用刺刀上下左右对草堆一刀接一刀地刺, 同时还用刺刀上下翻动麦草。” 这是这个老贫农家, 在  “伟、光、正” 和”四个伟大” 统治下, 第一次嚐到被抄家的苦果。

      一九五六年, “合作化运动” 席卷全国农村, 农民统统 “自愿” 参加合作社。 他父亲不但从此失去了“自己种熟了的地”, 连养肥的牛、齐全的农具也都充公了

。一九五七年夏, 世华小学毕业, 考进了县城的最高学府—砀山中学。 入学不久, 他上的第一堂政治课就是

“反右运动”, 眼睁睁看着一个接一个好老师被打成 “右派”, 有的锒铛入狱, 有的留校接受劳改。 “这些事对我们震动很大,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洒下了阴影…我们怎么也也不敢相信像这些老师这样的好人能与

“历史反革命”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 和“妖  魔鬼怪” 这些罪恶的称呼联系起来。”

       “反右运动” 取得了 “万马齐喑”的 “伟大胜利”, 一九五八年开始, 总路线、大跃进、 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等等一系列 “新生事物” 就疯狂地横行无忌了。 好景不长, 一年之后, 一无所有的农民就走向饿莩载道的深渊了: 

    公共食堂已经没有粮食, 开始吃草根、树皮。尽管如此, 上边还在逐级下压催着要粮, 不仅口粮没有了, 连种子粮、饲料也全部上交了。 干部为了完成任务, 必须把社员家里的粮食搜光。 于是, 大抄检开始了。 由生产队长和积极分子组成的抄检队手持钢钎挨家挨户搜查, 床底下、草堆里、甚至橱柜、鸡窝都要翻遍。 可疑的地方就用钢钎捅一捅, 犄角旮旯也不能幸免。 最荒唐可笑的是他们连厕所都不放过: 他们要看看你解的大便里有没有没有消化的粮食粒。

    大抄检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挖地三尺。 抄检队对屋里屋外所有地面仔细观察, 只要见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新鲜松动的地块, 他们就用钢钎把地面掘开, 仔细扒拉土粒。 抄检完毕, 他们扬长而去。

    这是我家第三次被抄家, 而且这一次比以前两次都来得彻底、无情、更让父亲伤心。 当我那年冬天回家的时候, 父亲曾经有过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他脸上流露出的是无奈、 绝望、凄苦的复杂表情。 他不理解干部们天天还在宣传的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它会把老百姓引向何处? 

    一九六0年元旦, <人民日报> 的社论回答了这个老贫农的问题: “我们不仅对于一九六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 充满了信心, 而且对整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 也充满了信心.” 当时世华读初中三年级,在一间阴冷的教室里, 和同学们一起饥肠轆轆地学习着这些社论, “幼稚地憧憬着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

       紧接着就是春节, 大年三十世华在冰天雪地中徒步几十里,  回家过年,   “脑子里想着儿时过年时的欢乐,  不由得加快了步伐。”  走进家门,  他一眼看见的却是满案板的红芋叶子,  全家人木然的表情。 大年三十的午饭是一大锅红芋叶子,  全家每人一大碗。  “下午是在饥饿、寒冷和沉默中度过的。晚上—大年除夕—没有饭。……天还没黑,  为了减少能量的消耗, 人们便早早地上床,   在床上饥肠辘辘地熬过漫长的寒夜。”

        后来他听母亲说,  “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早被搜干了, 锅也早在大炼钢铁时给搜走了。….. 连干部带着几个积分子天天晚上开会斗人要粮食。 ”     就在这个大年三十的暗夜里,  他的父亲还得去参加斗争会。这些为虎作伥的干部用种种新奇的酷刑折磨自己的父老乡亲,  甚至不放过  “一个七十多岁的小脚老妈妈, 叫人家站到桌子上, 每只手托着一块砖头, 还要双胳膊架平, 叫 ‘架飞机’ 。老人家哪能撑得住? ‘扑腾’ 一声从桌子上摔下来。那些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但不拉, 还用脚踢她, 说她是装的。”

世华的叔父也是这个闹剧的牺牲者。

        他父亲眼睁睁地看着邻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一家接一家地死去,   他不忍心眼看着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和不满周岁的小孙女都活活饿死,  而如狼似虎的村干部还在继续用酷刑斗群众逼粮食,  他感到彻底地绝望,

终于在春节后不久就悬梁自尽了。 第二天,  他遍体鳞伤的叔父也死去了。六天之后,  不堪丧子之痛的老爷爷也上吊死了。  “当年轻气盛的爷爷当年带着两个儿子从山东郓城来到这儿定居的时候,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爷儿三个会在一个星期内死于非命,  然后一起被葬到这片荒滩上。”  爷爷死后第十天, 婶母病饿而死.  婶母去世后第十一天,   不满周的小侄女被活活地饿死了.   从他父亲三月七日自尽.   短短的二十八日内,  这个十二口人的贫农之家竟有五口人死于非命!  勉强幸存的亲人中,“ 母亲仍在鬼门关前徘徊着,  二哥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面对三代亲人无辜的惨死, 世华的悲愤痛彻心肺,

痛定思痛, 他也清醒地认识到  “我的家庭遭遇不过是社会大悲剧的一个缩影而已。” 

      那年的春天特别寒冷而漫长,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等到夏天, 没有等到麦子成熟, 便在饥饿的煎熬中倒下去了。

      ……

      午收季节, 学校带我们学生到城北的一个生产队 “支农”

。在紧靠村边的地里割麦的时候, 我们时不时会被眼前发臭的半腐烂的尸体吓得尖叫起来。我们开饭的时候,一群长脖子挑着瘦脑袋、挺着大肚子、皮包骨头的孩子围在我们四周,  一边用贪婪的目光盯着我们手里的馒头, 一边吮吸着手指吞咽口水。用饿莩遍野和毛泽东自己写的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来说明当时农村的情况是非常恪当的。 

        “反右” 之后,  “四个伟大” 曾得意忘形地自诩: 秦始皇 “焚书坈儒”  不过杀了几百个儒生,  他杀的超过一百倍。 如今,  在一个和平时期,  发扬光大  “苛政猛于虎” , 不用一兵一卒,    又歼灭了几千万无辜的平民百姓,  创造了中外古今前无古人的  “奇迹”,   他更可以引吭高歌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旦篡夺了 “绝对权威”,  “四个伟大” 更一意孤行了。  短短的四年之后,  他又策划了后来被他的党定性为  “十年浩劫”  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作为一个大学生,  世华亲身经历了这场荒诞不经的、红色恐怖的血腥浩劫。他在农村的亲人竟然也成了  “文革” 的牺牲品。他的长兄被诬陷入狱达六年之久,   出狱后病体支离而死。寡母痛不欲生,   在长兄出狱前就死去。 一生坎坷的二哥,  久经牢狱之苦,    终于服毒自尽。 

       李世华一生饱经亲人变故,  终于化悲痛为力量,  劫后余生,  以亲身经历为   “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荒唐时代” 作椎心泣血的见证。   “我终于可以告慰我的死于非命的亲人及数以千万计的同胞了, 终于可以告慰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了。” 

    《共用的墓碑》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  不是客观的历史著作,  衹是一个贫农子弟亲身经历的故事。正因为它是一个贫农小子弟的声音,  这部用朴实的语言、 无比真实的细节和催人泪下的情节写成的回忆录,  才具有它无可比拟的、独特的价值和感人肺腑的力量。这个小人物的声音,   不是他一个人的声音,  而是数以千万计的饿鬼的哭泣和控诉,   是千千万万无言的广大中国农民的声音。他为亲人树立的墓碑也是万万千千饿鬼冤魂  “共用的墓碑” 。 正因为如此,  这个小人物的声音才能惊天地,   泣鬼神。 早在定稿之前, 作者就为他的回忆录取名《共用的墓碑》, 不约而同和杨继绳新著的书名相呼应,  “心有灵犀一点通”,  为近代中国史铸成两座 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