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明显改善，8月梵蒂冈代表到北京进行了破冰访问，中国代表团11月初前往罗马与梵蒂冈代表会谈，最终在中国大陆主教任命问题上达成协议。梵蒂冈准备接受中国封立的八名主教，此举被视为中梵自1951年断交后走向复交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中国将如何对待历史上传教士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加拿大学者那士荣早在90年代就多次呼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追认三位在中国被害的加拿大神父为“殉道烈士”，至今没有下文。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经济学教授那士荣的叔叔那士荣神父（Prosper Bernard, S.J.）1938年与白求恩同期赴中国，在贫苦的中国农村传教5年多，直到1943年被日军杀害于江苏省丰县。但他的死讯被淹没在战争的硝烟里，没能像白求恩那样被毛泽东赞赏为“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和有益于人民的人”，被毛泽东捧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再加上共产党执政60多年扫荡了天主教信仰的根基，令那士荣神父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成为空白。
1902年出生于蒙特利尔岛南岸的那士荣13岁入神学院寄读，20岁入初学院修道，33岁成为蒙特利尔格西教堂神父，1938年2月受加拿大耶稣会委派到中国，在北京学习15个月的中文后被派往江苏徐州农村，先是在偏远的土山镇传教10个月，后转往套楼镇作本堂神父。在写给加拿大亲友的信中他形容在“土匪横行，人民被战乱和贫困折磨的水深火热”的环境中主持圣事，给人看病，筹建学校，忙得就像“流星”一样。他和加拿大亲友假设“如果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交换：中国人分一些他们的耐心、俭朴、乐观豁达和谦虚有礼给我们；而我们愿意同他们一起分享我们富足的物质财富，分一点黄油给他们的小米饼子，分一些我们吃不完的糖给他们，尤其是把天主赐于我们的恩惠和信仰能和他们共享，想想看，这样一来，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人类会更幸福平安，这将是人间天堂。”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加拿大对日宣战，日本遂拘禁在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那天正为学校筹备募捐大会的那士荣神父被押往丰县天主堂，在14个月的软禁中，他以背诵中文字典度日。1943年3月，因与另两名加拿大传教士隆神父和屠神父为濒于倒闭的学校募款，被日军疑为从事反日活动，于18日被枪杀，遗下10多本日记和数百封家信。江苏徐州曾是加拿大人的传教中心，在20世纪上半叶有93位加拿大神父和16位蒙特利尔圣洁修女会的修女来此传教，并有7位加拿大神父长眠于此，直到1950年最后一位加拿大传教士吕仁博（Berube)神父被驱逐出境。
1983年1月，在魁北克大学执教的那士荣教授首次来到丰县天主堂他叔叔的遇害地祭拜，1994年他在参加纪念活动后带着装有那士荣神父部分遗骨的中国瓦罐回到魁北克。1999年，那士荣教授在丰县的两次公开演讲中，把那士荣神父与同样为中国献身的白求恩医生相提并论，并表示已经请求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追认三位加拿大神父为’殉道烈士’。
2000年10月1日，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册封因坚持信仰而受难的120人为中华殉道圣人，他们当中有外国传教士，有中国籍信徒，其中清朝118人，民国2人。此举当即引发中国外交部抗议，称“梵蒂冈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并指天主教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这次被册封的一些人更是在中国土地上奸淫抢掠，为非作歹，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