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北京某大学邀请我去给来自美国的留学生讲课，甚至希望我每周讲一次，我总是以种种理由拖延和推辞，大学的讲坛不象饭桌上可以随心所欲，拿捏不住分寸，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无疑会让邀请方尴尬。可是邀请方锲而不舍，我实在盛情难却，答应在这批留学生离京之前，与留学生见面，顺便扯一扯我所看见的一些社会异象。
据说这些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除了在这所顶级的大学学习中文，还特别关注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腐败乱象以及劳工维权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在过去十多年最感兴趣重点关注的话题，数千篇时评杂谈，大概有一半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与留学生们泛泛而谈应该问题不大，只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解读，依然拿捏不准。
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如同一个双面世界，也有许许多多双面人。我想起法国《解放日报》北京分社社长十多年前的一番感慨，这位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西方记者，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由此引起的贫富差距，也表现出少有的困惑和无奈：他试图向一个远在巴黎的朋友解释中国，但对他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只看到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楼，飞速奔驰的磁悬浮列车，或者杨利伟壮观的太空之旅，他的巴黎朋友会认为整个中国都活在后现代的21世纪文明之中……如果将目光投向城市里下岗失业的家庭，或者渴望上学的农村孩子，或者农村早已崩溃的医疗保健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他会想象中国仍然存在于旅游商店里的黑白明信片之中……
这种巨大的反差存在于同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一个双面世界，大都市的灯红酒绿之下到处游荡着满脑肥肠之徒，而贫困家庭的温饱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当一部分人在电脑前享受着现代信息社会的丰富多彩之时，另一部分人还生活在前工业社会极为单调的农耕时代，这种巨大的反差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当北京城的房价每平方米普遍触及或超过2万美元之时，当许多人拥有N多套这样的豪宅之时，你会发现，在这个五彩斑澜的城市里，许多谋生者包括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所谓精英，即使穷尽一生也买不起这个城市的房子！出城驱车不到两个小时，就会见到一群又一群衣襟褴褛的人，他们每年的纯收入甚至还不到1000元人民币，也就是只有一百多美元。
至于双面人，在中国彼彼皆是，那些在公开场合夸夸其谈的人，看上去有理想有抱负有诚信也有良知，可实际上，这些人即没有敬畏更没有底线，不仅疯狂掠夺敛财，更是冷酷无情残暴无比。如果只听他们的言语，会觉得他们很爱这个国家也很爱这国的人民，可实际上，他们早己背判了这个国家和这国的人民，他们纷纷把亲朋好友送到了国外，也把巨额财产转移到了国外。
双面世界双面人的存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和危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边是盛气凌人的权贵，一边是卑微可怜的贱民，一边是富可敌国的巨贾富商，一边是饥不择食的盲流。一个社会好比一个家庭，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一个穿金戴银，一个衣不遮体，外人如何看待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父母又将如何炫耀？
贫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问题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差距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犹其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问题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2007年为0.45，2013年为0.42。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0.70）。2001年以后香港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更高达0.537，香港成为已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
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香港和新加坡的贫富悬殊也十分严重，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而排名倒数18位，台湾2010年官方的基尼系数为0.342，2013年学者计算为0.36；日本、韩国、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低于0.4。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7。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泛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这个数据还要高得多。
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意味着未来中国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危及政权稳定，而各种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积极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全体国民同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在实施计划的十余年里，日本社会形成了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的战略目标。
蒋经国在台湾执政时期，台湾人均所得从482美元增长到5829美元。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经济成长果实由全民共享，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以改革开放的样板深圳为例， 2016年台湾GDP折合3.7万亿人民币，深圳GDP为1.9万亿人民币，而在2016年，台湾的财政收入折合4800亿人民币，深圳的财政收入高达7900亿人民币！台湾的财政收入远低于深圳，而台湾却早己解决了全民免费医疗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要供养一支独立的军队，深圳能够享受到所谓社保医保的人口只有区区几百万，庞大的财政收入也只是供少数人在享用。
再看看全国，去年巨额的财政支出，依然是庞大的公共建设支出、公共维稳支出唱主角，民生支出依然只是配角。轰轰烈烈的反腐虽然打掉了一大群“老虎”和“苍蝇”，但并没有改变民生艰难的现状，老百姓更没有从住房、出行、消费、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中，直接或间接感受到巨额财政赤字带来的好处，只是感受到越来越重的生存压力。
天文数字一样的财政支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老百姓身上榨出来的，国家富少数人富就意味着更多人穷，我们不应该为国家富少数人富而欢呼，更可怕的是，巨额财政收入只是用于少数人挥霍，许许多多更被腐败贪婪所吞噬，当老百姓的纳税比例已经等同于甚至高于发达国家，而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却又少得可怜时，这个国家靠什么维护稳定保持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