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勇斗狠的梁特治港五年行将结束，和解成为了一般港人愿望，但劣质管治的后遗症甚多；尾巴摇狗，这几年港澳办官员的「战斗性」也跟着比以前高涨。饶戈平近日的「一国」言论明显不利和解，甚至可说是反和解、反香港的。况且，香港内部形势有变，按传统思路从统治阶级内部、政权与反对派以及反对派内部这三方面去分析撕裂及解救办法，有其用处却已然不足，需要另辟蹊径。
唐派实力不宜低估
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在于，「曾俊华现象」彻底改变了唐营过去只能在统治阶级上层运作的局面，替它补上双浅（浅黄、浅蓝）民众基础，使化身成为「唐氏综合派」。分析今后香港政局，此派动向是关键；其在北京的牙力非同小可，梁特政治业绩乍看如日中天之际却忽然下野，便是有力证据。
唐派财雄势大，人脉关系丰厚，足以在梁营土崩瓦解之际骑劫林郑政权；上可达天庭，中接专业及其它夹心阶层，更可凭泛民和老左关系接触草根，甚至在抗红资保地盘的关键事上，有空间跟新一代独自派作战略协调。如此捭阖纵横，一个或足以承载中长期稳定政治局面的阵势俨然在望，此即笔者说的Pax LiKa-ana是也；是凶是吉，大概年底明年初便见端倪。
当然，这个可能出现的政治局面，并不可真正与Pax Romana或Pax Americana作比拟；它还要得到北京首肯并愿意接受充份体现君临臣服关系的若干条件，才可望取得「高度自治」的再承诺。
不过，在开出这些条件之时，北京也不能不意识到必须作某种实质的对等交换。元、明、清七百年历史说明，任凭中华帝国如何强大，也无法直接管治边民，而必须长期倚靠一大批极高度自治的土司（「高度自治」前面加「极」，特指三朝土司皆可拥有自己的军队，为香港特区所无）。旅日史家王柯指出，明朝末年，朝廷在西南各地设的土司数目是1,078个，清初又增加了几百个，边民之难管可见一斑。此困难在今天香港也有目共睹：北京只要钦点一个像梁振英那样的党员，推行一条港中融合路线，香港人马上造反，播下了自决独立的种子；若正式改由中央委派流官直接管辖，那就更不得了。
其实，过去五年的本地政治实践清楚说明一点：北京并不如一些人以为的那样，能随心所欲摆布港事。首先，民意它全然操控不了，年轻人的离心倾向固然日益沉淀，最近，连双浅的政治表态竟也出奇地顽强。其次，一般人认为只晓拜金、有奶便是娘的香港商界，并未在五年前的特首选举脱轨演出之后顺从北京意旨通力协助梁氏施政，反而或明或暗处处给他设难（政改立会投票一役怎可能只是「虾碌」？）；行不得也哥哥，北京于是知道不能硬撼只能转軚，遂上演了梁特一伙「临天光濑尿」的尴尬剧。
港应行土司制政治包干
猛虎不斗地头虫，北京现在应该懂得了，在香港不搞民主选举的前提之下，唯一明智做法就是在本地政经集团里挑选最强大的，委以土司重任，实行政治上的包干制，包产到户一包到底，不需要也不容许有甚么「第二支管治队伍」（中联办虚化或撤离），而行政长官实质上只能是土司底下的CEO。
如此理顺本地政经层面的势和位、权与责，特区统治阶级里才不致于出现轻重倒置的失衡状态。说到底，今天有能力在本地负起土司职责者，惟唐氏综合派莫属；至于林郑，纵以一能吏之身发挥到极致，也不可能逾越一个首席问责官员的角色。梁特祸港五年，除了意识形态有问题不为港人接受之外，主要还在于他既非能吏，而且他所代表那派的政经比重和人脉份量亦不足以负起「制夷」即摆平本地权贵内部矛盾的土司第一职责；所以，一旦北京要面对此问题，梁氏就没有不下台之理。
然而，由唐氏综合派坐定土司角色、承接本地管治责任，无疑有金与权直接结合的高风险，需有足够的他力和自力去抗衡，否则长远对香港而言也是死路一条。他力，指的是强大、不息且懂得灵活运用和理非非、公民抗命以至勇武抗争等的社会运动直接制衡政府。自力，则指唐派必须有的自知之明；这点需要稍加解释。
政治上而言，若阿爷插手管东管西，坏了事是阿爷的责任；包干了，承包者就必须政治上好自为之自负其责，而再不能像梁特上台时那样，揑几个招降纳叛的样办便当作「大和解」。唐派掌权之后首先应做的，便是修补过去二、三十年来主要由贫富不均造成的阶级裂痕。
第一步：缓和阶级矛盾
大家知道，已发展国家这三、四十年来的内部贫富悬殊，主要是全球化特别是制造业离岸造成的。在香港而言，离岸就是北移；其结果是益了中共贪官、大陆劳工和香港老板，却苦了香港中下阶层。本来，香港老板那样赚大钱之后，在本地作适当财富再分配补偿损失者，未尝不可以双赢，可是一直未有做到。李嘉诚不止一次说过，可以立法提高企业利得税，所得用于提高市民福祉。唐派如果「完全执政」，这个承诺必须兑现，否则就证明此派也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尚无资格担当土司角色──有实力，不表示愿意为做好角色而作出必要牺牲！
此外，对唐派而言，向前看就必须自救救人，负起反红资救香港的第一线重责。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言，红资已把他们逼到了背城借一的地步。对香港人而言，反红资则是争取真普选的先决条件。能够带头反红资，则唐派作为当权派，与广大反对派之间的政治裂痕便可望有某种程度的修复。（问题是香港商界还有多少「腰骨」？不少本地富二代认为投降红资并与之合流是今后生存发展之路！）
第二步：反红资团结港人
此亦与缓和本地阶级矛盾有关。如果红资不断把港资挤压至「冇位企」（田北俊语），本地阶级矛盾缓和就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到时剥削香港人的不再是本地资本，而是「让利」期过后便会显露更凶残贪婪本性的大陆资本。
上面谈的都是社会撕裂的可修补部份。就政党关系而言，唐派与泛民目前关系良好，重要原因当然是曾俊华竞选特首得到泛民选委鼎力支持而入闸，演出空前的「公仆抗命」一幕。中间市民对此非常受落，直接成就了唐派取得群众基础而变身唐氏综合派。如果此派成功骑劫无班亦无底的林郑（发生概率是九成九），则泛民与林郑的关系亦可能跟着改善。近日梁特起码在三个政策方面与林郑有明显冲突，说明双方正逐步剥离；这当然也会导致泛民与她进一步和解。
然而，唐派与比较激进的反对派特别是独、自两派的关系，除了在反红资事上或有交集，却很难谈得上会有甚么积极修补。在阿爷眼里，独自派都是千刀杀的坏蛋，无论谁上台执政都必须置之于死地。北京贬曾而举林郑，此是重要考虑；但笔者认为，如果曾俊华当特首，一样会打压不客气，薯片叔叔和善形象转念之间就变，除非他博炒，但那又何苦要参选争胜？
打压非「梁氏最后疯狂」
因此，近日政权加紧打压逮捕独、自派人士，并不仅仅是一些人说的「梁氏灭亡之前的最后疯狂」（意即很快会雨过天青），而是会在林郑上台之后不断延续；北京甚至会因为在其它方面取得和解而觉得有本钱对独、自派作更严酷打压。这当然是愚蠢的。分离主义思潮在年轻人当中已经成为「风土病」，政权与越来越大部份的未来社会栋梁为敌，何可谓明智？
其实，从北京给香港设置的2047二次死线角度看，越接近那条「真死线」，京港当权派与激进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必会越趋严重。这意味着后者必须有更强烈的危机意识。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最近为文指「抗争者汲取过去两年的经验，未来的勇武抗争会转趋地下化」；这是抗争运动面对越发严厉打压时的一个正常反应，共产党自己当年在「白区」的运作便是如此。
然而，另一个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自然反应、国际上激进运动发展过程里的通例，就是运动因需要而作内部分工，发展出有效的救援翼（rescue arm），专门负责的工作包括：筹钱打官司、有组织地探视系狱的同志、协助提供他们出狱后的生计、解决继续学业和就业的问题等。在踏入真死线前后，统治阶级更可能实施血色恐怖，救死扶伤便也要成为运动救援翼的重责。至于像「黄雀行动」、「地下铁路」等的跨国界救援，也必重现。
社运的救援翼
大家可以想象，这些都是很困难的工作，需要大量多种专业人士的支持。独、自派更应广结善缘，关键时刻才会有更多人愿意伸出援手。可幸国际经验说明，参与这种性质的救援的人士，并不一定都是激进派；很多都是从根本的人道立场出发，不问甚么种类的抗争立场，只问如何尽力救助被不义政权迫害的人。
笔者特地谈论这点，为的是要在一片渴望和解、寻求对话声中提醒大家，无论哪一派掌权，北京也不会轻言和解。要和解，有前提，就是你必须证明自己对这步步进逼的政权是无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