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末，黑龙江和陕西农民带头宣告对土地的所有权，各地农民也有类似举动。中国共产党当局大肆镇压，但农民维护其土地权益的趋势难以阻挡，逼迫中共在土地“流转”上下功夫。今年，又是岁末之际，数百人签署《零八宪章》，呼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而该宪章未公布即遭中共当局镇压。自然，与农民的土地权益一样，宪章之事，也将是长期的过程，而中共的胡总书记，“创新理论”、“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花样不断翻新，且孜孜不倦加强其“执政能力”，他除了镇压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本事，拭目以待可也。
不由得想起最近在网上读到《亚洲周刊》上旅美作家林达在伊拉克采访的几篇报导，很是感慨。
据林先生采访时的观察与分析，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伊拉克战争中，“巴格达最糟糕时期是2006年中至2007年中”，那时，“巴格达变成了人间地狱”，但也恰在那时，关键转折点出现，民众觉醒了，这特别表现在，“宗教帮派组织省悟，实行停火、联合，协助美军围剿伊拉克人民的真正敌人──盖达组织及其演化组织，巴格达突然‘安静’下来。这个状况已经维持了一年多，治安在大幅改善中”，因为“国外恐怖组织在伊拉克站不住脚，开始外逃，一个主要方向是阿富汗，阿富汗开始吃紧”。林先生看到的是，五年多来，联军将士“冒着生命危险、一寸寸在争取胜利”，现在，“伊拉克大局已定”。
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各种国外恐怖组织蜂拥而至。在库尔德伊拉克之外的阿拉伯伊拉克，恐怖分子简直无处不在，恐怖袭击持续不断，然而，林先生强调，“阿拉伯伊拉克已经过了那个转折点，转折的关键是自己的觉醒。觉醒的根本原因是内战双方民众渴望过正常生活的本能。”
林先生写道，“在现场的人都很清楚，伊拉克发生的是两场战争：第一场战争，美伊军队对抗，有平民的战争误伤并不多；第二场反恐战争，美伊军队在同一战壕，共同面对恐怖战争，试图维护民众安全，伊拉克平民死亡大多在这一时期，几乎都是由宗教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恶意谋害。反恐战争过程是：第一阶段，伊拉克国内外恐怖组织袭击，美军为反恐主力；第二阶段是恐怖组织加国内宗教派别内战（主要在库尔德之外），美伊共同承担反恐；2007年中开始的第三阶段，内战逐渐中止，伊拉克军队转为反恐主力，内战双方开始共同协助军队反恐，正不压邪的局势根本扭转。”
五年来，对伊拉克战争，负面的新闻报导、指责与批评的文章，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震耳欲聋──美国侵略主权国家、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泥潭，布什总统“莽撞”、“撒谎”、“愚蠢”、“无能”，诸如此类，骂美国骂布什，堪称时尚，很是时髦。
应该感谢林先生这些来自伊拉克现场的报导，那些“时尚”、“时髦”，当然相形见绌。
从伊拉克的情况，想到中国，忽然觉得，似乎有几分相象。
中国的民众，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渴望正常的生活，渴望民富国强──为反对林彪集团而作为“批判材料”印发的《“571”工程纪要》，它对“国富民穷”的批评，实际上深得民心。于是，毛泽东死后，改革之势就不可阻挡。
然而，人们看到，我们这里也有两场改革，即80年代的改革和90年代以来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在民众的推动下，不得不改革，特别是不得不接受农民“大包干”，但是，它对自身权力垄断地位的迷恋，掩盖在“社会主义方向”光环之下。80年代初镇压了民主墙民运，80年代末镇压了八九民运，终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于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之际，“国富民穷”状态又悄悄地回来了，而且还是那一派理直气壮的模样，还是那一番“人间天堂”的包装。精心剪裁的历史与现状，精心包装的宣传与理论，诱使人们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和“私有化”，刺激人们反对西方“和平演变”与“干涉内政”、“干扰中国崛起”。政府控制、行政垄断愈益加强，民间批评的声音有一定的空间，但毕竟黑幕重重，使人难得要领，而官家脸皮够厚，它们权力在握，利益到手，民众对它们无可奈何。
“国富民穷”回归，体现着国有体制支配状态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改革在“六四”镇压之后陷入停滞，但改革的动能尚未消失，于是借助于邓小平而反弹，终于接受市场经济，送走了计划经济。不过，市场经济要带上“社会主义”帽子，国有体制的支配力量一番改头换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现光彩，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很明显，“国富民穷”之势强劲而有力，“正不压邪”也就蔚然成风。当今之中国，为官权垄断鸣锣开道者振振有词，欺压弱势群体者有恃无恐，反对自由民主者侃侃而谈，为恐怖主义喝彩者理直气壮，不一而足。
伊拉克反恐战争有了真正的进展，“正不压邪的局势根本扭转”，而中国，仍在共产党专制控制之下，“正不压邪”毫不奇怪。
相比之下，权势集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化“国有经济”，并推动官权控制下的私有化，攫取国民财富，得到莫大好处，当然不象恐怖袭击那样直接伤害民众，它们隐蔽得多。它们尽力将民众排除在资产财富之外，股市开放的一点空间也不时地在它们蹂躏下变形。民众在有限的市场化空间里打拼，辛辛苦苦地富裕起来，却被说成是“端起碗吃肉”，似乎能够吃肉全靠官家恩赐，似乎就失去“骂娘”的权利，只能跟着“新左派”们去骂市场化的改革。
显然，渴望正常的生活，渴望民富国强，已经不够。面对强大的官权，以及霸道的权势集团，迫使民众走向新的觉醒，即对民权的渴望。
其实，在改革十年之际，有些学者已经感觉到，改革之势将推动民权崛起。但是，借助于血腥镇压，随即出现转向，官权反击民权，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涅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横空出世。民权只得匍匐前行，近年来则以“维权”势头渐盛。到2008的“奥运之年”，奥运展现国家之力，国有体制却在重大天灾面前不堪一击，捉襟见肘时“人祸”频频出现，而民间的志愿者挺身而出，则举世刮目相看。到年底，更出现一份《零八宪章》，或者可以视为民众新觉醒之先声。不仅如此，即使“宪章”遭中共镇压，对它的讨论也伴随着对它的支持展开着，其中，萧瀚对“宪章”的批评着眼于政治现实，着眼于中国共产党对“宪章”的接受性，具体讨论“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宪政成功转型的成本”，提出争取“共产党成为和平宪政改革的同盟者”，是很有价值的意见。
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诩“与时俱进”，其实它落后于时代甚远，民众不推它就不动，尤其以允许农民承包土地最为典型。如今民众呼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威胁到共产党专制之根本，它出于本能而镇压，而竭力抵抗，显示出很大的力量，但是做得很难看。这样难看，也是“正不压邪”的一种表现，而中华民族要争取自己光明的未来，就要展现宽广的胸怀，共同努力，一寸寸地争取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