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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阀(网络图片)

 


 

旧长征路上,红军围猎土豪、财主,以获得经济支撑;新长征路上,中共又开始了对土豪与财阀的围猎,而这样的猎捕,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时,已演练过一次了。

 

一、习近平为什么重提新长征

 

2016年10月21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习认为回顾长征中的每一个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都展示出强大的“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能力。

 

习上任之初,第一场公开亮相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率七常委参观近代史展览,其讲演的主旨是,近代以降,中国衰落,所以复兴中国,是中国梦。现在,习当政快满一届,习面临的问题是突破重围,解决面临的困境。怎么解决呢,就是发扬中共的长征精神,倡导党的绝对领导,党员干部自觉的纪律,对百姓秋毫无犯。

显然,宏大的政治叙事无解于中国具体的政治问题,习面临多重焦虑,近年先是高调警告,党内有阴谋家、野心家,这个问题要跟全党说清楚。现在,话锋一转,高官的矛头开始指向“经济政变”,经济领域里的资本大鳄由于已然做大,开始影响国家政治,所以,官方开始发出警告,认为这是危险之举,肖建华从香港被拘传到北京,因此具体风向标意义。

 

习近平能依靠什么政治力量呢?还是回到毛泽东的长征思维,就是建立强大的党系力量,让政治统帅一切,让党领导一切,党政一体,似乎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路径。

 

长征之时党的领导,就是把党组织建在连队上,而现在已建到了村庄上,甚至民间组织、公司、律师事务所,都要建立党团组织,以便于政治控制。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社会,而以维稳为目标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党治的社会,甚至会是一个警察国家,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警治国。

 

中共一直致力于改造人性,毛时代是想改造整个国家的人性,要求人民大公无私,现在中共退而求其次,要改造干部的人性,要求党员干部按中共新公布的纪律条例管控自己,所谓从严治党,遵守中共的政治与工作、生活纪律,一直都有“严格”要求,但总是会刮上一阵风,最后回到新一轮严治严管。为什么?因为中共自己管治自己,从来没有想过通过公权分立,来制约公权力,没有外部独立的监督,没有自由的媒体,更没有政治竞争,其腐败是必然的。

 

习近平还提到对百姓的秋毫无犯,当年的长征,中共数以万计的干部军人生活费用从哪里来?打土豪得来,土豪就是农村当时先富起来的人,他们获得的财富多是世世代代经营积累的财产,一夜之间就被红军扫荡充共,红军的打土豪方式与行为,给所过之地均是灾难性的,中共一直没的反思与忏悔。当然,中共也不可能忏悔,因为后来的“解放区”土改,以及最后的农民土地收归集体与国家所有,均是这一革命思维的结果,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共他人之产”,对他人财富的强行共有是其发展之道,也是谋财生存之术。

 

由于官场腐败,加之党系精神涣散,习中央感受到某种威胁或没有行动力,所以重提新长征,也是感受到了政治危机。

 

二、 权贵联盟是中共崛起的腐败力量源泉

 

重庆薄熙来事变以来,中共进入大分裂、大清洗时代,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件动辄数亿、数以十亿甚至更巨大,以至于有关部门都不敢公之于世,以免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清洗政敌,加之大面积打击腐败,造成中共内部普遍的堕性对抗,人心浮散,当政敌被清洗,当军头被内部处置,当各个异已的政治山头多被平整,财阀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中共突然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不亚于当年各路军阀对中共的围堵。

 

习近平因此何用一句术语:围猎,强调中共各级官员不要被财阀围猎。

 

但习中央应该意识到,财阀不是一天养大的,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注定会出现财阀。

 

而六四屠城之后,陈云说,还是自己孩子放心,中共高层一家一个或二名副部级上位,李鹏的女儿与儿子,就是这样得到国企高管位置的。而这些人用自己手中权力寻租,可以得到上方宝剑的庇护,所以通行无阻。

 

这就注定财阀与最高权力当局的血亲盟友关系,特别是与红二代的盟友关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资本家可以入党,可以参政议政,让权力与财力形成合法的联合,从暧昧到公开,让有钱人与有权人进入人大与政协,形成强势的体制性力量,驱动中国经济崛起,江时代可以说是权贵联盟的蜜月期。胡温时代继续,甚至让私人老板进入中共党校培训,中共党校本是各级官员的政治派对与勾兑的合法场所,再加上私营老板加入,权贵势力就更加肆无忌惮,在中共多个高层平台展开合作。

 

权贵资本主义获得黄金二十年,邓时代是一个铺垫,江、胡二十年,是发展强大,不仅做大了国家经济泡沫,同时做大了权贵经济与同盟。

 

三、 权贵开始功高盖主,主子不答应了

 

在肖建华事件之前,郭文贵与李友的斗争,曝光了体制内权贵勾结的许多内幕,当郭文贵在明镜电视上曝光更多的黑幕之时,郭文贵口中却有一位高层“老领导”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在对他施加影响,郭、李事件,涉及到多位副部级官员,特别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甚至指涉到令计划、李源潮,幕后还有没有更高层的领导人被卷入,暂不得而知。

 

这些大鳄级的企业家或金融巨头,都是在二三十年之间,疯狂崛起,少则几百个亿人民币资产,多则能控制上万亿人民币财富,这不仅是富可敌国,更是因富而成为党国的敌对势力。如果没有看不见的高层权力之手在背后支持,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四五十年的年轻企业家(白手起家),能如此呼风唤雨,创造财富神话。

这些资本大鳄或超级企业家们,围猎高层权力是真,说他们要谋取中共最高权力,甚至颠覆中共,这个有点言过其实,他们是中共腐败土壤上的恶之花,他们最喜欢并依赖中共的政制,只有独裁的政制,他们才有巨大的掠夺财富的空间,他们不会致力于“政变”中共,他们的存在,只是让中共不安,甚至会掏空中共,使中共成为这些资本大鳄的高级打工者。

 

习当政之初,所谓习李新政,一是想通过创新创业,来激活全民经济活力,二是想通过股市融资,而不是通过继续刺激房地产或滥印钞票,来使泡沫经济软着陆。

但体制内的力量与资本大鳄们,利用自己的信息渠道与金融操盘,将股民与国家补仓的巨额金钱揽入手中,股民与国库均蒙受巨额损失,尽管中共抓了一些高层,但仍然找不到操纵的源头。这场股灾,使习李新政遭受重创,甚至是一次金融破产。现在我们看到,习李仍然在等而下之沿用房地产与印钞之术,挽救党国经济,并通过限制兑换外币,以及控制境内资产对外投资,使中国泡沫不至于影响世界,造成人民币卢布化或信誉破产。

 

现在习与中共高层能够整肃的,也不过是郭文贵、肖建华这样的所谓资本大鳄,并没有触及重量级的官二代与红二代。

 

中共真正要突围的,是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党政一体的极权体制,想靠极权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又想不腐败而永远稳定,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