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维关乎一个文明的质量与生命力。西方文明在这方面确实好于中国，可比较的是：像《罗马帝国兴衰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样的思想性史著在中国一部也没有，二十四史只具素材功而没人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研究，拿出一部让全世界信服的思想性史著。还有，中国史学家死守于自身历史诠释且质量极低，完全没有全球观念。《世界文明史》、《全球通史》、《现代世界史》已有多种，但没有一部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写的。
「秦桧问题」仍是史学焦点
没有好的历史思维不仅极大压低了普罗大众的历史知情权，而且会让知识分子愚化。愚化了的知识分子就是愚知。作为文明衰败乃灭亡的信号，愚知现象与全球史观念背道而驰，它在自身诠释上也非常可怕。比如说，涉及文艺表达的历史言说往往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向受众传播愚蠢观念。具体一例是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第四十五集中有反派人物（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向自己做教授时期的两位学生（一对夫妇）讲秦桧与岳飞的关系。结论是，岳飞情商低，不懂迎请二帝还朝后，现任皇帝赵构的地位成了问题。
高育良既然是反派人物，其表达归属谬论无疑。往时政方面联系，电视剧的此中批判倾向与最高当局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相合拍。
而就南宋历史现而言，迎请二帝还朝致赵构权力地位发生危机确实是重大政治逻辑。这个观点由我在二〇〇五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现在已不许再印，也不许授权翻译）提出，也被百度百科的〈秦桧〉词条引用。该词条引用了一百八十二个文献，足见「秦桧问题」在当代仍是史学焦点，我的观点被列为第一百六十一个。在这里，我无意说《人民的名义》剧作者片面理解了我的观点，在逻辑上也不得排除其以自悟而得并借剧中人之口表达观点，但是，我得出岳飞迎二帝的政治主张威胁到赵构现实地位之观点，有大历史关联事件来做支持。该事件是明朝的于谦反对老皇帝复辟、死保现任而遭旧派朝臣诬陷，被杀掉。
比较岳飞与于谦，给中国人出了难题：两人一个主张老皇帝回来，一个主张老皇帝不能复位，都被杀了，都还成了正统史册的正面人物。前者给后人留下了《满江红》，后者给后人留下《石灰吟》，一词一诗被后世之人吟诵不绝。然而，从来没有历史学家给提供一个分析逻辑：为什么主张相反，一样丢命？
商鞅之学复兴预示文明灭亡
有嫌不谦，至少在我写出《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之前没人拿岳飞于谦二人「主张不同，一样丢命」当作一个历史疑问来看待。不过，这里不能计较《人民的名义》剧作者不敢涉及于谦案例来做相关表达，但是，断章于岳飞、取义于贬斥秦桧的正统恰是历史思维质量浅层化的表现。
历史思维浅层化确实是个颇有学术色彩的话题，而「非学术化」一方面在现实政治的危害中已经显示出来，其如习近平偏爱商鞅之学。商鞅之学的根本是迷信法条而终陷于一法立、万法行的虚幻，以及使用奸民控制愚民与建设纯朴社会的矛盾。所以说，不仅习近平的改革不会有任何好的终极社会效果，相反，它还是中华文明灭亡的加速器。形象言之，操作这个加速器的则是表面是精英、实质是愚知那么一批人。
历史思维的根基在哲学那里。但是，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哲学家的李耳根本就没有哲学能力可言，其如「常使民无知无欲」之反智主义主张，不可能在「弱其智，强其骨」的条件下实现。因为「强其骨」必然带来个体活动的频率升高，活动频率升高必然带来个体思维活跃。当然，李耳的这种主张有科学局限，即是说：在他生活的时代，人类还没认识到大脑是人类思维器官这一事实。
「中国的曼德拉」变为暴君
至于《老子》（道德经）一书中对「圣人」定义的混乱以及表述矛盾，则不必展开来说。要重点说的是：《道德经》对德国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纳粹主义的逻辑关系。据德国著名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二〇一一）说：《道德经》在德国远比孔丘的《论语》影响大。同时，《道德经》传入西方比《论语》早，黑格尔曾给予李耳高度评价。这里且不说源自黑格尔哲学的新黑格尔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但是，德国纳粹的愚民政治翻译到中国语境，基本上是「弱其志，强其骨」。
弱其志，以统一社会意志为特征，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取代了《圣经》的地位；强其骨，不用多说，德国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在二战中表现绝非其敌人可比。李耳思想历史性地贡献给了纳粹主义，但儒家思想并不因这个历史逻辑的存在而有另一番天地；相反，孔丘的三个「民莫敢」是赤裸裸的道德暴政！
表面上统治阶层成为人民的表率，但当统治阶层道德完全堕落后，人民仍被要遵从既定（表面）的道德规制。如此，儒家思想特别为威权主义所喜欢。比如，败逃至台湾的蒋介石想复兴它，弄出警总乱抓人、乱杀人（包括暗杀）的诸多事情（案件）；再比如，李光耀喜欢它，更认为新加坡作为威权主义的典范值得整个东亚学习，但是，他给二十一世留下了绝妙的讽刺：被他吹捧为「中国的曼德拉」的人已经把一批大大小小的「中国的曼德拉」关进了监狱，在残酷迫害真正知识精英的同时，更专心于生产批量的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