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始终在学院之中，任教多所名校，而在学术研究中，一直以中国史为主业，其专书和论文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观念有独到的看法。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的下篇，余先生阐述了“大学之理念”，也解答了“余英时不写通史”的问题。
“大学”：大学还得靠民间力量
美国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
李怀宇：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讲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三个学校的关系特别有趣，像是祖父、儿子、孙子的关系，耶鲁是一群对哈佛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普林斯顿是一群对耶鲁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所以这三个学校有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是又有竞争的关系。你在这三所大学都任教过，这些第一流大学有什么值得中国学术界关注与借鉴的经验？
余英时：美国各大学很难说哪一个是第一，最要紧的是看综合力量。美国常常有调查，没有一个大学每一个系都是第一流的，就看谁第一流的系比较多，大概就是在前几名的，所谓常春藤大学，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十几个。这些学校基本上水准都差不了太多的，要看你的兴趣是哪一行，刚好哪一个教授是你喜欢的。教授的著作出版一定要很高水准，不能随便出版，而且每一本出版的书，都要经过专家审核，不通过就不会出版的，不管你有多大名气，都不相干的。这种制度化是非常稳定的，大学出版社尤其守得很严，这样才能使研究传统不断。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历史，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学会。学报上的文章要靠同行互相监督，所以不可能有抄书的情况发生，一出现的话就会身败名裂。
美国大学无论是公立的、私立的，都完全没有政治力量干扰。包括州立大学，它们由州控制预算，但不会因为政治原因遭受迫害，或者被削减经费，如果大学教授倾向于共和党，而州的领导人是民主党，想要削减经费，也是做不到的。在美国大学要进行迫害是不可能的，因为实行长期聘任制度，如果做五年助理教授，自己够水准，质与量都达到要求，就可能升成副教授，在美国一般就已经有长期聘约了。拿到长期聘约以后，当然还要努力，升到教授，要出版多少书，发表多少文章，其中学报的文章更重要，比书还要重要。写教科书，如美国通史之类，是升不了级的，因为在知识上没有原创性的贡献，只是综合一下作为一个教科书。教科书在版税上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在学术上，对升级一点用都没有。你不会因为教科书，学术地位就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写通史或哲学概论不会在现在的学术圈子里占什么位置。这也应该让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认识。
李怀宇：金耀基先生一直研究现代化与大学，认为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成为美国世纪，都跟大学有很大的关系。
余英时：欧洲大学开始是宗教机构，所以神学很重要，最早的大学都跟宗教有关系，长期聘任制度就是要保障教授不受宗教迫害，不受政治迫害。这个保障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更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如果没有这个保障，学术独立就很难了，而且出版书籍，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出版检查制度，谁也没有资格检查，这是最重要的。
美国大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很大。美国就是靠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不是靠钱。钱是怎么运用到文化水准提高，学术研究进步上，人文方面还一时看不出来，最容易看的是科技。科技要是没有金钱，不可能发展，要花不知道多少钱，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发明。这个东西如果还考虑思想上正确不正确，那就完了。美国的进步领先于其他的国家，就靠这一点。从前是英国领先，第二是德国，德国的研究院后来被美国搬过来了。哈佛大学最初只是大学教育，没有研究院，后来才按照德国的研究院发展高等研究。美国的国力跟它的教育成正比，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英国都是跟着美国走了。美国的教育经费非常多，英国的经费常常被政府掐得很紧。在美国，除了政府以外，还有许多有钱的私人基金会，甚至许多英国的研究院都要到美国来申请基金。
李怀宇：民间的力量对美国大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
余英时：大学当然是靠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才是健康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头重脚轻，政治力量占第一位，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至少从现在看来，不是政治为主，而是以经济为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教会提供组织的能力，最早的私立大学都跟教会有关。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十七八世纪，中国商人阶级兴起以后，许多书院都是靠商人的钱。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政府是一个组织，组织是把民间想完成的事情尽量完成，这样在选举的时候民众才会投你的票。不是倒过来要靠领导的，在美国开任何一个学术会议，不会有什么领导人先讲话。没有人去找校长来训话的，大家会觉得很可笑，校长对这个东西不懂，讲什么话呢？
“通史”：以“专”济“通”，不写通史
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
李怀宇：就历史研究而言，为什么写通史在西方没有受到特别重视？
余英时：在今天西方，写通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根本是教科书。一般专家不大愿意写教科书，这是服务性质，而且你不可能在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专家，要了解其他专家的意见。一般写通史几年后就要修改了，知识进步了，又要重新来过，写得再好，没有超过十年二十年的。总而言之，通史不是大事情，得不到太大的重视。在西方写通史的动机大概有两个：第一，写得好的话，市场大，可以拿到很高的版税，就发大财了，还可以设立基金会。第二，能综合一切历史知识写出一部大多数人接受的长篇叙事，这也是一种创造，给人满足。但一般而言，写通史不算原创性的贡献。
李怀宇：可是在中国，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把写通史作为梦寐以求的事？
余英时：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专家给他专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专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
李怀宇：不过一般人总希望买一本最好的通史，这样就可以方便地了解历史。
余英时：我完全同情这一看法，但不容易实现。希望只读一本通史便知道一切，是不现实的。只能期待多出现一些通史，可以比较。但这必须以完全的学术自由为前提，写通史一有顾忌，便写不下去了。
李怀宇：钱穆先生在抗战时写《国史大纲》有什么原因？
余英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有作用，有选择点。第一，那是抗战时期，要建立中华民族的信心，要讲中国的许多好处。第二，他认为五四批判中国是过头的。第三，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大学要求中国通史是必修课。但是大家觉得没有一个人能教全部，所以第一年北京大学通史教学是在北平找各个专家，像钱穆先生讲春秋战国秦汉、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隋唐。钱先生讲，这个通史，各自为政，是不通的通史，通史就要一个人通下去，他就一个人通下来。钱先生在北大教书最出名的就是中国通史，他是用一个人的观点大叙事。由于他的观点广阔，选材重要而全面，最后写出一部最好的通史。钱先生告诉我，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写的中国通史好多是运用《国史大纲》的材料，不过另外作解释就是，因为范文澜与钱先生从前认识，他是黄季刚的学生。这可见钱先生在取材上大有长处。《国史大纲》至少做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地步，但此书采用纲目体，言简意赅，不容易读，教的人必须有很高的史学修养才能胜任。
李怀宇：吕思勉先生写的中国通史又有什么特点？
余英时：吕思勉的通史很实在。第一，大段大段地引原文。第二，每一时代的政治叙事和制度变动分配得很平衡。吕思勉最早写的是《白话本国史》，那是很畅销的，第一次用白话来讲通史，但是也引起问题，就是提出岳飞并不是民族英雄，是个军阀，因为他自己在军阀时代，他看到岳飞那么蛮横，认为就是当时的军阀，那就引起大家痛骂。后来他写了其他的中国通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史学家，他是很重要的，没有第二人做这样的工作，写这么多的专史，所以有人称他是通贯的专史学家。
李怀宇：在西方，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在学术上如何评价？
余英时：汤恩比的《历史研究》现在差不多没有人看了，在中国是另外一回事。汤恩比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史学家。他的一生最多的精力放在《历史研究》上。我看了几乎所有专家对汤恩比的评论，每个专家都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这里错，那里错。专家指出错漏，某些大的东西不能成立，基础都被毁掉了。通史是建立在一些基础上，打开一看，基础不对。怎么办呢？汤恩比的《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尝试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专长在希腊罗马史的范围之内，其他的像东南亚、美洲、墨西哥，他都要碰，那都是临时研究的，看看别人有些东西可以用。那就是很薄弱的基础，跟原来他自己的专长也不能比了。所以这个大屋建起来很堂皇，让外人看，都看不出哪一个房子好，哪一个房子坏，可是真正的专家一看就穿了。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十大本，一个是节本。我认为看看节本就足够了，节本在大致上就齐了。不过《历史研究》属于历史哲学一类，倒和中国原有的“通史”观念比较相近，而不是教科书。
李怀宇：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一生没有写过通史？
余英时：陈寅恪想写通史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他的表弟俞大维所了解在德国时期的陈寅恪，当时他收集很多刚刚出来的剑桥欧洲史，想写一本中国通史。我认为陈寅恪中年以后也没有这个想法了，只有早期俞大维的记载认为他想写通史。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他既然知识这么渊博，应该写一部通史，比别人写得好。但这是理论，以陈寅恪的文笔、写法，写得兴起，对细节一点不肯放手，那种写法不是写通史的笔调，通史的笔调是执简驭繁，是有一套功夫的。真要写通史，要在文章上下功夫。从前崔述写《考信录》，花三年的时间学韩愈的文章，然后才能写，写通史也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李怀宇：有学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余英时不写通史？
余英时：通史很重要，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写通史的冲动。但是我自己觉得花几年时间写通史，还不如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用几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知识，不仅是综合已有的知识。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一再考虑，我还是觉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专题研究上，贡献较实在。只要所选专题很重要，即可由专中透出通贯的见解。譬如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我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
我决不是不重视写通史。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
李怀宇：你的唐代研究进行得怎么样了？
余英时：我现在看唐代相关的书，看完以后再看看要不要写什么东西。因为春秋战国、汉、魏晋、宋、明、清、现代各种时代我都写过专书或论文，还没有写过唐代，我要把唐代补起来，这样就连起来。我想看看唐代的诗人和禅宗，这是两个精神界的领袖。中国唐代最高的不是理学家，也不是经学家，而是禅宗和尚，创造了宗教。另外就是在唐代引人注意的诗人，因为诗人是领导一代精神的。我也注重中国的精神史，希望用我个人的观点把中国精神史贯通起来。不是说人人要接受我的看法，而是我自己要求一个贯通性。也不能说中西贯通，只能说我个人贯通。我自己需要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为我自己。这是个人来讲，不然的话，就夸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