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批斗右派（网络图片）
（一）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1957年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按照官方的历史纪录，这一年的上半年是开展整风运动，大鸣大放；下半年是反右运动，反击并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但从中国一百余年来的社会基本矛盾——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角度来考察，这一年却是民主和专制激烈搏斗的一年。以《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为界，此前是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大批判、大冲击，风云激荡，电闪雷鸣；此后则是专制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大镇压、大迫害，当政者凭借权力，上纲上线，把55万（一说三百余万）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群体，打入社会最底层，彻底摧毁了民主主义的社会载体。
这场搏斗的最大特点，是民主主义力量尚处于孕育酝酿阶段，远未形成可与专制主义抗衡对峙的局面。他们在封建专制主义的诱导下，面对独裁专制统治，毫无准备地仓促出击，人自为战；封建专制主义则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力，从容设局，诱人入网，全面搜求，锱铢必较。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强弱异势的搏斗，是被专制统治者诱发的提前发生的搏斗，它还没有开始，胜负谁属就已经判然分明了。
（二）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曾经给人们带来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国家的希望，特别是这个社会里最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他们纷纷投入到共产党的麾下，甘愿为新政府效力。许多身居海外的专家学者，也抱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回到大陆，报效祖国。
建国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家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经济上“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注1）这些神圣的民主主义承诺，曾经吸引万众归心，人们沉浸在向往美好未来的欢乐中，努力工作，认真学习。社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遏止了危害社会的黄赌毒贪，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好形势，形成为略具雏形的民主主义社会。
（三）
但是，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如影随形一般浸润着新生的国家。它特别显著地展现在毛泽东的身上。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以一首言志诗《咏蛙》，表达了他的野心：“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发声！”投身共产党的事业后，他为了夺取党内的最高权力，不惜采取排挤、打击、甚至杀戮的手段，剪除异己，最后通过延安整风，巩固了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
取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背弃了他关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承诺，以独裁专制的统治君临天下。处在“高处不胜寒”的地位，他总是警惕地注视着党内外有可能威胁他的独裁统治的力量。1953年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通过“一化三改造”（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要推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只能唤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三大改造剥夺了小生产者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巩固了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但由此带来一系列政策变化，如统购统销、户口制度，加上改造思想和镇反肃反中的过火做法，反胡风的滥施专政，等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安和反响。农村里 “许多地方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现象发生”，许多地方还“出现大批的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注2）城市里工人罢工游行，学生罢课示威，来京请愿。在党内，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薄一波的“平等纳税”、李立三的“工联主义”、邓子恢的“上马下马”、周恩来的反冒进，粉碎高岗的夺权野心等等，都是旗开得胜，所向披靡。但八大通过的党章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毛泽东设置了名誉主席的座位，（注3）却使他感受到了面临的威胁。在国际上，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接着在波兰和匈牙利又先后发生规模巨大的社会动乱。在国内外这些政治大地震的冲击下，毛泽东提出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同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以缓和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对立情绪。
（四）
毛泽东提出整风运动，带有一箭双雕的意图。
首先是针对党内的异己力量。有了延安整风的经验，毛泽东把它视为巩固最高领导地位的重要法宝。1956年8月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就提出这次大会要切实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并着重强调反对宗派主义。（注4）宗派主义是一个非常清楚、却又十分模糊的概念，说它清楚，是因为党的干部来自各个根据地或不同地区的地下党，曾在同一地区工作的干部，共同经历了艰辛的岁月，彼此相知相亲，相互关心，来往较多，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就有被视为宗派主义的危险。延安时期“整顿三风”，就包含“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宗派主义也叫“山头主义”，哪个人来自哪个山头，清清楚楚。但另一方面，什么样的情况才够得上算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怎么划清团结周围同志、同志感情和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界限？却又十分模糊。运动一来，这顶帽子随时可能落在任何人的头上，所以党内非常忌讳这个概念。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大谈八大要反对宗派主义，在八大致开幕词时，又提出要大力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注5）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却只谈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不谈反对宗派主义。邓小平只是笼统地提了一句“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注6）刘少奇则只字不提宗派主义。毛泽东对此显然是很不满意的。八大开过两个多月后，1956年11月15日，他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并且宣布：“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注7）整风运动的最初目标，显然是在党内。
但是，整风运动的目标不仅限于党内，这也是很显然的。如果说，针对党内的整风有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影响的话（毛泽东后来一直念念不忘“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足见此事对他的影响之深），那么，把党外人士也列为整风的目标，则是受了波匈事件的影响。苏共二十大后，东欧各国普遍出现要求纠正过去错误、摆脱苏联控制的趋势。1956年6月28日，波兰的波兹南市数万民众上街游行，冲击监狱和政府机关，遭到血腥镇压，死者53人，300多人受伤，323人被捕。事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于10月改组中央，推举曾被清洗的前总书记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派军队进入波兰干涉，并亲到华沙，不许波党中央改组。波党中央坚决抗争，赫鲁晓夫无奈，铩羽而归。在此期间，匈牙利在“贝多菲俱乐部”的鼓动号召下，布达佩斯的一些大学生上街游行，支持波兰，并且要求苏军从匈牙利撤出。10月24日，苏军出动镇压游行示威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枪杀许多无辜群众。事件导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瓦解，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卡达尔任第一书记。11月4日，卡达尔组建工农革命政府，动乱始告平息。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波匈事件。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从1956年10月21日开始的20天时间里，也就是赫鲁晓夫到华沙干预波党中央改组和匈牙利群众示威达到高潮遭到苏军镇压、导致党和政府改组期间，中共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连续开了十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注8）可见他们当时对波匈事件可能影响国内形势的担心。也许，正是因为有了波匈事件，才使毛泽东关切的重点，从党内转到党外。
毛泽东通过工商业公私合营和定息赎买，消除了资产阶级对独裁统治的威胁，现在他需要面对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以民主党派和大学教授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要把学生发动起来整风，批评教授。（注9）1957年1月18日 ，他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甚至危言耸听地说，波匈事件后，“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并且露骨地发出威胁： “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1月27日的会议上，他还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注10）
通过整风，毛泽东撒开大网，稳坐钓鱼台。但他不是坐待形势发展，而是运筹帷幄，精心策划，设计了一套“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谋略。
（五）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注11）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也都纷纷举行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主旨的座谈会。中央统战部在一个月里，就召开了38次党外人士座谈会，有108位民主党派、工商界和无党派人士发言。（注12）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帮助党整风”的催逼下，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纷纷提出批评建议。就在批评渐入高潮的时候，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一份党内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中特别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达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还指责有些共产党员“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气，亲如兄弟”，他们是“共产党的右派”。（注13）正是这些“正在起变化”的形势，促使毛泽东在思想上浮现“右派”的概念，把整风运动扭转到反右运动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在半个月前还那么甜言蜜语地敦促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半个月后就杀气腾腾地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两面三刀，言而无信，阴险卑劣，莫此为甚。更为令人齿冷的是，他在6月8日指示党内，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时又让各级党委“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高等学校也要“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注14）两相对照，充分暴露出这个阴谋家的险恶用心。后来他还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这就更显出他的卑鄙无耻了。
（六）
就在毛泽东诱敌深入，张网以待的时候，善良的人们都在本单位党组织的再三动员之下，或自觉或勉强地吐露心声。建国以来，由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镇反肃反等运动的过于粗暴、过于扩大，损害了部分民众的利益，三大改造剥夺了资产者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使他们由有产者变成无产者，统购统销更是影响到家家户户的生活，因而对现实生活有所不满者大有人在。在经过不断的动员鼓励之后，人们或在会上发言，或在会前会后张贴大字报小字报，对党政干部在工作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提出或尖锐或委婉的批评，有的还提出纠正错误、改进工作的建议。
这些批评建议，大都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主观上虽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念，但批判所指，归根到底都涉及极权独裁的专制主义制度。如前所述，1949年按照《共同纲领》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具有民主主义的雏形。但是毛泽东却无视《共同纲领》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厉行独裁。许多重大事件，如批判《武训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反肃反、思想改造、反胡风、批胡适、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等等，都是毛泽东乾纲独断，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与协商。毛泽东的这些独裁统治，篡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摧毁了微弱的民主主义，建立起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总根源，正是这个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因此，尽管人们的批评建议针对的大都是具体事件，但就其性质来说，无不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成分，具有民主主义的社会意义。
在全国范围“帮助党整风”的高潮里，有两个群体的批评建议具有明确的民主主义要求，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民主党派。从北京大学5月19日的大字报、小字报开始，全国许多大学的青年学生都站到了民主运动的前列，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尖锐的批判，明确提出民主、自由的目标。如北京大学的许多大字报都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是不民主的制度，“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产生的温床。” “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扫空！”许多大字报呼吁“争取真正的人民自由民主”，“我们要求健全的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上、制度上确保人们的民主权利。（注15）”这些犀利的言辞，已经越出了批评建议的范围，形成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批判、大讨伐。
民主党派在当年曾被毛泽东视为对他独裁统治的最大威胁。特别是民主同盟。它的成员多为学者专家，受过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熏染，看不惯毛泽东的独裁专制。但他们在政治上老于世故，在鸣放期间，只是从改善补充的角度提出批评建议，没有正面批判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如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不过是表达了民主党派参与政治决策的愿望；罗隆基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只是为共产党纠正过去的错误提供一个台阶；倒是储安平提出“党天下”，包含着对一党专政的批判与讽刺。他们的这些批判和主张，尽管比较含蓄，但表现出了强烈的民主主义要求，所以仍然为毛泽东所无法容忍。
(七）
回顾1957年的社会大震荡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
（1）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主和专制的第一次大搏斗。杜光先生在2007年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五一九”民主运动精神不朽！》里曾指出：“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专制势力对民主革命运动的残酷镇压；所谓‘右派进攻’则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力量对专制制度的挑战与讨伐。”在同年12月写的文章《反右运动应当正名为五七民主运动》里，他表示赞同姚监复先生的主张，反右运动应当正名为“五七民主运动”。（注16）王书瑶先生最近写的纪念文章，也把这一年的运动定名为”五七右派民主运动“。这两位五七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蒙难者的主张，将会取代60年来通行的“反右运动”，写入正式的历史。
（2）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继而转为反右运动，都是他为消除异己力量、巩固独裁专制统治而设计的方略。他起初只注意民主党派和大学教授，但他既然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广大群众帮助党整风，就必然推动民主主义在全国范围的风起云涌。为了控制运动的进展，他亲自撰写了多篇党内指示和社论，形成了剿灭民主运动的态势。
（3）在批判与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力量的队伍里，只有大学和民主党派里的少数精英具有明确的民主主义要求，并且对专制主义的统治体制，进行严厉的批判与讨伐，许多学生还采取行动，成立组织，扩大宣传，表现了民主力量的战斗性。如北大的谭天荣等成立“百花社”，出版刊物《广场》，派人到人大、清华、北师大等校联系，建立“百花分社”，把大字报油印出来，寄往各地。他们还到北京市委情愿，到《人民日报》抗议报社拒绝登载学生鸣放的消息。而这个庞大队伍的大多数，却处于被动的朦胧状态，缺乏明确的民主要求，对专制主义统治没有形成严重的威胁，反而为专制力量的镇压提供了借口。
（4）在这场博弈中，民主主义一方是涣散的，无组织无领导，缺乏足够的民主主义历练。固然，历次政治运动和三大改造之后，社会动荡不安，抗议连绵不绝。据薄一波回忆：“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注17）毛泽东在一次讲话时，也谈到有的地方农民抗议修飞机场，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在四川广元和洛阳被阻等例子。（注18）这些罢工、闹社、请愿等事件，无疑都具有民主主义的成分，但都局限于争取个人权益，而且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民主主义力量。就整个社会来说，群众的民主素质不高。他们是受了”帮助党整风“的再三催逼，在无组织无准备的情况下，提前被推上前线，匆促地被动地参与这场民主运动，中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阴谋诡计。
（5）发生在1957年的这场大大提前了的民主运动，虽然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它对新建立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与冲击，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页。特别是以北大等校的一些学生为代表的先进青年当年提出的自由民主要求，直到今天，依然是有待我们争取的目标。当年五七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蒙难者，现在多数已经年逾80高龄，由于自然规律的制约，只有少数还能保持60年前的壮志雄心，继续为争取社会的自由民主而奋斗。他们寄希望于后代，但愿当代有志气的中青年能继承他们的遗志，实现他们的遗愿，让这些老人能含笑告别人生！
2017年5月 7日
注：
1、《中外宪法选编》上册，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第4页，第8页。
2、《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987年版，第265页。
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共中央办公厅编，第834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共中央办公厅编，第 8页。
6、同上，第75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7页，第323页，第324页。
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75页。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页。
10、同上，第334页，第338页，第355页。
11、《1957：大转弯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17页。
12、同上，第13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5页，第423页，第424页。
14、同上，第431页，第432页。
15、《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42页，第209页，第150页，第263—264页。
16、《1957年的革命和反革命》，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03页，第131页。
17、《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