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 — 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今天中国政治犯的处境要远比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更差。苏联时代也曾使用各种手段迫害政治异议人士，但当时西方世界比今天更加关注人权议题。

 

克格勃严密监控镇压

 

中国政治犯议题，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越来越引起各界关注。苏联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逐渐兴起了持不同政见运动。

 

恰好在50年前的1967月5下旬，前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开始执掌克格勃。安德罗波夫1956年曾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匈牙利民主浪潮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他在担任秘密警察首脑后，逐渐把克格勃打造成为巨大的安全情报帝国和苏联严密监控社会的机器。安德罗波夫特别在克格勃内设立第五局专门监视和镇压持不同政见人士，迫害手法和镇压手段各种各样，特别到80年代初时，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几乎全部陷入瘫痪。

 

持不同政见者未受酷刑

 

但分析人士说，与那时的苏联相比，当代中国政治犯更受到严酷对待，处境更加险恶。熟悉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伊赫洛夫说，克格勃人员从未敢直接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酷刑，惩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段通常是把他们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

 

伊赫洛夫说，苏联当时有两个集中营关押持不同政见人士，一个是彼尔姆-36，另一个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莫尔多瓦共和国。关押在彼尔姆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被认为都很幸运，因为那里的犯人都以知识界人士为主。

 

伊赫洛夫说，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也受到牵连迫害，有的人被单位解雇，子女的上学和就业都会受到影响。

 

摧毁意志公开认罪

 

同中国被捕维权人士和政治犯有时上电视和公开认罪一样，苏联时代也有过持不同政见人士通过电视公开忏悔，或是在报上公开认错的事情发生。

 

伊赫洛夫说，克格勃当时对持不同政见者们了如指掌，因此在审讯时并不太关注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细节和周围联系的人士，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摧毁持不同政见者的意志上，让他们公开忏悔能羞辱持不同政见运动，并且能展示给其他苏联政权的批评者看。

 

西方当时更重视人权民主

 

与今天更多关注同性恋等内部问题不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更多关注人权和民主，特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命运。苏联领导人每次出访西方时，都会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相关议题也是主要讨论题目。

 

伊赫洛夫说，西方国家现在都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人权和政治犯的关注根本无法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关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相比。但西方社会当时关注苏联人权议题时同今天一样也会遇到阻力。

 

异议人士更需要公开支持

 

伊赫洛夫：“特别是在勃烈日涅夫出访时，苏联领导人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但对勃烈日涅夫施压有时因为基辛格干预而中断。40年前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代表的一派人认为，不应该对苏联施加公开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苏联会更不听话。他们主张台面下外交，同苏联外长格罗米科为此讨价还价。”

 

伊赫洛夫说，虽然秘密外交的结果可能导致苏联多释放几名持不同政见者，但对更多的不很出名的苏联异议人士却带来很大打击。因为更多的苏联异议人士当时非常需要知道，他们的活动不是单枪匹马，而是获得了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支持。

 

媒体今天对中国政治犯关注不足

 

伊赫洛夫说，同当时西方媒体报道持不同政见者议题相比，今天的中国政治犯受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也远远不足。

 

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持不同政见者当时是许多在苏联西方记者报道和关注的焦点。那些西方记者非常有勇气，他们冒着被苏联当局驱逐的风险与持不同政见者接触，报道他们的活动。

 

卢卡舍夫斯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最早对外联络就是同在苏联的那些外国记者们接触，这些外国记者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当你在从事抗议活动时，如果你感觉没有人知道你的活动，你会觉得非常艰难。而那些外国记者们却能报道向外界传递你的活动信息，让你感觉到自由世界都知道你所从事的事业。”

 

大量使用流放手段

 

卢卡舍夫斯基说，正是在各种压力下，苏联当局对待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那些较出名的人一直没敢下重手。比如对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一直拖到1979年，才将他流放，但始终没敢对他判刑。对待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外长李特文诺夫的孙子也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法。

 

伊赫洛夫说，同中国和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相比，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刑时间相对较短，而更多采取流放手段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比如把他们和家属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些人在当地有的从事清扫工等工作，如果有毕业文凭，一些人也会被安排从事技术性工作。流放的地方一般会给他们提供宿舍或是公寓住宅。一些不太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会被流放到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的首府。

 

许多人被关入精神病院

 

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联时代积极使用的另一种迫害手段是把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苏联心理学界当时因此被赶出有关国际学术机构，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恢复资格。

 

伊赫洛夫说，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先是被送入著名的莫斯科谢尔博斯基精神病学院进行一个月的诊断，然后被送到其他几处地方精神病院关押，他们有时被注射特别的药液制剂。

 

组建网络提供支持

 

卢卡舍夫斯基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支持者们都非常团结。当时许多人自愿组织起来为被捕关押人士提供各种支持，比如寄送信件慰问鼓励，送去各种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这些支持都非常重要，因为被关押的人会获得重要的精神支持，他们会觉得没有被人忘记。

 

伊赫洛夫说，每当有人被捕，克格勃搜查，或是法院审判时，都会有很多人赶到现场表达支持。支持者们当时组织了很严密的网络，甚至还捐款帮助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