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是2008年中国新闻界乃至整个媒体界最重要的争议话题。这场争论引起了中国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普世价值”这个话题像是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混沌中的中国社会分裂为两个清晰的水火不能交融的立场阵营。这个场景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30年前那次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对这两场争论的文字表象背后所蕴含的潜在逻辑和时代情绪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帮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有更深的理解。
2008年：“普世价值”使一批人气急败坏
梳理“普世价值”争论发展的脉络，最早是在藏区骚乱事件以后。4月3日，长平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他问道：“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他也批评了攻击CNN的中国网民视野的片面性：“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他还提出了建议，“达赖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普世价值”一词，只有一次。他指的是一些情绪激动的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原文已被新闻网站删除）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如中华网（www.china.com）等网站上一些网民的批评甚至谩骂，被一些人士称为汉奸言论：4月4日，中华网网友“杀尽民独轮”发帖“警报！《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文中逐一批驳长平的观点，拉开了论战序幕。 （以下的“南都”即网友对《南方都市报》的简称）
4月5日，中华网网友“天南逸雄”发帖“《南方都市报》的反动是有历史根源的”，同时称《南方都市报》的“同伙”“天涯杂谈”发表了一篇攻击中华网爱国者的文章。
4月5日，中华网网友“南都”，自称是“南都”的一分子，发帖“《南方都市报》并非全是汉奸！——让我们重拾毛泽东思想”。此文写道，工作可以再找，汉奸却是一辈子都不能当的，“南都”到底是不是汉奸报纸，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并附帖发表了个人对西藏事件的评论。
4月5日，天涯网友“中华新青年2007”发帖“用心险恶：中华网恶毒攻击《南方都市报》是反华媒体”，作者表示，“向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南方都市报》致敬！”
4月6日，中华网网友“一怒冲冠”发帖“《南方都市报》，‘普世价值’不可以凌驾于民族统一之上！”，继续批驳长平的文章“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中华网网友“天下无双lost”、“骑牛看股”分别发帖“伦敦：藏独欲劫持奥运火炬！对此‘南都’和长平有何评价？”、“奥运前夕南方都市报鼓噪罢工意欲如何？”。
4月7日，中华网友“empty”贴出“呼吁大家别再买南方都市报”，号召中华网友不要买“南都”报纸。[1]至4月11日《北京晚报》署名“文峰”的作者（据内部人士透露，此人为《北京日报》社的一位社领导），在第16版头条“今日快评”栏目发表文章“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将长平的身份和南方报系联系起来。该作者表示：“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他同时也批判了普世价值及其倡导者：“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包括造谣的权力，也是需要维护的。这就不禁使人要问，从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战争都是西方挑起的，这里有什么‘普世价值’吗？‘南都’长平这种人和这种言论的存在，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时下高喊和标榜‘普世价值’和‘自由’的人，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给自己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但谎言终归是谎言，在事实和真相面前，谎言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对虚伪看得更清楚，使‘南都’长平们宣扬的‘普世价值’遭到人们的唾弃。”[2]文中一共8处提到“普世价值”，可见作者对“普世价值”一词的反感程度。
4月12日，长平在网上发出声明“我不是你们的敌人”，称“文峰”的一些指责是扣帽子和无中生有：“文峰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这样‘讲道理’的。比如他说：”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然后对此进行批驳。请问我什么时候说过如此愚蠢的’凡是‘论？事实是：我无数次在文章中指出西方的问题，谈到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也多次对激烈批判西方偏见的乔姆斯基、萨义德等学者表示赞赏。又比如，文峰先生说，’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我还真是没听说过这家周报这样标榜自己，文峰先生能否拿出证据来？当然，要原始的而不是经你加工过的证据。“
在长平和《南方》报系的低调应对后，这场争论渐渐淡化，除了一些不依不饶的批评，一些帖子依然挂在网上，但讨论逐步归于平静。
重新挑起这个话题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那时，中国几乎所有传媒都迅速而自觉地关注这次灾情，《南方周末》在5月22日刊登了一篇署名“《南方周末》编辑部”的评论员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再次提到“普世价值”。文章认为，救灾中“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文章还指出：“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这篇文章又点燃了关于普世价值争议的导火索。
6月6日，《北京晚报》再次发表评论，一个署名“东方明亮”的作者的“普世价值不得乱套”批评了“《南方周末》编辑部的先生们”。作者认为：“在《南方周末》的眼中，奋战在抗震前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他们所做的一切，原来是由于‘普世价值’的作用”；作者还在文尾提出了质疑，“请教《南方周末》的高人：如果是普世价值造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汶川地震中英勇救人的感人情景，作为对比，美国大兵在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后乘着装甲车全副武装地来到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布兰科说，‘这批士兵都有配实弹的M-16突击步枪，他们会非常乐意在必要情况下开枪。’那么，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用M-16‘救灾’的壮观场面呢？又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南斯拉夫屠杀平民百姓的战争罪行呢？而让美国鬼子用高精度炸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又是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呢？”此文9次提到“普世价值”一词，再次体现出作者对这个词语的高度敏感，而且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南方周末》。
同时，以“司马南”为代表的一批人，在网上借助博客和论坛（以“乌有之乡”为代表），发表了数十篇批判南方报系及其编辑记者的文章，如“《南方周末》舞‘普世’剑，意在沛公”，“‘记者无国界’与《南方周末》内幕”，“过而不改，恶莫大焉——司马南致《南方周末》评论员的一封公开信”，“萨科奇为什么不兑现普世价值承诺？”……[3]他们的行文风格及内容与“文峰”和“东方明亮”基本一致。
网上也有一些支持普世价值立场的发言，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如徐友渔、张鸣、信力健等都发表了言论，但双方并无直接交锋。[4]当讨论渐渐归于平静的时候，200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该文指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鼓吹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的实质，以及为什么我们应当拒绝把它那一套所谓“普世”的“民主”、“自由”、“人权”强加给我们的图谋，而坚持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国内外某些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说，具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我们的同志自然不应把“普世价值”当做时髦用语随声附和……我们要注意同用“普世价值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划清界限……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那种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主张和倾向，认清它的严重危害，清除它的影响。[5]其他媒体对此文并无回应，网上对此有所批评，但并不热烈。也许是觉得这样争论下去过于乏味，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到此基本告一段落了，不过双方似乎都没有人表现出被说服的态度。
1978年：“唯一标准”让一批人怒火中烧
如果把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与3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比照，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3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的最高宣传权威）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一发表，大家就都明白了，这是中央最新的工作方针。此社论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5月13日，有16家报纸转载此文。到5月底，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6]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遭到一位中央领导的严厉指责。根据胡绩伟的记录，对胡的指责的大致内容是：“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最后邓小平的支持为这次争论定了乾坤。6月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还在各个场合表达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虽然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但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特别是邓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
两场争论的异曲同工之妙
从“普世价值”的争论回顾“唯一标准”的争论，历史已经跨越了30年，但从两场争论当中却依然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两次争论都貌似哲学讨论，而实际上哲学含量极低。中国之外的哲学学者面对这样的讨论，或许会哑然失笑。假如不对中国当代史的背景有所了解，局外人根本无法理解双方实际争论的目的是什么？而参与这两场争论最热衷的人，也往往并不是真对讨论命题的哲学含义感兴趣的专家。显然，广泛的社会参与意味着背后长期积累并爆发的社会情绪。在“唯一标准”争论中提出质疑的一方，试图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政策作出反思；而另一方则代表“文革”中的既得利益群体，或无条件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群体。而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一方代表着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有较多追求的观点，另一方则把这种要求视为对执政党和现有体制的敌意。
第二，双方都是自说自话，而不是彼此就观点本身辩驳。尽管局外人可能听着会觉得很糊涂，甚至莫名其妙，但局中的双方都很清楚自己要挑战和捍卫的是什么。两次争论中都有一方非常敏感地把批判对象和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加以总结。比如，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凡是派”如此概括：“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而30年后反对“普世价值”的一派也用相似的论调批评对方：“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显然，两次争论都不是在学术层面按照符合逻辑的讨论规则相互交锋，而是各自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两次争论都有一方表达出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反思和批评，而另一方则表现出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高度认同。应该说，这类争论的目的是“站队”与表态，并非学术和理论的探讨。
第三，两次争论的立论在哲学层面都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没有错，但若说成是“唯一标准”，则显然值得商榷。在哲学层面上，是否存在着“普世价值”或者需要提倡“普世价值”，其实也是值得推敲的（见笔者分析老子与孔子，卢曼与哈贝马斯的分歧）。两次争论的立论方都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时，起初并未明确表示应当“停止批邓”，而关于否定“两个凡是”的看法也是到后来才逐渐清晰的；同样，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尽管在哲学意义上主张“要推广普世价值”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它却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的倾向，它隐含的潜台词是把尊重人权和生命，乃至民主、宪政和言论自由这些国际普遍尊重的价值观念在中国推广普及。这种主张的指向，其实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悲剧之际，非常清晰地对中国过去灾难中一些违反人道、新闻自由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的反省。
熟悉中国现实的人都会理解，这种主张当然是有的放矢的，它所针对的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左”的陋习。例如，在地震灾难发生后往往会按惯例压制新闻报道。1970年1月5日云南海通发生7.8级地震，到了1月9日《人民日报》才发表新华社消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民众，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震斗争”。这则消息只笼统地说，“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一次7级地震”，对具体地点和灾情却只字不提。时隔30年后，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才被披露出来。又如，宣传上往往把救灾政治化。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的新闻；8月27日又发表了“抗震救灾现场的一次批邓会”；9月7日再发表“抓批邓促生产”。而在海通地震后，媒体报道的不是灾情和真实的救灾情形，而是“省革委会派专人专车，星夜兼程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泽东画像送到灾区群众手中。”再如，当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政策上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谢绝英、美、日等国包括联合国的善意援助，单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8]遗憾的是，对于“文革”和极权体制的深度反思，在中国当下依然是禁区。因此，对于“文革”中极左思想的余脉作直接的批评，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事实上，借传播普世价值的名义，相关说法实际的指向是批评极左的、违背人类文明潮流的价值观。这自然是一层不便捅破的窗户纸；而一些人跳出来反对这种反思时，也同样不把这层窗户纸点破，于是就造成了这类讨论的暧昧性。30年前把实践说成是“唯一标准”，和30年后把人权，新闻自由等说成是“普世价值”，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其中的微妙，有待人们去慢慢品味。“唯一标准”的争论最终以改革派的胜利而告终；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眼下并没有明朗的胜负。从30年前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争论也许正预示着历史转折的下一个十字路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