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时的CNN北京分社成员：齐迈可（中）和摄影师Cynde Strand（左）、录音师Mitch Farkas。
Courtesy of Mike Chinoy
1987年到1995年，齐迈可(Mike Chinoy)担任CNN北京分社社长。近年他以撰稿和记者的身份参与了《报道中国》(Assignment China)的创作。这部12集的系列纪录片由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U.S.-China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摄制，讲述了1945年至今美国驻华记者的历史。影片的创作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对美国公众以及全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系列纪录片将观众带到了台前幕后，看到几十年以来记者如何报道有关中国的故事。由齐迈可任记者的有关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一集，只是大故事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到都有哪些记者，在以何种方式工作，尤其是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如此紧张、关键的时期。齐迈可正是参与了1989年报道的记者之一，6月4日，也就是他生日那天，他在北京报道了死伤惨重的军事镇压。
在临近6月3日和4日的军事镇压28周年之际，齐迈可向纽约时报中文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以及这对如今外国记者报道中国有什么启示。采访通过邮件进行，经过删减和编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世界上很多人都记得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当时正在电视上看着事件一步步发展。但在中国，很多人对这件事并不了解，因为政府禁止有关镇压行动的公众讨论。6月4日正好是你的生日。告诉我们28年前你是如何度过那一天的，发生这一系列事件对你自己有什么改变，你对中国的理解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齐迈可：作为1987年至1995年间CNN北京分社的社长，1989年整个春天我都在报道学生的抗议活动。从一开始我就认定，共产党不会容忍有人公开挑战党的权力，那几周我也一直担心事件会以悲剧告终。
当时的通讯方式跟现在比是很简陋的，因此5月初的时候，CNN在北京饭店开了一间对着天安门的房间，可以从一个很好的角度看到长安街。我们用房间作为给拍摄器材充电的地方，也可以让我们自己短暂休息，以便之后回到天安门广场，我们一天24小时都有人员在那里。房间里也有一部电话，好让我们定时与CNN在亚特兰大的总部联系。6月3日下午，很明显事件要进展到高潮了，我回到北京饭店。我一整晚都待在酒店房间里，通过电话直播着我从阳台上看到的景象，同时转述其他CNN的同事在北京各地发来的讯息。我当时非常沮丧，因为我很想置身于天安门广场正中间。就像当时很多记者一样，我因为需要和总部联系而受困。但是，房间的位置非常有利于观察，我可以看到解放军向北京的中心渐渐靠近，以及对广场的占领。不用说，这过得并不像生日。
那天的事件证实了我一直以来的推断——共产党会在必要时采取一切手段，紧握手中的权力——只是此前未能如此真切地目睹它的发生。就像很多旁观者一样，当时我不能肯定镇压行动能否成功。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三年之后，经济改革进程又重新复苏，更不会想到改革能一如既往地成功。天安门事件结束之后，许多记者和观察人士都聚焦在镇压上，而许多人忽略了经济改革进程未曾停滞这一事实。我们后知后觉，在90年代初才意识到这一股动力积攒了新的能量，并会在之后促使中国经济腾飞。
纽约时报中文网：当你制作影片和采访1989年的同事的时候，有没有得知一些之前不知道或是当时没意识到的事情？他们透露了什么关键信息或见解呢？
齐迈可：在为《采访中国》做的采访中，有一点很明白，就是要实时报道一个如此宏大而复杂的事件有多么困难。街道上人山人海。你面对的是一个不太愿意跟西方媒体沟通的威权政府。记者真的是日以继夜地露宿在天安门，疲劳而紧张，还要不断面对截稿时限的压力。事后看来，我觉得当时在场的西方媒体对整体形势的掌握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们也错过了很多因素，或是未能详细报道出所有细节。
其中一个问题是，随着示威活动在5月中旬达到高潮，共产党的态度开始缓和，表示愿意做出全面让步，许多记者因此相信事情会有一个“圆满结局”。有人干脆把这件事和1986年以和平的方式推翻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相提并论。对于我来说，这反映出对共产党行事方式认识不够。在发生镇压的时候，向世界各地的新闻受众传达这样一种印象，只会加剧他们的愤怒和悲痛。
另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就使用“天安门广场屠杀”(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一词产生过争议。这一词已经成了媒体对整个镇压行动的某种简称。它在当时被广泛使用，至今仍然在用。但是，有几个当晚在天安门广场的记者告诉我说，在广场本身的范围内，没有证据显示发生过大规模的杀戮。事实上，正如一些记者所说，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发生在长安街上，解放军向天安门推进的时候。使用这一简称情有可原。但由于用词不够精确，中国当局获得了禁止更广泛的新闻报道的武器。正如当时在现场的CBS新闻频道(CBS News)记者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th)所说，在这件事中，“明确事实是很要紧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1989年夏天最有标志性的一幕就是一个男子只身站在一列坦克前面。当时还没有数码相机或是iPhone。一名美国学生把胶卷藏在内裤里，偷偷带到了美联社分社。技术限制对你们报道一个重大事件的工作有何影响？
齐迈可：现在，新闻消费者可以从电视或网上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的直播视频，人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了。现在用iPhone是可以做到实况转播的。每个人都有手机和无线网络。而这些技术在1989年几乎是不存在的。
美联社记者将站在坦克前面的男子这张照片的胶卷交给了一名学生，由这名学生带到了美联社，并在那冲印和传送。CNN的录像由专人带到香港，并从那里传送出去。如果现在有类似事件发生，很可能是用一部iPhone直播。
技术上的变革是惊人的。然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让记者沦为新技术的囚犯。现在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播，在网上发布信息，运用社交媒体等等。但有时候，做这些的压力意味着，记者在今时今日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深度报道、思考、分析，或在发稿前核查多个消息来源。因此，速度带来的是报道错误或不完整的风险。在1989年，把报道传出去的压力是很大的。但通常报章记者每天只有一个截稿时间。美国三大电视网只有一场晚间重要新闻时间。即使全天24小时播出的CNN也不需要不断播出直播片段，所以我们有足够的自由可以做调查。今天情况则不一样了，我担心会因为需要即时信息，对精确度和背景会有负面影响。
纽约时报中文网：5月20日，政府命令你关闭CNN的广播设施，你是如何决定将那一刻转播给全世界看的，在不能传送广场上的实时画面的情况下，你是如何做余下的报道呢？
齐迈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5月15日那一周到访，CNN和其他国际广播公司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可以带卫星设备，原意是对到访一事进行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自己的碟形卫星天线、微波链路以及其他传输设备。当时戈尔巴乔夫到访的地点就是天安门广场，完全被示威的学生抢了风头。中国政府没有料到抗议规模如此之大，内部对于如何处理事件也出现了分歧。结果是，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全程都能允许进行实时转播。那一周，CNN的直播时段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展示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
但就在前苏联领导人离开一天之后，政府开始实施戒严，实时影像传输就停止了。5月20日早上，两名中国官员来到CNN在喜来登长城饭店的工作间，命令停止信号传输。CNN的制片人和他们谈判，尝试争取时间，来自另一家电视网的一名摄像师连上了一台摄像机，直播了交涉本身。这一次对峙成为了电视新闻史上最具标志性的时刻之一。在卫星传送被中断之后，就只能用电话进行实时报道了。录像带只能让人偷偷从北京带出来，到香港或东京再传送出去，这就意味着从拍摄到电视播出会有几个小时的间隔。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觉得在管理、信息传送以及政治宣传方面，天安门事件给共产党带来了那些直接的教训，他们如今的方式有何不同？在习近平时代，读解时局的难度又增加了多少？
齐迈可：共产党从1989年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教训。对中国媒体的管理变得前所未有地复杂。中国渐渐变得富裕、强大，我们同时也看到中国正在花费更多精力，尝试塑造国际报道中的形象。外国常驻记者近年受到了很大压力，若有新闻机构的报道是共产党不喜欢的，共产党就会对其采取惩罚措施。即便如此，我自己的感觉是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对比我在7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无疑开放了很多。虽然有一定限制，外国记者仍然可以去到不同地方，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流。因此，如今外国记者还是可以很好地报道中国社会。
然而，要理解这个非常神秘的领导层的内部运作仍然非常困难。虽然比起我开始到中国的时候，现在的中国外表光鲜或现代化了，中国领导人出国和抛头露面的机会更多了，中国媒体氛围也更加开放，但是在很多方面，记者对中共高层内部运作的了解并没有比30年前好多少。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影片内提到，记者公开对示威者表示同情，因为当时很难不被高涨的情绪包围，以看到事情全貌。这对于外国媒体理解中国的能力，以及报道出中国的复杂性有何启示？
齐迈可：每个记者都会将自己的经历、价值观以及看法带入任何报道之中，难点就在于要保证记者的背景不会影响他/她如实报道眼前所见。西方的记者都来自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多元为基本价值的地方。因此，当他们报道中国或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的时候，这些价值观也会随之而行，他们通常会本能地与那些有相似价值观的人产生共鸣。有时候，这可能导致他们过度聚焦在一些问题上，而对其他事情有所忽略，这也可能导致他们对发生的事情产生误解。要站在报道对象的角度想问题，或是了解他们的想法，需要额外的精力。当我现在看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工作，我看到许多记者可以放下自己的偏执，在许多问题上都能制作出非常有说服力的报道。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可以在中国国内放映这部影片吗？中国以外的华人观众对它的反响如何？
齐迈可：我们在中国放映了前面几集，比如关于美国记者如何报道中国内战、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邓小平早期改革开放政策那几集。但1989年的事件太敏感了，那一集获准在中国放映的机会微乎其微。
纽约时报中文网：不论你的政治观点如何，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除了1995年的纪录片《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没有真正关于它的大制作。你觉得现在或将来，出现一部大制作电影或电视迷你剧的前景如何？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这个题材对于好莱坞是不是太冒险了？
齐迈可：好莱坞的未来与中国及中国市场的连接越来越密切，有越来越多联合制作的作品，中国公司也在并购美国的制片公司以及院线。在这些情况下，再加上题材的敏感性，我觉得天安门事件的故事不太可能变成一部长篇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