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28年来中国与世界均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因六四起了何种转变？天安门上的血迹，如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足迹？整起事件当中，有多少历史的转折点？如果当年中国政府以正面态度处理六四，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又会为当今世界塑造出什么样不同的面貌？
节目的两位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章立凡。
章立凡说，事件发生当晚我一夜无眠，看到军队从我居住的楼下通过，遭到民众阻截，双方发生打斗。
我的观察是，六四事件主要在几个节点上。一个是四·二六社论，它把学生爱国运动定性为动乱。在赵紫阳访问朝鲜期间，邓小平召集开会定调。赵在朝鲜因为信息屏蔽几乎完全不知情。赵紫阳回国后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状况，极力想弥补和挽回，因此与万里等进行沟通，也达成共识，并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并于五月四号发表了讲话，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大动乱，而是需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在理性和秩序的理论中，广泛进行协商对话来解决问题。不过，他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后，有人向邓小平进谗言，称赵紫阳告诉戈尔巴乔夫说大家必须听邓小平的，这导致邓极度不快，也导致邓、赵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最后采取非常不理性的、暴力的手段。
章立凡说，另一个节点是五月十七号五名常委在邓小平家的投票，在场的还有杨尚昆、薄一波等元老。表决结果是二比二，李鹏和姚依林支持镇压，赵紫阳和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其实，不管常委们如何投票，邓小平的镇压决心已下，估计他与党内保守派陈云等已经达成一致。常委投票只是形式。
胡平说，六四发生时我在美国纽约。八九民运在中国和海外参加的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对非暴力的坚持都是罕有的。当时，各方都表达对六四事件的震惊和愤慨，包括民运团体、留学生团体和侨界等都加入对中共暴力罪行的声讨之中。总之，中共的处理方式激起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记得当时的几十天中，每天打开电视后的头条新闻几乎都是天安门。国际社会反应极其强烈。
胡平说，中共的做法是野蛮的、凶恶的，也是反人性、反人道的。从八九民运的浩大声势来看，它挑战的是中共的一党专制，所以强硬派很清楚，如果它做出让步和妥协，一党专制便不复存在。我们看到，有相当一批中共高级官员愿意与学生对话，愿意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强硬派要坚持保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不惜悍然采取血腥手段。由于参与民运的人数太多，包括党内也有很强的反对意见，所以，当局如果选择镇压的话，势必会特别残酷、特别血腥。的确，六四的残酷性超过了历史上很多专制政权的所作所为。
胡平表示，其实，很明显，走向民主宪政当时本来就是大势所趋，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在内的国际共产阵营都遭遇惨败，要求改革是朝野上下的共同呼声。八九民运本来是为中国和平民主转型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中共强硬派的六四屠杀扼杀和埋葬了这个机会，从此把中国引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和道路。
胡平说，八九六四导致中共内部出现中共成立以来的空前大分裂。它直接围绕对学生运动和民主诉求所采取的态度。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这些都是关键问题。总之，我认为，六四大屠杀非常清楚了揭示了中共专制的本质，也清楚揭示了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事件与六四之间的不同。如今，许多人分析苏联、东欧民主之路时总是说，俄罗斯和东欧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而中国相反；他们还说，苏联、东欧是激进改革，中国是渐进改革。但是，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得要领，因为中国的八九民运早于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民主运动；其实，导致苏联、东欧与中国区别的唯一一点是，当你面对一波一波有大规模群众参加的和平民主运动时，你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这也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民主、拒绝专制的基本理由，因为专制就是靠着杀人来维持政权。仅仅这一点，我们都要坚决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