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五年任内二度被立法会议员动议弹劾，公众也好，议员也好，都知道弹劾议案通过的机会几乎是零，但是，有关动议并非行礼如仪、徒劳无功，一方面，辩论过程可以暴露梁振英、港府官员、亲共议员的丑态，另一方面，可以凸显特首的产生制度、监察制度之不义。从曾荫权涉贪被判囚，到梁振英只向中央交代UGL巨款丑闻，都昭示不义的制度不变，特首势必像中共领导人一样走向贪腐深渊。
哄得中央满意懒理公众监督
梁振英两次面对立法会弹劾，表面上的罪状都不是贪腐，上次是对立法会作虚假陈述，今次是干预立法会调查，但问题的起因都是他涉嫌贪腐，上次是大宅僭建，今次是收受UGL巨款。如果说梁振英大宅僭建只是占小便宜，立法会无奈其何，那么，他收受UGL巨款是不是变本加厉，更加无视立法会的权力制衡？是不是因此而毁去上任前的承诺，直到卸任也未启动《防止贿赂条例》适用于特首的修例？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传世名言，在古今中外的政坛都得到了验证。香港特首的权力来源、权力监督都没有公义的制度予以约束、制衡，近年在中共刻意炮制超然特首、超然傀儡的推动下，特首基本上是脱离了议会和公众的监督，功过是非皆取决于中共领导人，港府官员、亲共议员所谓梁振英尽忠职守、为社会谋福祉之说，还不是出自中共领导人对梁振英的「充份肯定」？
特首的权力产生、监督制度不义，一是特首权力不是来自普选、来自全民的授权，而是来自中共操控下的小圈子选举、来自中共的授权，因此特首不把公众、议会的监督放诸心上。在UGL巨款问题上，梁振英就只向中央交代，只要哄得中央满意，懒理议员、公众如何监督如何追查。
二是立法会对特首的弹劾被畸形的点票制度阉割，弹劾动议要分别在分区直选议员、功能组别议员之中获过半数支持，而功能组别与其说是香港业界代议士，不如说是西环、港府的白手套。民主派议员两次动议弹劾梁振英，两次都因未能在功能组别议员中得到过半数支持而遭否决。
中港同流合污风险越来越高
三是香港法例对特首收受利益的监察依然残缺不全。2012年，曾荫权被揭接受富豪款待、传出贪腐丑闻后，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受托成立专责检讨委员会，后提出36项建议，包括特首与其它公职人员看齐，同受《防止贿赂条例》第3条规管，并成立3人独立委员会，审视是否就特首接受利益批出许可。梁振英当选特首后曾承诺积极考虑修例，结果是直到他带着UGL丑闻卸任，修例仍未启动。
法例不健全、财产申报不透明、公众没有监督权，特首一旦起了贪念，只会像中共官员一样越陷越深，难以自拔、难以惩戒。中共官员贪腐问题怵目惊心，如果不是权斗白炽化，党内原有的「入常（政治局常委）免罪、入局（政治局委员）免死」的潜规则也不会被打破，前中央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岂会被控罪判囚？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党政军领导人落马，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至今已有18人被判囚或双规，不只反映反贪风暴之强烈，更反映贪腐之严重、权斗之凶狠。
曾荫权、许仕仁、汤显明、梁振英等香港官员的贪腐丑闻，也显示香港原有法例、制度的约束力越来越弱，特首产生、监察制度的不义越来越明显，结果是中港官员在贪腐问题上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香港特首及其委任的官员与中共权贵同流合污的风险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