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是反人类行为、民族悲剧，更是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人民犯下的一个无可宽恕的罪行，不存在争议，也不容争议。悼念死难人士，声讨屠杀令背后邪恶组织里的决策者、执行者、附和者和开脱者，是完全正义的事。事件发生的过程里，全世界各地都有强烈反应。在香港，这个素以政治冷感称着的城市里，过百万民众涌上街头抗议，那场运动巩固了九十年代以降此地民主运动的「反中共、抗暴政」基调，承传至今。这也是无可争议的。
六四争议──缘起和焦点
争议的出现，源自社运内部的结构裂变和路线分歧。2010年，民主派激进翼提出「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的策略，把民主改革的抗争矛头对准立会里的小圈子功能组别议席，却得不到最大主流政党民主党的响应，嫌隙由是生。其后激进翼的一部份与当时兴起的本土思潮结合，生出社运本土翼；2013年之后，港独意识在年轻人当中抬头，几乎成为了与「本土」同义。
本土港独路线强调香港人主体意识，提出香港民族论，特别刻意跟任何与「中国人身份」有关连的事物切割，其中包括有强烈爱国意味的六四悼念活动。他们尤其对「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这两个纲领性悼念口号或字眼的选择不以为然。要求中共平反某些人或事，暗含承认中共拥有道德及法律裁判权；他们认为所有反共人士都不应接受这样的提法。至于建设民主中国，他们认为那是「邻国的事」，不是香港人责任，而且任务大得惊人，港人自顾不暇，谈何越俎代庖。
上述是争议的无可厚非部份；观点不同，在多元社会里是正常。至于争议双方的恩恩怨怨和感情用事，例如今年中大学生会的不悼念声明和其后的反击指摘，其实无新意，流于意气之争。义理要分辨，但争论没完没了，长此下去，对双方都无好处。因此，笔者今天不谈悼念本身的义理，而挑选另一角度探讨问题，目的只是一个：强化六四这个珍贵抗争资源的存在价值和功效。
此角度是一个比较功利（utilitarian）的角度：视六四为一件宝贵资源，然后试图找出保育、提高这件资源的价值的实践办法。当然，功利只是一个次层面，归根到柢，它还是要为更基本的精神和道德价值服务的，只不过在这个层面探讨，大家的边际收益会大些。
以英国基建变革为例
探讨的起点在于把六四这一抗争资源的性质认定为一件抗争者公共财（public good），而支联会历年来建立起的一套动员手段、悼念模式和运作方法，可视为承载这件公共财并使之产生政治作用的基本建设（infrastructure）。悼念的地点在维园的公共空间，主办单位不必纳租；这一点更强化了六四悼念在香港的公共财性质。
由于悼念活动是公开的，而且任何人的参与不妨碍其它人的参与（除非到了场地空间的极限），因此活动带有极其强大的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而在这些条件之下，传统的想法，就是活动由一方主办，效率最高，不必作重复的基建投入。但是，单一主办者的缺点，往往就是营运资源的投入过低。这反映在多年来一直有意见指悼念活动年年如是，十分沉闷。（沉闷也罢，若无法成为激扬抗争新意念和爆发力的源头活水，才更可惜──这是笔者个人意见。）
要替六四悼念在香港这回事找一个模拟，并从中吸取改进的门路，最好就是看英国电讯业基建这两年来的变革。BT是英国电讯行业的最大营运商，其前身是国营垄断企业，1984年开始私有化，1993年英国政府把最后一笔股权售出，但BT依然垄断多个环节，包括全英国固网基建的「最后一哩」（指网络干线与用户终端之间的关键接驳线路，由BT子公司Openreach拥有）。2006年，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强制要求BT/Openreach开放「最后一哩」，让其它电讯供货商可以向其租用入屋线路，十年之后再检讨成效。
去年2月，十年期届满，Ofcom决定再进一步强制BT/Openreach开放「最后一哩」的基建投资权，指明要求后者协助其「最后一哩」租用者兼营运对手（TalkTalk、Sky、Vodafone等）在其落伍的铜质线路信道上加建光纤线路。在之前的十年里，营运对手不满「最后一哩」的线路质量，但BT/Openreach却疏于进行改善质量所需的投资，以致很多终端用户都抱怨。
Ofcom新的强制决定还不是最重手的，没有把Openreach强行从BT剥离；但该项决定足以令BT感到庞大竞争压力，以致不出三个月，BT/Openreach便宣布了价值60亿英镑的「最后一哩」改善投资。最后得益的，当然是所有终端用户。
和六四悼念作模拟
英国这个经验简单利落，笔者去年阅读有关资料之后，觉得「有嘢落袋」，很有启发。空间是公共财，在此公共财之上作了商业网络投资的BT，虽然拥有网络的产权，但Ofcom认为，从公益角度看，这个产权不应视为绝对。
BT的立场是：接驳线路的空间纵是公共财，但基建是我的投资，你要入屋，你自己觅地建你自己的一整套基建──盖分机房，竖电线杆，掘地铺线路，你都有自由，但不要来分用我的。可是，Ofcom不接纳这个说法，认为公益大过天，若要求每一竞争者自盖一套基建，非常不经济，而且会妨碍竞争者进场，最终减损社会效益，垄断者的产权因而不应是绝对的，于是先后要求BT开放其基建的租用权和投资权。
其实，英国的做法并不独特，很多国家和地区三几十年来已经朝这个方向做了，包括香港在内。不只是电讯行业，其它类型的行业，只要是包含公共财和规模经济的，如铁路运输、货运码头等，在世界各地都陆续开放。传统自由经济理论对垄断现象的良性解读不是全无道理，但在这些场合都不成立。
以此观照香港的六四悼念活动，要求支联会开放维园悼念晚会的几个方面：场地，悼念纲领，以及组织该项活动的决策机关的议席，是有充份理由的。至于具体怎样开放──例如应否作某种有偿开放，则需要仔细商讨。当然，开放还应该有清楚目的。
开放目的在于强化六四参与
六四作为抗争资源在香港发挥的力量主要有三种：一是对中共政权当年的恶行作事实和道德的控诉，直指其邪恶本质；一是鼓舞大陆尚余的抗争人士继续坚决抗共；一是在动员和参与过程里，让旧参与者的抗争意志得以巩固和更新、新参与者得到健康的政治意识启蒙。
中共一贯厚颜无耻，所以邓小平说过：共产党是骂不倒的。的确如此。因此，第一种力量的作用十分有限，接近零。第二种力量的作用则无法估计，因为大陆还有多少抗争人士，大家不得而知。第三种比较有形可见，也是最根本的，如果没有了这个，活动逐年萎缩，前面说的两种力量也无从谈起。参加人数因此十分重要，那种认为「六四悼念就算只剩下寥寥几个也有意义」的想法纵然悲壮，却太消极、不足取。
影响参加人数的中短期因子很多，如之前的政治气氛、当晚的天气、是否逢十逢五，等等。长期的因素则主要是人口，新世代因为少子化的影响，替补率低于一；还有就是新世代对六四的感觉是否变弱。至于本土主义、港独思潮的兴起，则是另一个对长、中、短期都会产生影响的因素。
不少人认为，港独思潮不过昙花一现，今年与去年的民调数据相比，支持者数目已跌去三分一，只占总人口的一成多一点。不过，正如股市走势一样，明天升降多少，并不能以过去的数据表现推导出；何况，如果只有两年的数据，未来根本不能以图表预测。
从基本因素的角度推测，越接近2047，中共对香港的打压越烈，本土／自决／港独的情绪便越高涨，哪怕《基本法》23条通过了，有关主张不能宣之于口，也会情郁于中，成为一种广泛去中国化的潜意识，结果便是悼念六四的人数长远看跌，活动作为抗争资源的价值下降。那正是笔者所担心的。从这个角度看，开放六四悼念平台，适当增加本土元素，有助积极争取不同立场的人士参与悼念，强化六四的抗争资源价值，因而是一件超越政治派别利益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