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成：将门虎女——女性主义者艾晓明

【作者介绍】王东成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支持女性主义，现已退休。

艾晓明的家世有点特殊。其外公，是抗战期间指挥过“南京保卫战”的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其母，是唐生智的爱女；其父，是唐生智从孤儿院里收养的义子，成年后，悄悄地与义妹相爱，再后来，两人竟公然违背唐生智的旨意结婚成家。

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76年，她得以上大学，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读大学期间，她与其他两位同学（肖远、王又平）被誉为“三套马车”，毕业时，被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张开元先生留校任教。任教四年后，她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1987年底，获文学博士学位，成为文革后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文学女博士。

        1987年年中，离博士研究生毕业还有半年，艾晓明就确定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任教。1988年年初，其全家人便由武汉迁来北京，安顿在校园内的教职工宿舍。她的先生王在平被安置在文化基础部资料室做资料员（临时工），儿子王栎栎在就近的万寿寺小学上学。

 艾晓明的博士导师杨占升教授与当时中青院文化基础部文学教研室主任陈琼芝老师是非常熟悉的朋友。他极力向陈琼芝老师推荐艾晓明来中青院工作。在陈琼芝老师不遗余力的积极活动下，艾晓明得以来中青院任教。在中青院的七年里，艾晓明一直以教授外国文学的良好声誉得到学生与同行的尊敬和喜爱。

我与艾晓明是一见如故。她质朴、诚恳、随和、低调、勤奋，又有学识、有思想、有才华、有定力、有气象。她的先生在年龄、经历、思想、见解、趣味等等方面与我都很接近，我们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她的儿子活泼、聪明，比我的女儿小两、三岁，两个人很玩得来。我们一家是1986年7月来中青院的，也只比他们一家早来北京一年多。于是乎，我们这两家“外来户”成了很要好的邻居和朋友。

1989年风波乍起，一直关心政治和时局的我投身到风潮之中。但是，与我的态度和行动大不相同，艾晓明表现得极为淡定和超然。在我们疲于奔命地上街游行、声嘶力竭地在广场演讲的时候，不上街的人几乎成了校园中的“稀有动物”；当整个北京城都成了史无前例的盛大“嘉年华”的时候，艾晓明还是一个人静静地在办公室读书和写作！看到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出出进进的我们，她只是投以理解和善意的微笑。在与我的一次交谈中，她还语重心长而又隐晦曲折地“规劝”我：作为学者，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写文章；学问和文章本身就有益于社会进步；学问做大了，自己的底气也壮，说话影响力也大，自我保护能力也强；君不见1949年以后，当过国民党连长、排长的，成了“历史反革命”，被镇压，被管制，而当过军长、师长的，则成了政协委员、统战对象？

当时的我，对这种诚心的“规劝”，很不以为然。我一直秉持“位卑未敢忘忧国”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当时我很想告诉艾晓明：凭能力和努力，在某一学科里沉潜得深一些、久一些，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一块金子；但是，因着价值观和性格，我们不堪忍受这世道的黑暗和寒冷，像一块煤一样从地下跳出来燃烧自己，这是我们甘心情愿承担的使命和坦然乐享的荣耀！可是，话到嘴边，我还是咽回去了，这种似乎是“空言大语”的自我标榜，我说不出口。我们沉默了。

没几天，时局又有变化。许多前几天还怀着“嘉年华”娱乐心态上大街、去广场的人，立马消停了。可是，此其时也，艾晓明竟毅然去广场了！什么叫“疾风知劲草”？我又一次领教了。“万花皆寂寞，独秀一枝春”，“于无声处听惊雷”，似乎淡定、超然的艾晓明，一下子成了奔走呼号、慷慨悲歌的勇士！

接下来的许多事情，让我，让大家，进一步领略了艾晓明的特色和风采。这特色和风采，透着勇气、尊严和高贵。

她平静地拒绝认错，拒绝批判别人。她勇敢地嘲讽那些教学时无精打采、“运动了”立即目露凶光的人。在一次全部教师的会议上，她发言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端着枪站在我身后正要射杀我，我猛然回身回头，一看，啊，这不是某某老师吗？我吓醒了，吓出了一身汗！她的发言，令大家借机哄然大笑，一吐心中郁闷之气；令那位洋洋得意、气指颐使的“积极分子”在暴跳如雷地大吼“艾晓明，你不要太猖狂！”之后，土头灰脸，垂头丧气，夹起了尾巴。

1989年之后，我受到“停教两年”的处分。不准讲课，难免使我有些沮丧和寥落。这期间，我得到了艾晓明一家人的关心和尊重。那年过春节，我们两家人都留在北京。艾晓明诚邀我们一家人到她家一起过除夕。那天晚上，她先生和儿子在家门口欢迎我们，艾晓明在屋内用她刚从香港访问回来时购买的电子琴弹起了优美的“迎宾曲”。那晚，我们两家人开怀畅饮，互道祝福，其乐融融，屋内的灯光、夜空的星光和飘舞的雪花交相辉映，把我们的心变成了一片澄明的海。那个除夕夜，永远地留在了我们两家人的记忆里。

艾晓明是个有气度、有格局的光明坦荡人。她的学问做得好，科研成果多，有人很想用“抬举”她的方法来使我“相形见绌”。对此，艾晓明洞若观火，一清二楚。她从来没有半点对我的不尊重，我们之间没有半点“瑜亮”之芥蒂。拥有艾晓明这样一位同事，是一种福气。

        有时候，艾晓明有点“愚”和“轴”。这“愚”和“轴”，留给她深深的遗憾和悔恨。说起此事，就不能不说到陈琼芝老师。

陈琼芝老师，1983年在延边大学中文系评为副教授（题外话：他们夫妇曾是教过现如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老师）；中国现代文学专家；《鲁迅全集》编委之一，负责注释了全集中的两卷；1986年底，由延边大学中文系引进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任教。

陈琼芝夫妇淡薄名利。当年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的李锐，曾诚恳动员陈琼芝老师赴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可是，她由于爱恋讲台和书斋而坚辞不就。

陈琼芝老师是资深副教授，长年躬耕于讲台，有极佳的教声；长年静守书斋，有很好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她的许多论文在第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她的巴金研究的专著曾两次再版，巴金研究的论文曾在《新华文摘》的要目上全文转载。可是，也许由于她过于自信、从容和单纯，直到临近退休那年，她才申请评教授职称。

陈琼芝老师很喜欢、很在乎艾晓明。

她积极活动将艾晓明引进了中青院。

艾晓明在第一次评教授受挫时，她积极向团中央反映情况和意见，努力促成团中央责令中青院对艾晓明申请的复议。

在兼任戏剧出版社副主编时，她审读王小波的小说集，热忱同意出版。主编不同意后，她热情推荐给艾晓明，促成艾晓明与王小波、李银河相识，并结成终生朋友。王小波去世后，艾晓明和李银河合作著成《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陈琼芝老师是个有些“道德洁癖”的很自尊、很正大的人。面临只有一次机会评教授的现实，犹豫再三后，她在电话里向艾晓明请求帮忙，因为高评委中有一位艾晓明的朋友和师弟。

谁也想不到，在这件事上，艾晓明犯起了“愚”和“轴”。电话里，她明确回复陈老师：评职称是有标准的，合乎标准就能评上，不合标准，谁说也没用；我不会为这事找任何人。

艾晓明的如此答复，使陈琼芝老师的自尊心和感情受到了不小的伤害，也使我们听来匪夷所思，很是生气。

陈琼芝老师的先生窦英才老师曾不无愤慨地说过：“我在中青院遭遇的小人，比我这一辈子遭遇的小人都要多”。中青院的中评委中，有那么两三个老师，与陈琼芝老师并无实际的利害冲突，主要是出于“气质性排斥”和难以言说的情感，咬紧牙关坚投陈琼芝老师的反对票；即使在评委会破例决定复议的情况下，在宁肯浪费一个指标的情况下，也坚决不投陈琼芝老师的赞成票。

这样，在讲台上耕耘了一辈子、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的“国家队”（丁东先生评语）、教学和科研都很优秀、完全有资格当教授的陈琼芝老师，最终以副教授的身份告别讲台。

这件事对陈琼芝老师的情感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她一直耿耿于怀，一直抑郁寡欢，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没经过多长时间，她就罹患了癌症。几经治疗，最终于2006年，在68岁上，不幸去世。中青院不少知道些内情的人都说：陈老师是被那次评职称杀死了。至今人们谈起此事，还唏嘘不已，莫名其妙。

艾晓明很为此事懊恼和后悔：我当时不该那么回复陈老师！她曾多次请我向窦英才老师转达她的悔恨之情。那年，我陪她去窦老师家，她当面向窦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悔恨，在陈琼芝老师的遗像前，她眼含泪水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亲口向陈老师表达了忏悔。

实际上，出师未捷，陈琼芝老师的评职申请连中青院中评委这第一关都没有通过，即使艾晓明与团中央高评委里的朋友有了沟通，也完全无济于事。这就是命运。人们在命运的演进中，展示各自的人性、人格、操守与情怀。

        1994年10月，艾晓明举家南迁，我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就很少了。我只是从互联网上和朋友们的口信中得知一点她的情况。艾晓明是个讲义气的慷慨之士。她调到中山大学之后，在一次电话联系得知我去同事家借钱的第二天，立即赠寄我四百元钱。这个不大的小事，让我，让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很温暖。

窦英才老师至今还会深情地回忆起艾晓明举家南迁之前把自家的爱猫“虎子”交给他们的情景。当时，艾晓明的儿子王栎栎深深地给他们鞠了一个躬，动情地说：拜托窦爷爷和陈奶奶了，请费心照顾我们的“虎子”。这个“虎子”，尊严，高贵，从来不偷吃东西，从来都是“君子不二过”，是只很可爱的“博士猫”、“绅士猫”。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这么多年过去了，虎子走了（牠走后，陈老师痛苦了好长时间），陈老师走了，“杏坛碌碌五十秋，新民立人两追求”的窦老师，也在年近80岁时彻底告别了讲台，艾晓明、王在平夫妇退休了，如今已经35岁的王栎栎也在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后回国工作了。岁月苍老，“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将军已去，大树飘零”；可是，我们的记忆还是那么年轻，我们的友谊还是那么隽永！

到了中山大学，最大的感觉就是艾晓明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院派”学者了，而更像是一个在广袤“田野”里“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耕耘者与守望者，更像一个在荆棘蔽日的道路上奋然前行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女性主义者进击者与先驱者。

这些年，与艾晓明的直接接触大概只有几次，大都是她借来京开会、讲课的机会来看望我们这些老同事。而那次她应邀来中青院的讲座，算是一次很有意味的“亲密接触”。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之后，“公民记者”艾晓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我们的娃娃》，翔实地记录了汶川中小学生受难的真实情况，成为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献。

前几年，先是北京电影学院邀请艾晓明带着这部片子参加一个研讨会。可是，当艾晓明到京后，在有关方面的强力干预下，北京电影学院竟声称“取消邀请”，而且连住宿也不予以安排。那天晚上，天下着雨，身为博士生导师的艾晓明被赶得像一条流浪狗，与一个被驱赶的访民一般无二，背着一个沉重的大包四处寻找落脚处，直到深夜，才在街上寻到一家小旅馆，在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地下室房间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才在一位朋友家安顿下来。

后来，北京大学得知艾晓明已来京，便邀请她到北大演讲。可是，又在有关方面的有力干预下，艾晓明只能驻足北大校门外，连校门也没有进去。

首都师范大学得知这一消息后，便诚邀她赴校讲座。可是，讲座开始还不到五分钟，便在有关方面的有效干预下被迫终止。

我和我的同事得知这种情况后，在取得学院有关部门同意的情况下，盛情邀请艾晓明来我校讲座。原定讲座分两步进行：先是播放《我们的娃娃》，艾晓明演讲；之后，师生互动，交流讨论。可是，讲座开始没多久，有关方面来人了，要求学校有关部门必须强力终止这个讲座。学校有关负责人进入会场找到我（我是讲座的主持人），要求我立即终止讲座。但是在我明确而坚定的拒绝下，讲座没有停，一直到艾晓明讲完。

这次讲座，在中青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校园网上，学生们的讨论很热烈。艾晓明在中青院的故事，算是又有了一个有点意思的续篇。

她博览群书，笔耕不辍，著述甚丰，专著、论文、小说、散文、随笔、译著等多多，例如：《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血统》、《女性主义思潮导论》、《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小说的智慧》、《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论文《二十年代苏俄文艺论战与“中国革命文学”论争》，分上下两篇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和第4期连载，一时颇为轰动，传为美谈。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教书育人与著书立说的同时，她热情聘请以《寻找林昭的灵魂》而蜚声国内外的电视人胡杰先生做“驻校艺术家”。她积极组织、主持、参与了大量颇具“颠覆”意味和“前卫”色彩的思想文化活动。尤其在女性主义方面，她编辑了“妇女研究与性别教育”、“妇女与社会性别译丛”、“性别教育论坛”等等，创作出纪录片《白丝带》，带领中山大学师生公开演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中文版的《阴道独白》（这部戏剧被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尊崇为“神剧”），使中山大学成为中国大陆妇女、性别、女权研究与教育的重镇。

更叫人刮目相看的是，在进入教书和著述生涯最好年华的时节，她敏锐感知良知和时代的召唤，用“知行合一”、“道成肉身”的生命，践行“冲出书斋，走向田野”的承担和信念。她以“公民记者”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孙志刚案”、“黄静案”、“太石村”、“汶川地震死难学生维权”等险象环生的社会大事件，用她的忠诚与执著、泪水与汗水，用她肩上的摄像机，向公众和历史奉献出《天堂花园》、《中原纪事》、《关爱之家》、《开往家乡的列车》、《太石村》、《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蕴含着独立人格、独到眼光、深沉良知、深邃思考的真与爱的人文纪录；其中遭受许多挫折、耗费巨大心力的《夹边沟祭事》，更是一部“配得上我们遭受的苦难”的卓尔不群的纪念碑式的大作品。这部作品，以令人惊悚的真实，展示了当代中国“悲怆的天空”和“苦难的大地”，向历史和人性的法庭，向永恒的至高者，提交了一份确凿无误的呈堂证供。

为此，她多次荣获国内、国际一些著名的大奖，例如“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南风窗》）、“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东方女性》）、“阳光卫视纪录片大展奖”、“香港华语纪录片节奖”、“法国波伏瓦奖”（2010年）等等。

美国大诗人惠特曼说他宁愿做一株草，“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相对于花，甚至相对于树，我更喜欢草。大概是因为人人都有点“自恋”情结吧，艾晓明，我，我们这代人，在历史的“旷野”上，大概都不会是绚丽的花朵和参天的大树，只是一株株野草。这不悲哀。用艾晓明的话说，“这是正路”，这只能说明我们有强大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