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6日举行的大纽约地区“六四”28周年纪念会上，《北京之春》杂志社将第九届“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授予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先生。由于姚文田先生仍被关押于大陆的监狱，无法前来领奖，他的儿子姚勇战专程从明尼苏达州的双子城赶来纽约代其父领奖。
姚文田先生是一位退休工程师，1982年移居香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姚文田先生就在香港负责纸质版《北京之春》杂志的发行。姚先生说，《北京之春》是难得的能为中国指出一条道路的政论杂志，越多的人读到越好。为此，他亲自走遍每一个报摊询问销售情况，然后把杂志尽可能合理调配，以便让更多的人能买到杂志。没有卖掉的杂志，他一一回收，并尽量送给大陆的朋友和游客。2011年，纸质版《北京之春》杂志停办，改为网刊。姚文田又开始为异议人士出版书籍。他认为，当今中国，好书很多，称得上是一次文艺复兴。所以他愿意利用香港的出版自由为中国的异议人士出书，于是创办了一家名为“晨钟书局”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被中共当局视为敏感的时政书籍。其中，单单是为独立中文笔会及其会员就出版了21本，包括我那本《数人头胜过砍人头》。
姚文田先生和一些靠卖政治八卦书图利的书商不同，他办出版社纯粹是为了帮人表达政治异见，是为了践行出版自由的理念。姚文田先生出书只看品质，只收取最起码的出版费用，自己忙里忙外，长期超时工作，不求赚钱，不惜蚀本，热情不减，初心不变。除了出书，姚文田先生还负责把这些书邮寄到中国大陆，让大陆的读者能读到它们。因为从香港寄书邮费很贵，而且还常常被海关截留，书不能到大陆人之手，于是姚先生就亲自把这些书带到深圳，从深圳以国内邮件寄出，既节省了邮费，又提高了收件率。
这样就有了和深圳某位张先生的合作。姚文田先生认识张先生多年，他用张先生的住所当作暂时存放书籍杂志的中转站。为了表示感谢，他也常常从香港给张先生携带一些奶粉、食品等。
姚文田先生携带书籍进入大陆，几次被海关没收。当局开始暗中监控，包括派人到香港跟踪，向他的电子邮件输送监控软件，窃听家中电话等。2013年秋，姚文田先生准备出版余杰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中共当局决定对姚先生下手。当局控制张先生，逼迫其与当局“合作”，将姚文田先生诱骗到深圳拘捕，其后被深圳市中级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10徒刑。
姚文田先生入狱时已经72岁，至今在狱中已经度过3年半。姚先生原本就有心脏病，入狱后五度病发昏迷，转到东莞监狱医院后证实，姚先生患有慢性心房纤颤、骶管小囊肿、前列腺增生症等疾病。家属多次请求保外就医，但至今仍未获准。
姚文田先生是践行出版自由并作出重大贡献而付出巨大牺牲的英雄。对姚先生的重判与监禁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也是对香港“一国两制”的粗暴践踏。
我是先认识姚文田先生的儿子姚勇战，后认识姚文田。八九民运时，姚勇战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是上海高自联常委。“六四”后被捕入狱。由于香港方面的积极救援，姚勇战在被关押了一年后出狱，返回香港，其后又来到美国纽约，参加了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并活动。那段时间我们常常见面。后来姚勇战去了中西部。我和姚文田先生是九十年代末才认识的。一天，他和《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一道来到我们《北京之春》办公室。姚先生个子不高，微胖，圆圆脸，面带微笑。我们一见如故。后来我们经常通电话，通Skype；尤其是在筹办《晨钟书局》那段时间，我们交流很频繁。他的热心与执着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在那段时间，我常常一拿起电话，就听到他自报家门：“我是姚文田。”现在我一想起他，耳边就会响起这句话。这里，我写下这篇短文，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与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