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8日15点30分，德国议会五大党派（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自由民主党、左派党）的二十多名议员聚集在议会大厦的讨论厅，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主任施密特、台长贝特曼及前驻华大使施丹泽等人列席了会议。德国议会邀请了前德国电视一台编辑博劳伊梯根、联邦共和国作家圈代表盖佩尔教授（女），民主中国阵线和全德学联代表彭小明、德国对外政策研究所主任桑德施耐德教授，国际广播协会执行主任斯班斯韦克（英国）和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共六位特邀嘉宾。由于魏京生长途驱车略微迟到，会议延迟了十来分钟开始。德国议会文化与媒体委员会主席奥托向与会政治家们报告了大会主题，介绍了各位嘉宾。所有发言都有条不紊地循序进行。
警惕红色渗透
盖佩尔教授发言提出了红色渗透问题。中共党政集团利用名利手段，也利用海外华人的关系打入各国经济文化界。例如对新闻部门渗透，已有较长的历史。尤其在美国，而欧洲近来也日益明显。例如孔子学院等打着民间旗号，实际是官方工具。西方民主国家缺乏足够经验对付专制政权，对于东方的异国情调更加缺乏警惕。经过文化包装，很难识别它们的真实面貌，渗透就在包装之下开始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在个人利益方面被收买或被利用。他们在中国被款待，拿到优厚的利益，就放弃了客观公正的立场。他们的言论造成德国社会对中国评价上的混乱。中国方面除了收买和利诱，还严厉打击和威胁西方记者和其他外来人员，动辄驱逐和用暴力对待秉持公道的外国媒体人员，迫使他们不敢说出真相。
西方政府和社会必须抵制中国当局的这类手段。有远见、有观察能力的作家、批评家必须站出来发表公正言论，揭露真相，例如揭露德国之声问题，声援刘晓波等等。联邦德国作家圈开展了这些工作。她强调，后来发自中国的声援公开信签署人是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退休老干部，是一群早年追求民主、今天更加追求民主的高干，再加上许多著名作家、记者、律师等民间人士。
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主任施密特谈到对外广播的职业道德，人权是标准，是原则。但异议人士对中文编辑部的批评还不够具体，必须继续讨论如何改进。好在编辑部的新闻稿都长期保存，可以审核。广播管理委员会在法律上是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电台是否保持多元化形象，对发生在中国的讨论也要报道。总的来说，方法是对的。
彭小明感谢德国议会给予中国的不同政见人士这样的机会，为德国之声案向德国议会申诉。但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并没有这样做。德国之声号称将中文部的一万份新闻稿翻译成德文，其实仅将几十份经德国之声自行挑选的翻译稿交给了广播管理委员会。所有遭到我们批评的文稿根本不在其中。因此，广播委员会是基于完全错误的信息而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为什么德国之声没有将被我们指责的文稿提供给广播管理委员会？这类文稿到底偏离了德国之声的人权职责有多远？中国当局一面封杀关注西藏人权的消息，一面大量转载德国之声对桑德施耐德教授为中国当局辩护的广播访谈，令中国听众误以为这是德国社会的主流看法。（发言稿见第19版）
来自国际广播协会的斯班斯韦克强调，国际广播的历史说明，德国需要有一个对外的新闻媒体，资金来自纳税人的税款。美国、英国、法国都有对外广播，德国之声也参加进来，就是要把西方的主流价值和基本信息传达给外国，传达到第三世界。必须向中国人民介绍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中国的媒体不自由，官方严厉地管制着媒体，并且长期向西方的媒体渗透，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我们要跟中国人民交流，他们需要更多的信息，就需要防止这种渗透。我访问中国，看到中国高干的家庭都安装着香港电视节目，而不仅是中央电视台。美国、英国的对外广播都遭受各方面的批评。这次德国之声遭到如此激烈的批评，也是很自然的事。
无力的狡辩
博劳伊梯根认为，《德国之声法》规定，该电台的广播委员会是监督管理德国之声的机构，议会无权监管。即使广播委员会也只是大致管理，不可直接干预记者、编辑的具体操作。他强调了《德国之声法》第61条：德国之声不隶属于国家的专业监管机关。
桑德施耐德教授是49名汉学家和政治家签署公开信的代表。他说，他们的公开信是为了伸张德国之声编辑张丹红的人权。张丹红讲到中国共产党使得中国四亿人口脱贫是了不起的功绩，是对人权的最大贡献。她还把中国当局封锁自由网路跟封锁纳粹页和色情网页相提并论。对此说法可以有争议。然而张丹红是一个外国人，德语不是她的母语，她的言论失误情有可原。什么才是德国社会的主流形象？怎样才能准确表达德国社会的形象？恐怕很难讲清楚，所以才需要多元报道。反过来，德国也要多元地看中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变。中国的市场和企业，过去德国人认为是投资机会，后来又认为是竞争威胁。这次四十九人的公开信发表后，又有很多人、可以说所有德国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都联署了。对于中国，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老师就说过很多中国的坏话，我却说了很多中国的好话。三月西藏骚乱中，藏人暴力打击汉人，汉人愤怒。我们的报道也要多元才行。
义正词严的反驳
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艾泽尔强调了当前欧州议会给胡佳颁发萨哈洛夫人权奖的意义，并介绍魏京生也是1996年的该奖获得者。德国议会决不能避讳敏感问题。他再次强调广播委员会的\”平反\”是错误的。博劳伊梯根的说法完全是误读法律，岂有此理！那些文稿的翻译是谁选择的？翻译有不同的文本，一万篇文稿仅选了几十篇，这里面有问题！而且同样是德国之声网页，中文内容跟德文内容有明显区别，本来应该是一致的，这里面也有问题！中国当局将德国之声网页封锁，仅仅挑选需要的文章加以转载。中国的新华社不加一字就可以使用，这证明德国之声的文章已经被共产党工具化。桑德施耐德先生，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宣称所有汉学家都跟着你们签了名！我就知道好几位东亚和汉学研究所的人都没有签名！（桑德施耐德）这类懂中文的人写了文章给中国当局作工具，我们不懂中文的人怎样监督？魏先生，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好经验？
魏京生说，他从来不听德国之声广播，只是通过国内的朋友来了解各国广播在中国的反应。他的国内朋友们告诉他，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还可以听听，德国之声简直就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没有什么好听的。中国方面近年来花费大量财力和人力，对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进行渗透，收买，利诱，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他们对德国之声这样的媒体当然要重点渗透，不渗透是不可能的。他回忆说，他从中国监狱被直接遣送出国已经十多年了，德国之声只采访了他十来次。这次德国之声遭到严厉批评之后，甚至有国内的朋友来电话说：过去一直以为德国之声是中共在海外办的电台，这次才知道是德国政府办的。
他强调说，德国之声应该全面报道中国信息，应该成为言论自由的补充。由于缺乏监督，德国之声的节目大多数都背离了德国的法律。这就需要学习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等外台的经验，对编播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德国之声不应该那样对待何清涟这样的异议人士，而应该依靠他们和她们的朋友监督自己的节目。
多方面的不同看法
前驻华大使、现任外交委员会主任史丹泽说：他曾经常驻北京，对于中国的了解当然有一定深度。所谓\”三亿多人口能够脱贫\”当然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不应当归功于中国政府，这不是领导人的功勋，而是领导人的机会主义造成的。经济发展了，客观上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决不允许伤害高干的利益。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可以说，中国人有了比以前多一点的自由，也可以说，中国政府侵犯了人民更多的自由。魏京生谈国际对华广播的说法，对德国之声完全是负面印象。我在北京的感觉不太一样，人们对德国之声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很多人认为德国之声是个不错的电台，不能因为我对德国之声曾做过批评就认为我对它的评价是负面的。中国方面也不断干扰它、封锁它。对它的节目也要有所区别，当然这些节目不能使所有人都满意。
社会民主党议员葛莉凡女士说，德国之声不是国家电台，而是公法机构，具有多元的性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然要传达我们的价值观念，也要传达多元的新闻观念。德国之声是我们的对话工具，要把民主自由传播到国外去。我们的监督不是去减少这样的多元性，而是要让国外听众也了解我们的价值观，了解在民主自由的国家，节目是多元的。监督应该怎样进行，是应该考虑，提高质量需要更多的资金。
左翼党议员约辛森认为，中国的形势在变化，跟十年前有很大不同。过去我们反对计划生育，认为是侵犯人权。可是谁愿意人口超过对地球的压力？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魏京生先生是通过别人的说法了解德国之声，实际上并不太了解。盖佩尔女士说了那么多关于中国红色渗透的话，在具体操作上有什么办法？
魏京生在补充发言中做出了回应：靠自己听到的印象并不一定准确，反而靠广大听众的反映作判断才有可能了解问题的真相。中共当局对西方媒体不渗透是不可能的。你们德国人应该知道东德共产党是如何渗透西方媒体的，也知道纳粹是如何渗透西方媒体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就会例外呢？按中共自己的理论，渗透媒体的重要性不亚于渗透国防和政府机构。问题是怎样监督自己的媒体不被渗透，而不是无视问题的存在。
绿党议员艾德女士发言时情绪十分激动。她说，必须有监督这个过程，监督之后才能有所改善。她批评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没有做出解释，他们的翻译文稿是谁挑选的？怎样挑选的？不要把这次对德国之声的审查说成是一场运动，这是必要的监督。她愤怒地谴责博劳伊梯根和他的支持者。她说，这些人竟将向德国议会申诉的公开信说成是冷战挑衅者，是法轮功行为。最不能容忍的是，凡是不同意他们那封公开信内容的人都被他们一概斥为法轮功的傀儡。这样的言行不符合记者的行为准则。学者和教授是科学家，应该掌握科学真理，捍卫人权。有的汉学家签署四十九人公开信，却没有签署呼吁释放刘晓波的公开信。她质问桑德施耐德教授：\”是否所有签了你公开信的人，也签署了声援刘晓波的公开信？为什么你不签署为释放刘晓波呼吁的公开信？\”
桑德施耐德抱怨，他的\”人权\”没有得到保护，彭先生竟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他是绝对不能同意的。他没有看到关于呼吁释放刘晓波的公开信。\”如果有人拿来给我看，我也会签名\”。他也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专制政权。
社会民主党议员葛梅林女士反驳绿党议员的谴责。说\”艾德女士令我愤怒\”。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人权情况有进步。但还有很多地方人们的基本自由遭到践踏，非常糟糕。中国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在柏林获奖，我跟他见面，交谈。他对德国之声、对两国对话没有提出批评。我希望魏京生先生和异议人士要为中国的人权说话，不要为了一个组织的利益说话。另外，奥运前人权委员会访华不受欢迎，现在奥运已经过去，应该又可以跟中国对话了。
严厉追问和切实建议
自由民主党议员孙克森表示，不仅德国之声存在问题，其他外国的对华广播也有问题。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在报刊上发表谈话，已经承认确有不好的地方。在对中国的看法上有分歧是正常的。问题是，中文部怎样处理好一些突发问题。我们不懂中文，不了解节目情况。德国之声应该有接受投诉的办法。另外，德国之声的广播常遭干扰，网站常被封锁，我们也要寻求对策。魏京生先生能否介绍有什么处理办法？
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施坦因巴克建议，彭小明先生说他们选择了其他文稿，翻译了出来。我们可以拿来看一看。我们从人权委员会的角度出发，向中国提出的访问请求，都不断被拒绝。我一直对此作低调处理。我们要等到面对面对话的时候直接提出人权问题。桑德施耐德先生，你的样子很\”酷\”嘛！你为张丹红的人权辩护，为什么不为维护那些在中国被关押判刑的诗人、作家、律师、记者和维权人士写公开信？当政治学教授不应该这样，做人也不应该这样。我们谴责中国在津巴布韦罔顾人权的行为，关注西藏人和维吾尔人的人权。彭先生，德国之声对西藏、新疆问题有没有足够的报道？
彭小明在补充发言中再次向大家展示他所带来的翻译文本，希望会后大家人手一册，可以仔细分析倾向性和用语情况。德国之声过去也报道过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但是倾向性有问题，必须改进。不仅新疆西藏，还要报道全中国的维权抗争活动。全国各族人民的人权都受到当局的严重践踏。也应当更多地采访吴宏达这样的异议人士。其实在德国也居住着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但是德国之声跟他们的联系太少了。德国之声、汉学家都应当跟中国异议人士有更多交流。没有这样的接触，新闻报道会出现问题，学术研究也不会有真正的成果。因为中国的信息是封闭的，很多阴暗面外部根本看不到。只有异议人士才能看清中国的根本问题。如果不跟异议人士接触，这样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都是可笑的。此外，他还建议德国之声推广\”破封锁技术\”。
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格林克尔说，广播管理委员会监督和管理德国之声是履行职责。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机制，并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德国之声的新闻使用的是中国当局的用语，是否有这个现象？纳粹说大屠杀，我们说大屠杀，都是说杀害犹太人，可用的不是同一个词语。张丹红受到德国之声的保护，甚至整个中文部得到了\”彻底平反\”，我个人认为，这是他们的自我漂白！
盖佩尔教授再次发言：我们都是来自专制政权下的知识分子，我们发现德国之声的工作方式不对。我们对专制国家的宣传和封锁很了解，德国之声这样的方式无法适应专制统治下中国人民的需要。张丹红的八月讲话完全是荒谬的，我们必须指出她的错误。至于今后的批评方式，我们可以直接把意见提出来给他们看。可以设立独立的观察员，组成常设顾问团，由汉学家、异议人士、还有既懂汉语、又懂德语的专家组成。海外的对华广播、新闻媒体都有类似的问题。中国和俄罗斯都在进行渗透，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国际广播专家斯班斯韦克补充说；各国都看到类似问题。目前中国对美国之音、BBC、法广和德国之声都有干扰和封网，只对澳大利亚的澳广没有封杀。要彻底清查外国势力的渗透，比如中国对德国之声的渗透，节目、报道。查清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在媒体中工作的人才知道个中的艰辛。压力大，时间紧，而且总不免会有差错，拿起话筒就可能出洋相。还要对外语有很高要求。监督、抽查、翻译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当昂贵，全部审核耗费巨大。对外广播的事业是艰难的，但为了推介欧洲的价值观，我们必须这样去做。
努力成为多媒体人权之声
已近下晚六点，超出了原定时间，台长贝特曼讲话以回应各位发言：中国异议人士和作家圈等七封公开信提出了这个严肃问题，所有国际电台都面临怎样向专制国家播音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国际意义。中国方面对此事件非常关注，官方和网络的反应都很强烈。德国之声过去在阿拉伯语方面也遭遇到有关问题，后来通过劳工法采取了制裁行动。对于中国异议人士，我还是要坦率地表达我们的立场。魏京生先生，我并没有贬低您的意思，还有彭先生，作为广播电台、德国的新闻媒体，既要对中国政府保持距离，也跟你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盖佩尔教授谈到的翻译稿件，不是全部新闻稿，但比议员们所说的要多得多。中国异议人士的申诉信所提出的批评并没有十分具体的实例，我们很难有针对性地改进。
对是否有倾向性的批评，还有其他的批评，我们选择了一万份稿件，找了一家独立的翻译机构翻译成德文。这也是一次总结，然后在《法兰克福汇报》的访谈中已经给公众一个交待。德国之声将成为全球性多媒体的人权之声。作为台长，我不可能对所有三十种不同的语言实行全面监控，全面审核的费用将超出150万欧元，也是无法承受的。编辑部将努力完成最佳组合，跟异议人士保持联系，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使电台保持必要的多元性。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过去的弱点，在人员组合、人事使用上确有一定问题。我将尊重诸位议员的意见，改进工作。这次事件发生后，全体同仁都感到了压力。我也不为自己护短。现在问题已完全公开化，中文部的广播、网络两组行将合并，还将有人事上的调整。
尾 声
这次议会的专业听证会就到此结束，比原定时间延长了42分钟。彭小明将五篇翻译稿分赠给大家。盖佩尔教授高兴地与魏京生、彭小明握手祝贺合作成功。当魏京生尚未到达的时候，她真有点担心，怕魏先生不能出席，连忙与彭先生一起打魏京生的手机。分手之前，盖佩尔教授高兴地对彭小明说：\”想不到那位桑德施耐德竟如此窝囊，不堪一击！\”
要成为德国的人权之声
彭小明在德国议会关于德国之声事件听证会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谨以民阵和学联的名义感谢你们给予中国不同政见人士这样的机会，为德国之声案件来到联邦议会表达我们的诉求。与此相反，德国之声广播管理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德国之声声称将中文部的一万份新闻稿翻译成德文，却仅将几十份经德国之声自行挑选的翻译稿交给了广播委员会。在此我必须明确指出：所有遭到我们批评的文稿根本就不在其中！因此，广播管理委员会是基于完全错误的信息而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挑选了五篇文稿翻译成德文作为实例。贝特曼先生应该面对联邦议会作出解释：第一，为什么德国之声没有将这类文稿提供给广播管理委员会？第二，这类文稿的内容到底偏离了德国之声的人权职责有多远？
一、联邦议会应当通过检验来作出确认，德国之声中文部是否报道反映出德国社会的主流见解和声音，从而让中国听众和读者了解德国社会的真实形象，这也是一个受（国家）公众力量资助的对外广播节目的本质意义。
举例：在今年三月的西藏骚乱中，德国公众对藏人表达了很大同情，藏人的人权遭到北京建政六十年来长期的粗暴伤害。但德国之声根本没有对此发出报道和评论。恰恰相反，却偏偏发表桑德施耐德教授的论述，为中国专制当局血腥镇压披上合法的外衣。例如该教授说：藏人分裂分子是利用奥运前夕的最好时机；如果中国政府支持巴伐利亚的独立运动，德国政府也将采取一切手段，禁止所有外来势力干涉内部事务；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会无一例外地镇压在大城市发生的暴力示威。他的这一新闻文本立刻被中国政府广泛传播，据粗略估计，至少登上了三十多个中国国家网站，他的观点竟被错误地理解为德国社会的主流观点，而实际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二、联邦议会应该从这类新闻文稿中确认，德国之声评论中的内容是否偏离了德国之声的宗旨，尤其在人权责问方面。
举例：女总理访华时，关于双边贸易和文化交往的谈话，中国宣传媒体都一一报道，可是女总理对中国人权的批评，中国宣传媒体中一个字都没有报道。德国之声应该怎样满足中国听众的需要？只要德国之声批评中国，他的广播就会被干扰，网页就会被封锁。将批评温和化，偶尔夸奖一下极权当局，都是错误而无用的做法。新闻检查制不是一个小孩子，而是一整套强大的制度。应该给中国听众更多的频率用以收听转换，
给中国读者更多的反封锁程序，以突破防火墙。
联邦总理默克尔在去年亲自会见了达赖喇嘛。德国之声本应当向中国读者清楚地报道和评论，这只是女总理意在反对西藏人权受到损害而表达的一个信号。然而德国之声中并没有出现这类解释，却在多篇德国之声的新闻文稿中大规模抨击女总理，说她严重毒化了德中关系的氛围，她对中国怀有敌意，心存仇华情绪。说女总理将中国看成是西方工业国的威胁，试图阻挡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云云。
作为人权抗争者，我们完全不能接受德国之声的这些评论和访谈。我们提出申诉，不是针对任何具体编辑，而是针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整体政治立场。我们期望，联邦议会能够做出切实可行并具有未来导向性的决定，使德国之声重新回归到它原本的人权宗旨。
从这意义来说，我们欢迎贝特曼先生前不久在柏林的新闻宣告：德国之声将把自己定位为全球性多媒体的人权之声。当然，这一新的定位还必须有具体的措施来施行。但令我们惊异的是，这一宣告仅仅在德国之声的德文网页上发表。中文网页上报道了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所有其他消息，只有这条宣告内容被故意删除。在同一天，德国之声中文部甚至还发表了一篇访谈。访谈中德国之声宣布，广播委员会已为中文部\”彻底平反\”还诋毁中国著名异议作家何清涟。这些情形也证实了德意志无线电台一篇新闻稿的断言：德国之声的德文节目和中文节目仿佛是两套节目，甚至可能互相打斗起来。贝特曼先生应该面对联邦议会予以说明，您什么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将这种反常的、令普通读者不敢相信的情况改变过来。或回答：您到底是否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
衷心感谢大家的关注！
德国之声和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利
费良勇
这次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引起的争议，从一名电台编辑的言论走向网路，引起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普遍反响，又反过来震荡了欧洲、美国新闻界，直至将辩论诉诸德国联邦议会，等于是在国际的新闻讲坛和政治论坛上展开一场关于中国新闻自由、中国人民知情权的大讨论。也是海外异议人士的一次重大胜利。连四十九人公开信的发起人桑德施耐德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独裁政权。也就是说，中国的情况虽有变化，但在一党专制这一点上根本没有变化。而号称汉学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政治学教授，竟不知道08宪章的签署和刘晓波被捕，实在显得可笑而又可悲。
德国议会的讲坛壁垒分明，锋芒毕露，无论左右，唇枪舌剑酣畅淋漓，跟国内的人大会场虚假和谐的气氛完全两码事。又由于民主发育较为成熟，尽管言辞锋利，却没有台湾立法院那种打斗撕扯的乱象，甚至非经主持人许可，不能随意反驳发言人的发言。民主国家从人权民主等最基本的价值观出发，需要建立对外广播事业，向世界推介他们的基本价值，介绍在人权民主条件下社会的生活真实和道德风尚。又因为专制下的新闻被封锁，人民不能享受完整的知情人权，所以民主国家的对外广播又担负了为专制国家人民的信息权拾遗补缺任务。所以美国之音、BBC、法广和德国之声在中国城乡、知识界会有这样的知名度和关注热情，会有如此大量的听众和读者群。
德国之声是德国公法支持的公共机构。它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服从宪法的基本价值观，不能须臾偏离。拿张丹红被撤去副主任之职来指责德国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是荒谬的。所有这类无端叫骂本身能在德国报刊上出现，就已粉碎了他们自己的论点。更不要说两个德国前总理和桑德施耐德教授整天在帮中国当局涂脂抹粉，马屁华侨在搞爱党说教，谁都没有受到妨碍。在嗣后的何清涟合作案中，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影响（只是影响，还不是指令），他就必须调职走人。更加说明德国之声的人员必须严格独立，不得接受任何外来政治势力影响。
听证讨论中的辩护一方提到根据德国之声法第61条，国家无权监督德国之声。这完全是强词夺理，利用他们的错误理解来搅乱人们视线。该条款仅表示，国家不应干涉电台的专业工作，如编辑部、技术部的设置和运行。这是很正常的，德国议会怎么可能去管那些具体事务？但在电台内容上，德国之声必须受到国家监督，这在同一法律的第4条中明确了德国之声宗旨，紧接的4c款上明确了电台必须受到联邦议会、政府和审计局的定期监督，尤其对其基本宗旨的执行情况。
有议员说，对华广播的信息也要多元。中国人民当然需要多元信息。但问题是，当前中国当局坚持舆论一律，封锁信息。例如默克尔总理访华，讲话中赞颂德中友谊的话都得以在国内发表，而她批评人权侵害的话则全被删除，不准刊登。面对这样的独裁者，德国之声首先要满足中国听众最低的知情权，这是最基本的信息多元。
近年来，中国当局手里的外汇丰盈起来。他们财大气粗，开始将触角伸向海外，收买了许多海外华文报刊，使之成为马屁报刊，向国内报刊看齐。国内电视节目开始进入海外电视市场，将本来就外语不甚过关的华侨观众拉回中文电视的封闭圈内，继续国内的那套意识形态灌输。在国外的编辑和记者群中进入了一批国内新闻界出身的新移民。虽然不能怀疑都带着秘密任务出国，但由于长期浸淫于党文化宣传却不自知，或无力反抗，又给海外中文报刊带来了恶劣影响。这部分新移民也进入了民主国家的对外新闻媒体。美国之音、BBC、法广、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金融时报FT中文版，从口吻、倾向上时时表现出他们与所在国的基本价值观格格不入，更不要说某些民族主义、爱党情绪之类的党文化垃圾了。
通过这次德国之声红色渗透问题的讨论，不仅能在德国新闻界引起一场华侨、留学生、新闻媒体人的深刻反思，也能引起西方各大对外媒体主管部门的警醒，重新审视这些机构中的红色渗透，也希望能对国内听众和读者有所触动，有更多的同胞警醒起来，跟李普、李锐、胡绩伟、章诒和、余杰、刘晓波、张思之等知识分子一样，奋起维护民主权利，争取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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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角度看德国之声事件
钱跃君
新闻自由与新闻倾向
德国的新闻是自由的，社会的左中右各个领域都有各种报刊和私人电台等，甚至都不能轻易禁止有极右倾向的新闻媒体，对黄色性杂志也只是禁止出售给未成年人。但每个具体的媒体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无论这是出于投资者的政治倾向或考虑到市场需求。在法兰克福汇报里不可能出现有明显社会民主党倾向的编辑或记者，在时代周刊上也不会出现有基督教民主党或自由民主党倾向的记者与编辑。德国社会有230多个电台、355多种报纸、1万多种杂志，网页更是不计其数，且各媒体之间从极左到极右，其政治色彩、社会观念相差悬殊，德国社会就是以这样形成新闻界的自由和多元。这在德国社会已经成为基本常识，好在一位有明显社会民主党倾向的媒体工作者不可能去竞争法兰克福汇报的编辑或记者，竞争了也不可能成功。相反亦然。所以很少会出现因为政治倾向不合而解雇编辑或记者。
在公共法领域的媒体如德国电视一台、中央电视台、各州电视台、电台等，其经费来源是全德听众、观众缴纳的广播电视费GEZ，并以此建立各个委员会制定并监督这些媒体的内容和方向。其政治倾向当然不能党派政治化，而应反映整个社会的思潮和状况，兼容各种政治倾向，兼顾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听众兴趣。唯有德国之声电台最为特殊，是直接靠纳税收入来资助，每年近3亿欧元，所以德国之声的方向是由德国议会以立法形式来确定的，并委托一个监事会来监督和任命台长。
德国之声法第 4 款中明确定义：\”德国之声要清晰地介绍德国作为在欧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民族，介绍德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法制国\”。即弘扬自由、民主与法制就成为德国之声的宗旨。事实上在以往的几十年中，德国之声对东德、希腊、巴尔干、中东等地区的广播，确实对专制国家人民宣扬民主与人权起到了相当大作用，迄今希腊人民还非常感谢在他们处于专制时期德国之声的希腊语广播对他们道义上的声援。
从这一宗旨出发，德国之声在聘任记者或编辑时必须考核应聘者的基本政治倾向，而不是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观点。如果不符合，聘用了也必须解雇。同理，如果哪位不认同自由、民主与法制的基本理念，本来就不应当去应聘。在德国，人的良知自由受到宪法保障(Art.4 GG)，国家不容许强迫一个人违背自己的良知和观点去从事一件事情。例如不少人出于和平理念或宗教信仰而拒绝服兵役，政府不能强迫，只能让他们从事其它社会服务来替代。即一个人可以不服兵役，但不能服了兵役，再藉口反战而在军队中不遵守纪律，甚至破坏军中装置。
张丹红事件
张丹红在德国媒体说\”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在谈到北京政府封锁网站时说，\”在德国也不容许人们打开儿童色情和极右势力的网页\”，这就有为中共践踏人权辩护的嫌疑。我并不认为张丹红一定没有人权理念，没有看到中共几十年来践踏人权的事实。但问题出在民族主义情绪。一个民族在政治上是否成熟，很重要的试金石就看这个国家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去年的西藏事件中，北京奥运问题上，最容易产生或激发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时期，张丹红显然把\”爱国\”凌驾到人权之上，情绪激动之下，不惜为中共的践踏人权辩护，这就出格了。所以她的言论并不在于她的亲华。一个出生于中国的人，尤其还从事着对华广播，对自己的母国充满感情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应该的。但如果从\”亲华\”转向了\”亲共\”，政治上就产生了质的变化，从而引起德国社会哗然。尤其她还是以弘扬人权为己任的德国之声的编辑，人们不禁要问，德国之声怎么会聘用这样的编辑？
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毕竟是在德国政坛几十年的政治家，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当他一听到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立即中断休假赶回波恩。他并没有具体讨论张丹红所述是否符合事实，马上表示张丹红的这样表述，从新闻从业者角度（journalistic）是不对的。就像在德国之声中不能出现表彰希特勒维护人权的文章，尽管希特勒在劳工保护、劳工福利上取得了比中共还要多得多的进步，但希特勒的总体形象毕竟是屠杀犹太人、挑起二次大战的践踏人权。贝特曼立即取消了张丹红中文部副主任职务，然后向德国媒体宣示：德国之声将明确定位在\”人权之声\”。以此向德国社会表明他对这一事件的果断处理，让德国社会放心，尽管有这样不愉快的小插曲，德国之声不会违背其法定的宗旨—-自由、民主、法制。他的政治策略是：先全力平息外部风波，再逐步处理内部事务。
贝特曼是有法制观念的，他并没有对张丹红本人采取进一步措施。张丹红发表那些言论并不是在德国之声节目或网站上，而是在其它电台、电视台上。她登场时被冠以\”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但严格说来，她是以个人参加一个她职业之外的讨论会，阐述的观点属于她个人的观点自由。既然是德国之声以外的社会活动，她不受到德国之声法所定义的德国之声宗旨的束缚，德国之声也无权干涉。即从劳工法，她没有违反职业规范，她在德国之声内部受到劳工解雇保护法的保护。对此，贝特曼在接受德国媒体时就表示：事发后，他马上下令全面审核德国之声中文部节目，确认了张丹红的这些观点和表述并没有反映在德国之声的节目中。他的这一解说就是暗示张丹红没有违背德国之声法，而且贝特曼本身也没有违背他作为台长的监督职责—-他只对德国之声的内容负责，而没有义务关注某位编辑在德国之声以外的社会活动。为明确起见他还表示，以后任何德国之声编辑都不得以德国之声名义参加其它社会活动。
德国之声自我采访事件
德国之声以前只受德国之声监事会监督，可能接受一次阿拉伯语节目事件的教训，2004年12月15日德国议会修改了德国之声法，要求德国之声每四年要对其节目内容和节目效果递交报告，并由德国内外的专家评估，然后递交给德国议会、政府和审计局审核（§4c DW-Gesetz）。由此，德国之声还同时受到这三个机构的监督，这就是这次德国议会讨论德国之声事件的法律基础。可惜德国之声的许多员工、甚至许多政治家并不了解这一法律背景，德国之声监事会对这次事件做出评估后就以为万事大吉，马上发表了对张丹红的采访，说这次事件已经被\”彻底平反\”—-这种典型的共产语言本来就不容许出现在德国之声节目中—-而且采访主题是指责异议作家何清涟。何清涟的反驳文章一放到台长贝特曼桌上，贝特曼傻了，因为这次采访是出现在德国之声的网站上，从德国之声法和劳工法角度与上述的\”张丹红事件\”有本质区别。何况德国议会马上就要召开大规模的听证会，这不等于让贝特曼难堪？贝特曼再不采取人员措施，他自己的位置都难保。所以他赶在议会开会的前一天，立即宣布解除冯海因的中文部主任职位。而且在议会讨论中明确表示，将会对中文部作一定的人员调整，担心张丹红的工作位置也凶多吉少。
严格按照劳工法，这样的解雇属于\”出于行为原因\”的解雇，严格说来必须事先给予书面警告，而且警告中要明确写清：\”如果再不改正，就将解雇\”。只是，要求有\”警告\”的形式和内容并不是法定的，而是从许多判例中形成的惯例。这之前解除张丹红副主任位置是否已经属于一种\”警告\”？在媒体问题上是否一定要严格如此\”警告\”？或是否会通过重整编辑部而以\”企业原因\”的理由解雇？几年前德国之声也发生过阿拉伯语节目的类似事件，没有这次事件影响和规模这么大。因为问题出在德国之声本身的节目中，德国之声就是以劳工法来解决那次人员问题的。那次阿拉伯语部门的编辑被解雇想来也没有被事先\”警告\”过。
总之，发表那篇采访稿，至少给德国之声在法律形式上提供了解雇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