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逝世后，西方在追悼时以“中国的良心”称之，然而这颗良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领袖的重视？西方媒体开始检省这些年西方领袖是如何的忽略中国的人权，对刘晓波的命运乃至对许许多多中国的良心犯的命运视而不见，以至于在G20峰会前两天在德国汉堡举行时，西方的领袖们竟然回避跟习近平谈论病入膏肓的刘晓波。
『经济学人』以“中国的良知”称呼刘晓波，指出刘晓波持久地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使他跻身于萨哈罗夫和曼德拉之列，然而，他也如同这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辈一样，身陷囹圄。中国政府拒绝刘晓波出国就医，他的病房内外重重防范，网络严控，删除所有有关刘晓波的文字，禁止家人发声。中共想让这个世界忘掉刘晓波，忘掉刘晓波所代表的人权价值。
然而西方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忽冷忽热。八十年代，西方领袖急于拉拢中国对抗苏联，忽略了中国的政治犯，何必为了魏京生得罪邓小平？直到六四天安门事件，西方领袖的态度开始转变，谴责中共当局囚禁异议分子成为潮流。中国当局也迫于压力，时不时释放一些“良心犯”，希望挽救形象。但是，九零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起飞，异议分子问题又被搁置一边，欧美国家设立的人权对话机制也与其他问题脱钩。2008年全球性金融风暴之后，西方开始更加向中国倾斜。以至于本次G20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大国领袖齐聚德国，竟然无人提到刘晓波。
这究竟是因为害怕中国，还是在漠视中国？法国『世界报』则在“刘晓波与西方的漠视”社评中批评西方领袖在刘晓波逝世后所做的反应严重缺失人权参照。
社评指出，刘晓波逝世后，西方对人权问题的所有反应都是严重的缺失人权参照。社评简略回顾刘晓波和其他几位国际著名人权领袖相同又不相同的命运：为中国实现自由选举，实现宪政，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2008年参与起草以当年捷克异议领袖哈维尔跟他的朋友们起草的『七七宪章』作为参照的『零八宪章』。
哈维尔如同刘晓波，他们都是作家，他们同样数次入狱，但是有一日，哈维尔成为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曼德拉在坐狱27年之后，也得到了类似的奇迹般的回报。然而，刘晓波已经死了。被癌症终结了性命，至死都没有摆脱囚禁。他被以颠覆政权罪判刑，刚刚完成了十一年刑期的八年，这一罪名直接跟『零八宪章』关联。同曼德拉一样，刘晓波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却永远丧失了亲自领取的可能。
中国政府清楚刘晓波的生命接近终点，在他的时间所剩无几时“有条件释放”，住院治疗。然而北京拒绝让刘晓波夫妇出国医治。在外国，刘晓波可能会得到适当的医疗，而他一直被当局软禁的妻子刘霞可以在流亡中自由地生活。
该报认为还有一个另外的区别，过去，民主国家领袖为哈维尔、萨哈罗夫、曼德拉斗争不已。这些政权的反对者在西方被视为是在从事着最正义的事业。没有一场国际峰会不会不提到他们的名字，为了使他们获得自由，或者改善他们囚禁的条件，或者交换，西方最高层都直接参与谈判。
这个时代已经终结。在汉堡G20峰会，刘晓波的名字被避免提起。当特朗普与马克龙13日在巴黎的新闻发布会上被一名中国记者问及他们对于习近平的印象，马克龙称习是“我们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特朗普则称习是“一个朋友，一个有才能的领袖，一个好人”。两位领袖甚至没有一句揭露刘晓波被习的政权囚禁至死的话。
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发出131字的推文，“向伟大的自由斗士刘晓波致敬”；在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敦促北京立即释放刘霞并让她离开中国。
世界报的社评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后，西方所有的反应，有关人权的参照都严重缺失，没有谴责北京政权残酷地非人地对待他的反对者，这是一个令人愤怒的严重丧失伦理的姿态，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该报认为，习近平徒然地代表着一个上升着的强大经济体，他徒然地成为一个在气候问题上西方的合作者，他徒然地被视为是一个在国际重大贸易谈判的一位重大挑战者。他本可以在尊重他的敢于争取自由的人民的生命的同时做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