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九”逢“十”是敏感年
二○○九年，是中共建国之后的第六十个国庆年，又是第六个逢“九”年，尽管当前经济不景气，但中南海铁定要举行阅兵仪式，要让执政了第八个年头的中共党魁胡锦涛，在有限的任期内大出风头，过上一把瘾.
逢“九”逢“十”，是中南海的敏感年。中共立国以来的前五个逢“九”年，不是对外大动干戈，就是对内拿刀割自己身上的肉；逢“十”则是中共国庆大典之年，耗费钜资举行阅兵仪式，不外乎树立其战无不胜的形象，对外宣称大国崛起，对内强化民族主义，让百姓感恩戴德、俯首称臣。
眼下，中国经济上的不景气席卷城乡，企业倒闭潮和下岗再就业压力，足以使中南海的决策神经痉挛。值此时势，中南海谋划如何阅兵，绝对不是一个加分的好主意。而所谓拉动内需的四万亿或加上地方配套的十八万亿投资，中央和地方未必有那么多钱拿出来，“空头支票”难兑现，势必让中共政权这个“烂尾楼”继续亏空烂下去，再加上全党腐败和大小官员的“折腾”惯性， GDP增长继续“保八”恐怕只能在理论上成立。
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中南海集权，表面上看中共自上到下是贯通有效的，其现实的一面却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中共面对複杂的政治、经济局面已经毫无主动出击的控制力，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重提“四项基本原则”，不过是表演一场“政治正确”秀。温家宝张口闭口“永远如何”、“一定如何”也不过是权力空虚的信号。至於民生多艰，温家宝的眼泪已经帮不上忙了。地方和部门权力割据，既得利益集团把持这些权力，温家宝的眼泪不但不会让他们放下到嘴的肥肉，而是会让他们变本加厉地吞食。
名义上，中共还是归中南海领导，实际上在权力割据后，地方和部门的权力都与利益挂？，即权力利益化。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力并不比一个部长的权力小，如浙江温州市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外逃巴黎三个月来，中纪委、中共浙江省委纪委及温州的党委几乎集体回避此事。温州市委书记邵佔维对记者提问是否属实居然回答“没有”，后来见纸里包不住火，各级官员就避重就轻地谈了两句。中南海也装聋作哑，不愿意深究下去。这里有个细节，杨湘洪是省管干部，温州市委就乾脆把“球”踢到省里.省里山高皇帝远，哪知道杨湘洪要外逃，所以地方的责任更大。结果，杨湘洪就成了多余的“臭球”，时间长了，大家都“免责”，不了了之才是最好的结果。再看，河南省唐河县等一些地方政府的驻京办，公然在京设立“黑监狱”，非法拦截、拘禁、殴打访民，北京警察对於这些“黑监狱”也“免责”，任由其“黑下去”。当然，冤民、访民是针对中南海这个“包青天”而来的，可是中南海居然自己“免责”，让地方政府接走各地的访民，不是任由“黑监狱”在京为非作歹吗？！二○○八年奥运会期间，浙江温岭市驻京办截访人员在北京喝酒狂欢，喝死了一名市政府副局级干部，温岭市居然有办法“疏通关系”，在奥运会交通管制情况下将死者运回温岭，并且没有追究人命责任，可见驻京办能量之大非同小可。
权力与利益挂？
地方信访局驻京人员和地方政府驻京办居然有法外权力，让信访制度成为被撕开的“遮羞布”，说明地方政府权力之大，其肆无忌惮已超过中南海。辽宁西丰县公安和山西太原检察院法警能够到北京拘传、抓捕北京记者，中央有关当局不管程序是否有瑕疵，却按照下面的“要求”，照样配合，并称“并无不当”。当然，若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执法，到中南海抓人，未必不可，也许还是好事，因为司法独立了，美国地方法院可以向总统发传票，中国难道就不能由权力割据而带来司法独立？
无论是徵地、拆迁、官员外逃、滥用权力和腐败，还是地方上“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中南海都显得力不从心，睁只眼闭只眼，打出“免责”牌，这无非是说明中共气数将尽，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维持当前利益格局，有一天算一天。
地方逞强，中南海示弱，使中央的政策流於形式，使中央的利益便於瓜分，未必不是好事。中央若能从中看出危机，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强化宪法权、立法权、司法权、外交权、军队权和实行中央政府民选，让地方政府成为民选、自治的有限责任政府，实行宪政和法治，建立公民社会，正如《零八宪章》所宣扬的那样，这样做不是葬送中共，而是救了中共，也救了中国。这样才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有识之士都应当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