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揽大权又缺乏民意基础的专制者，在遭遇社会、经济危机时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向民众妥协，部分让权，或还政于民，使社会和平地向民主化转型（捷克天鹅绒革命、波兰民主化等东欧国家转型）；二是以危机为名，强化专制，更紧地独揽权力：或导致新独裁威胁世界和平（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崛起），或社会发展停滞（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或造成社会动乱（拉美国家曾经的独裁复辟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倒台）。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情况看，中共自以为还有可利用的资本，所以选择了后者，虽然在民生方面采取了一些表面措施。
危机四伏的2009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也是“六四”天安门大屠杀20周年、西单民主墙被取缔30周年、西藏暴动及达赖流亡5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大革命220周年……为此，处于后极权时代合法性危机的中共，坚持谎言加暴力的一贯手段，为维持自身利益的“稳定”，除了部署高压力量，同时强化意识形态控制。2008年2月25日召开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今年1月4日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1月6日召开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2008年2月25日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局面》，是胡锦涛2008年12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精神在中共意识形态方针上的具体体现，从这篇讲话可以看出，历史和现实也一再证明：中共意识形态极端现代主义的思维定势不变，它所产生的永远是恶之花、罪之果，不但社会发展不会健康持久，中华民族的精神也难以整体提升，更遑论文化的真正繁荣。
所谓“极端现代主义”，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信仰的衰落和缺失，理性的解放，加之工业革命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增强，官僚机构越来越多地依靠专业人士，导致对人的理性过度推崇和狂妄滥用。耶鲁大学詹姆斯。C.斯科特教授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谈到极端现代主义者时指出：“不论在左派或右派中都可以发现他们，他们的共同点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的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20世纪人类的一系列巨大悲剧达到了极端现代主义的极致。就世界范围来说，民主化就是人类告别极端现代主义的过程，放弃人类乌托邦的现实企图和自我理性的傲慢，承认人性的局限，尊重人类的普世价值，谦卑地顺服至高的公义和自然规律。但是在局部地区或具体项目上，人类的狂妄还顽固地猖獗，继续制造着灾难。
詹姆斯将产生极端现代主义的灾难归结为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一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即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二是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即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三是独裁主义的国家，四是缺乏制衡和抵制力量的、软弱的公民社会。从以上的观点来看，中国30年来的有限进步，就是中共放松控制后经济和社会产生的能量所致，社会的整体性和复杂性，要求全方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协调互动，但是，作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依然受制于中共意识形态，体现了中共本质上没有放弃极端现代主义思维，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短暂的宽松相比，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明显倒退，一时畸形的经济增长反而使其极端现代主义得到了强化。
自我神化是一切独裁者的一贯伎俩，虽然中共已不再赤裸裸地搞个人崇拜，但取而代之的是“党崇拜”，中共压制宗教信仰自由，宣扬无神论，就是为了把自己摆在取代上帝的全能位置，让人们的精神无所皈依，只能被中共的意识形态所摆布。所以，尽管中共历史上罪恶累累，现实中腐败专横，刘云山在定义伪宗教的“党文化”主旋律时，还是厚颜无耻地将“共产党好”排在第一位，将“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排在最后两位。在文化宏观管理体制上，依然将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如果可能的话，利令智昏的中共敢踩在上帝的头上，对上帝颐指气使。
既然自己是神圣万能的，当然就要听我的。中共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讲实事求是，但纵观历史，中共却是唯意志主义者，其无视传统、改天换地的狂妄所造成的历史性悲剧，不仅毁灭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惨重的是让中华民族付出了几代人的精神和肉体代价，内伤至今难愈。现在，中共不得不顺服和利用市场经济，可是在思想文化上还视民众为群氓，把独霸权柄的自己同时当作真理的化身，提出自制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自以为是地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殊不知中共愚蠢的封锁压制只能适得其反，民众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中共的谎言只能用来自我欺骗。刘云山的讲话说：“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就像1955年毛泽东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的妄想一样，独裁者都拒绝多元，企图一统天下，包括人脑，可他们不知，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是体现人类普世价值的正义之光，而不是用先进的宣传机器重复千万遍的华丽谎言。
唯意志主义者以我为中心，专制者为了便于掌控，不希望存在复杂多样、看似模糊无序的自在空间，一切要尽可能地清晰，一目了然。在思想文化上专制者同样如此，将民众看作是被利用的材料和工具，否定其自主性，所以专制者眼里的思想文化图景，是由简化的、可利用的因素组成的，以此为依据所制定的官方计划同样体现了僵化的教条思维，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领域的官员一样，刘云山的讲话同样堆满了以数字为基础的词汇：两个标志，一个显示，两个只有，两个100年，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四个历史性转变，二为，双百，四个一批，三讲，五个一工程，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专制者不能容许的民众自主空间，在思想文化上也不能容忍异己，在刘云山的讲话里充斥了“统一”、“引导”、“掌握”、“赢得”、“争夺”、“占领”等专断词语。中国当下的思想文化空间只不过比毛泽东时期扩大了一些，依然是“鸟笼文化”，远没有达到正常的自然自在状态，甚至无法和二十多年前的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相比。在这种状态下，希望产生精品力作真是缘木求鱼，中外文化经典哪一个是在官方意志的产物？刘云山所称的“精品力作”只能是“党文化”、伪文化垃圾的私货。
极端现代主义者为了证明自身的英明神圣，一方面否定传统、篡改历史。所谓“旧社会”、“解放前”、“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等党话词汇，就是中共通过语言的潜移默化作用，扭曲人们的历史观，控制人们思维意识和语言表达的途径之一。但是极端现代主义者却对自己的历史，根据需要不断篡改、美化，同时炫耀自己的历史遗迹，像宗教的圣迹一样供人们崇拜，以过去而不是现在证明其权力的合法性。所谓“红色旅游”就是中共伪宗教的形式之一。另一方面，在否定过去的同时，特别注重未来，将民众的视线吸引到对“宏伟蓝图”的展望上，不断变换形式地向民众许愿，“美好的明天”、“明天比蜜甜”、“辉煌的未来”……让民众为了虚幻的希望而忍受现实的牺牲，放弃自我，跟从救世主。刘云山的讲话无视现实发展的复杂性，一厢情愿地预言“两个100年”——中共成立100年和“新中国”100年，不但霸占现实还想垄断未来，以此自我安慰，通过独断的话语权从心理上压制民众结束一党专制的希望，这两个“百年”无疑痴人说梦，首先不信的恐怕就是那些对中共体制感受最深、充满末世心态的中共官员。
思想文化作为人的精神的体现，与大自然相比更复杂更丰富，也更需要宽松自主的环境，中共采取的文化专制主义，与它的过去相比仅仅是程度的变化，如果说大陆文化艺术过去是形式刻板的单一，现在则是形式丰富的单一，如刘云山讲话主张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陈丹青先生批评当代文艺是“空前繁荣的荒凉”。文化只要被当作权势的工具，加以统一，就永远没有真正的文化。当年，开明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担任中宣部长的时候就说：“当宣传部长可能有个窍门，思想问题、理论问题，靠少数人干恐怕困难。意识形态的事，靠少数人裁决、指挥，不行。” 那时是中宣部的“鼎盛时期”，“最辉煌的日子”，“最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瞬间”。中宣部被誉为“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
如果说由于中共的控制和愚民教育，国人的整体思想水平在毛泽东的时代退化到儿童期的话，那么近三十年来，逐步恢复到了青春期的状态，开始有了自我意识，有了一定的怀疑、思考能力，虽然观念不够系统，达到精神成人尚待时日，但这一进程是无法逆转的。中宣部作为中共控制思想文化的工具必然会被历史所抛弃，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极端现代主义的思维，只能像纳粹戈培尔一样成为历史的反面标本。
延伸阅读
《国家的视角——
《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作者 郑仲兵）
在线阅读http://hk.netsh.com/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三章、第四章（杨继绳 著）
在线阅读http://www.360doc.com/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 著 香港ECP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修订版由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大陆版本名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
修订版下载http://www.
2009年1月21日于石家庄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