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律师的荆棘之路
作为中国的人权律师，频繁被司法人员造访、被警方骚扰、和来自政府的监管人一起“喝茶”，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无法回避的遭遇。
6月，北京，王峭岭——其夫李和平在709事件中被拘，与李文足——王全璋的妻子，以及王全璋的父母，准备在检察官办公室前抗议。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运动成立后的几年里，人权律师们接下了包括与言论自由、劳工权益、宗教自由相关，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等群体争取权益的案件。然而在每一个案子里，律师们都要面对一个共同而又基本的敌人：恐惧。除了信念和价值观，这是团结这场运动的成员的共同点。“我觉得你也许可以走进很多法学院”，在中国“和许多学生谈话，并发现他们有自由主义的思想。”皮尔斯告诉我。“大多数人都同意，法律最好由一个独立的司法部监督。”但那并不会使这些人成为人权律师，她说。“这真的取决于一个问题，你能抵抗压力吗？”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公民社会所面临的这种压力全面加大。作为一项压制“外国敌对势力”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已经拘捕和驱逐了外国活动人士，拒绝向在押人员提供医疗，重新开始强迫上电视忏悔的做法，倒退到了党内清洗的年代。一系列新的法律让政府可以放手处理一切它认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给这项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那些涉足法律敏感领域的律师而言，这种压力的施加过程是缓慢的；一开始是警方请喝茶。你在做什么类型的案子？一位警官会问。你知道你的同事最近在做什么吗？你的孩子找到新老师了吗？
通常这第一次会面就已经足以令一名律师改变方向。至于那些继续下去的，压力会逐步增加：司法局的人频频登门，不断被政府的人跟踪，收到他们的警告——“今天早上见人的时候你要小心说话”——这既是威胁，也是在提醒有人在监视他们。
压力有时会极其个人化。分管他们的人采用时紧时松的策略，这一周请他们吃饭，下周就审讯他们。处处是委婉说法：是“谈话”而不是威胁；是“教育”不是管教。恐惧和持续不断的暴力威胁不知不觉就成了常态。“一开始单是跟某人谈话就会让你害怕，”艾华说。“但是到后来，你对随时会被人带走都习以为常了。”
就梁小军而言，从2008年第一次接人权案件引起当局的关注开始，他就感到了这种压力。2010年，他第一次被禁止出席一个会议。当时欧洲某国驻京使馆正在举行一个法治座谈会，组织者邀请梁小军发言。会议当天早上，两名警察敲响了梁家的房门。他们全天都跟他在一起，给他午饭吃，会议结束后把他送回家。从那以后，骚扰几乎成为常态，包括政府暴徒的恐吓，以及对梁小军办公室的搜查。
最令人震惊的事发生在2015年8月，也就是709抓捕一个月之后。梁小军与妻儿来到北京机场，准备飞往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交流活动。当一家人来到海关时，梁小军遭到拦截，被告知他被禁止出行。“他们说我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梁小军说。从那以后他一直无法离开这个国家。
在被禁止出行之前，梁选择对709镇压保持沉默。得到美国签证后，他希望保持低调，维持同家人一起旅行的自由。随着这个希望被证明是虚幻的，他的策略也改变了。“我决定，好吧，那我也可以走向公开，”他告诉我。他开始实名发表文章，公开谴责这些拘留是非法的。然而，梁小军也在适应这个体制。面对与朋友谢燕益同样的抉择，梁小军选择签署表格，作出承诺，被告知事项时点头表示认可。梁小军很少被拘留超过12个小时，这在人权律师中是罕见的。
他认为，尽量减少对抗是一个战术问题。“我对警方不太强硬，”当我们乘坐地铁从看守所返回天津市中心时，他告诉我。“警方迫使我承诺做某事，我说OK。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法律的。如果他们不依法行事，我也不需要遵守对他们的承诺。我只需要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我问梁小军，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他顿了一顿。“我觉得我不如在看守所的律师们勇敢。”他说。“有时我很害怕，我还是试着做正确的事情，为敏感案件辩护，依法向党发起挑战。但我有妻儿老小。我有时候需要保护自己。”
到站后，我们慢慢走上楼梯。走到顶部，梁小军停下来转向我。“你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吗？”他问我，然后复述了一段话：“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他微笑着拨弄外套的口袋。“有时我会用这些话来安慰自己。”
709抓捕之后，警方把注意力转向某些被捕律师的妻子和家属们。王峭岭、李文足这两位妻子开始举行公开示威，逼迫政府作出答复，之后压力变得格外巨大。女人们把被捕律师的妻子团结为一个临时社区，半是支持小组，半是用来举办抗议活动。
梁小军等律师们在混乱的司法体系中摸索的同时，妻子们成了709事件的形象代言人，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发起小型集会和抗议活动。她们以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前往天津的看守所，每个星期都带上家人和朋友前往，在网上贴出她们的孩子在检察官办公室米色亚麻地板上嬉戏的照片，好像一组反乌托邦家庭度假的快照。
在一个酷热的夏日下午，我在一个有木饰板的咖啡店里会见了王峭岭和李文足，距离709镇压事件一周年还有一个多星期。她们都说，丈夫突然失踪后，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试图向年幼的孩子们解释发生了什么。李文足的丈夫是梁小军的朋友王全璋，父亲失踪时，两人的儿子只有两岁半，她先是试着维持一切正常的伪装，告诉儿子父亲出差了。但是在一年的过程中，一家人访问了看守所、警察局和律师，男孩意识到父亲被关进了监狱。他问妈妈为什么。
“我解释说他是律师，”李文足告诉我。“他必须帮助别人。因为他帮助别人，所以被怪兽带走了。”在她说话的时候，王峭岭把手放在她的背上。“‘他为什么不回来？’儿子问。‘怪兽太多了吗？’我告诉他‘如果你乖，长得结结实实的，就可以帮爸爸打怪兽。’”她停下来喝了一口茶。李文足的丈夫经常到梁小军的办公室去工作，他留下的书仍然乱七八糟地堆在梁的书架上——她说话的时候，梁小军一直垂着眼睛，玩着手里的笔。“他问我有没有人帮忙打怪兽，”李文足说。“我告诉他，‘有，有好多人呢。’”
尽管大家都有自己的困难，但女人们一致认为，谢燕益的妻子处境最艰难。她住在郊区，远离其他妻子和支持她们的资源。而且只有原姗姗有新生儿需要照顾，这一点被当局用来作为强大的议价筹码。
警方向原姗姗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如果她写信劝丈夫坦白，他们会提供较轻的刑罚，他将被允许看到一张婴儿的照片。警方说，这是改变谢燕益的“恶劣态度”的唯一办法。梁小军提醒她拒绝。“他们试图给谢先生和谢太太施加心理压力，”他告诉我。“我认为这会导致谢先生的心理防线崩溃。作为一个男人，看到孩子的视频而自己又不在场——那是很难受的。”原姗姗迫切希望能以任何形式同丈夫取得联系，一开始她有些犹豫，但最终她同意了梁小军的看法。她成了妻子团体的积极成员，多次前往看守所示威。
在咖啡馆，王峭岭和李文足开始规划即将来临的镇压周年纪念日。她们还没有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抗议形式；她们讨论，可以让所有妻子都穿红色衣服。“红色让我们感觉更好，”王峭岭说。“我们要表现出乐观的态度，所以每次去天津，我们都穿红的。”
起身离开时，王峭岭和李文足从包里拿出两小叠白色的打印纸交给梁小军。“以防万一，”李文足说。这些纸页上都是手写的授权委托书，授权梁小军在两人被拘留的情况下担任她们的律师。梁小军一言不发地把这些文件放进自己的包里。两位妻子向我们挥手告别，然后手挽手地走进灼人的阳光中。
（明天请继续关注《纽约时报》系列报道《中国人权律师的孤独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