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这么多东德歌迷一起高唱“生于美国”
1960年代，西方盛刮的“披头士疯“（Beatlemania）遭到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猛批。
他在对忠实的共产党员发表讲话时高呼：“难道我们真想模仿那些破烂儿……那些单调的yeah yeah yeah”
乌布利希当时70岁，他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和西方不少政客并无太大区别。负责调查东德秘密警察档案的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负责人霍夫斯塔德（Dagmar Hovestaedt）说，“老一代人、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年轻人的行为让他们很惊骇。“
但是，对东德领导人来说，这事儿关系更加重大。他们担心，热爱西方音乐会导致热爱西方政治制度。所以，他们迫切希望用“自己版本的青年流行文化“笼络年轻一代。
东德出现了国家设计、组织的集体舞，比如“利普西“（Lipsi）；还引进了荒唐、没有多少人真正遵守的“配给“制：限定派对每年可以播放的西方音乐的总量。
但是，霍夫斯塔德说，“这种事儿根本不能这样办，不可能组织青年文化。“
许多东德年轻人继续守着收音机，“偷听“西方电台播放的流行歌曲。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想尽办法禁止。当局对音乐的偏执多疑，音乐粉丝遭遇的大祸悲剧，通过一个从来没有成为现实的滚石乐队音乐会得到最好体现。
那是1969年。RIAS广播电台位于西柏林，但是在柏林墙那边的东德听众也不少。一天，电台的DJ顺口说了一句，想想，如果阿克塞尔·斯普林格（Axel Springer）在紧靠柏林墙新建的出版社楼顶上搞一场滚石音乐会，东德人也都能听得到，那该多棒。
这句话在东德迅速流传，被许多人以为是事实。东德年轻人以为，滚石乐队要在柏林墙边开演唱会了。不巧的是，那一天，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也计划在东柏林举办大型活动、庆祝东德诞生20周年。
这一下，斯塔西慌了神。
他们痛恨斯普林格，认为他这个资本主义恶魔执意诱惑年轻人背叛共产主义信仰。当时斯塔西的文件中有不少照片，显示东德街道上用粉笔写下的口号，呼吁滚石粉丝来柏林；还有报告，显示斯塔西如何追查、逮捕写颠覆性口号的人。
但是，到了那一天，大批粉丝还是聚集到了柏林。埃卡特·曼恩（Eckart Mann）当年只有16岁，最近我在1969年他等着听滚石音乐会的地方、斯普林格大厦对面采访了他。他说，当时听到传闻非常兴奋，“滚石！要在这儿开音乐会！Wow！“
事实是，滚石根本没来，斯塔西却来了。曼恩遭到警察痛打、被逮捕，定罪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他的档案中，我发现，当时斯塔西的头目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m，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亲自关注了曼恩的个案。曼恩被判两年监禁，出狱后被驱逐到西方，离开了家人。
因为热爱流行音乐，这位少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东德当局这样的重拳旨在阻止年轻人跟着西方“帝国主义“的音乐转。但是，对西方音乐的热爱不仅与日俱增，而且逐渐进入远离大城市的乡下。
东德少年亚历山大·库纳（Alexander Kuehne）家在距离柏林好几小时车程的偏远小村，迫切希望能听到更多的音乐。他想出个主意，买一些西方的新碟。奶奶退休了，可以出国去西德—东德当局认为老人对国家危险不大。库纳给了奶奶一张购物单。
结果不太好：奶奶看走眼了，孙子想要的是The Clash（摇滚乐队“冲撞”），奶奶带回了Jonny Cash（约翰尼·卡什，美国乡村音乐歌手）。一定很囧，现在库纳回想起那个“巨大的噩梦“还是一脸痛苦。
求奶奶不如靠自己。
库纳决定把家乡小村打造成有名的音乐场所。小村恰好离一个主要的铁路枢纽不远，他说服各种各样的音乐迷、乐队来小村酒吧后的一个房间聚会。
他带我参观，边走边说，“就是在这里，我们搞过东德最大的派对。“酒吧里的农夫有时看到很好笑，大批流行音乐粉丝从身边走过、义无反顾地去后面的房间。库纳说，最多时来的人达到过1000。警方规定的那个房间的最大容量是100人。
小村山高皇帝远，警察和斯塔西慢慢儿才醒过味儿来，开始采取行动对付这种大型聚会。有一次，库纳被抓起来带到警察局，警察说斯塔西转天要找他谈谈，他说，“我很害怕。“
还好，他的妈妈原来教过当地的警察。妈妈下令警察放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又搞定了登门的斯塔西。她从来没有告诉孩子具体内幕。时至今日，库纳回忆往事对妈妈仍是充满敬意，“她是我的英雄。“
但是在大城市，斯塔西对那些“颠覆性“、“反社会“的音乐迷的严打一如既往。
我记得，1980年代初期去东柏林，在街上看到过几个朋克。当时我心想，敢穿这样划着大口子、别着别针的衣服上街，一定很勇敢。当局不是要你穿着制服去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游行吗？
当时斯塔西是怎么处置、怎么理解朋克这类人呢？档案显示，梅尔克曾经绞尽脑汁，试图搞懂朋克、重金属这些奇怪的概念。
我找到了尤尔根·布雷斯基（Jurgen Breski），当时的斯塔西官员，曾奉命渗透朋克圈儿。他同意和我在市中心一家餐馆的隐秘一角见面，向我讲述了当年上司给他的指令。
“他们要让人们过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打击那些不属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东西。目的是要控制‘局面‘，阻止它广泛流传。“
最后，斯塔西还是用的老办法：尽可能多地发展告密者。其他一些措施还包括，把非法乐队的成员叫去服兵役、派到外地去，布雷斯基说，“突然，乐队没有乐手了！“
但是，很多人依然决心“顶风作案“。
朋克乐队Zerfall(崩溃)的德尔克·卡林诺夫斯基（Dirk Kalinowski）告诉我，斯塔西向他本人、他的乐队施加巨大压力。
他们能够坚持下去，一个难以置信的主要原因是，柏林一家教堂成了他们的舞台和庇护所。东德当局尽管在许多事上铁血无情，但是并不希望直接干涉教会招来国际社会的关注。
卡林诺夫斯基的乐队被禁止参加正常演出，但是，他们可以在教会祷告过程中演唱。牧师会暂停……然后让一群上了年纪的信徒听点儿不同声音。
卡林诺夫斯基回忆，“疯了一样。我是主唱，可以直接看到人群，他们震惊的面孔。不在乎的只有孩子，听到音乐立刻乱蹦乱跳。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对老夫妇堵着耳朵走出教堂。“
还有一家教堂成为另外一场不寻常的音乐会的舞台。英国音乐制作人马克·里德（Mark Reed）将西德一个朋克乐队“死裤子”（Die Toten Hosen）偷偷带过柏林墙演出。里德回忆，当时他对东德人说，我被抓住了，最多被赶出国；你被抓住了，一生可能就完了，你会被看作公敌，
他们回答，“不在乎，就是想这样做。”
“死裤子”主唱卡皮诺回忆说，他们化装骗过守卫柏林墙的哨兵，要梳好头发、穿上正常衣服，“东德当局不希望（朋克）这种病毒以任何方式传播”。
秘密演唱会在东柏林一家教堂内举行，只有25人参加，但是卡皮诺说，东德人在当局的重压下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空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有那种自豪，那种自信。他们说，你们西方有最好的衣服、时尚，但是，我们有友谊，我们互相帮助，我们不浮夸。”
是的，当局可以搬出各种各样的禁令，但是，音乐粉丝想方设法创造自由空间，这成了东欧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特有现象。
1980年代中期开始，莫斯科的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放松了对东德的铁腕控制。
柏林墙边，西方音乐的音量越来越大。
1987年，大名鼎鼎的大卫·鲍伊（David Bowie）在紧靠柏林墙西边的地方举行演唱会，东德粉丝聚在墙边大饱耳福。
当时东柏林的副警监迪特尔·迪茨（Dieter Dietze）还比较年轻，这事让他很为难。他知道，如果警察像1969年（滚石乐队谣传要来的时候）那样出重拳压制的话，肯定会起到反作用。他本人也是摇滚粉丝，还曾是乐队成员，他告诉我，他很同情年轻的音乐迷。
不过，东德领导人还是最看重稳定、秩序。
迪茨说，“我很清楚，音乐—摇滚音乐—属于年轻人，你根本挡不住。所以，我和其它几个人开始讨论，为什么我们不也搞这样的活动？“
后来，东德当局批准世界级超级明星在东德土地开演唱会，这包括鲍勃·迪伦（Bob Dylan）和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当局本想拿这个当安全阀，给年轻人减减压、取悦拉拢一下。但是，音乐会反倒加强了年轻人对自由的向往。
霍夫斯塔德说，斯普林斯廷那类音乐会“成了要求人权、自由表述、对外面世界渴望的焦点体现。
想象一下，10万东德年轻人齐声高唱‘生于美国‘！“
1960年代，滚石乐队粉丝想听听心中的偶像，要冒着坐牢的危险，“到了80年代，他们不再害怕了，当局失去了控制。“
冷战的结束有许多原因，政治的、经济的，但是，对自由的向往也很重要。1989年，这种向往激励成千上万的东德人走上街头、冲向柏林墙，挑战共产主义当局。对于很多人来说，音乐支撑着、体现着他们的向往。
水泥墙、机关枪、铁丝网可以挡住人，但是挡不住音乐。
霍夫斯塔德说，“音乐进入你的大脑、心灵，你一定会听。“在她看来，那一切，都可以归结于一句古老的德国谚语：
思想是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