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九大前的政治斗争，承接了十八大权力斗争余绪，但重点却有不同：十八大时，权力斗争的对手大多都在权力要塞之上，且江泽民、曾庆红都“春秋鼎盛”，有实际控制力。习近平在接管权力之初，只来得及扫清一个薄熙来，直到一年半之后，才开始清理整肃党政军三大系统，这场未完结战役延续至十九大前夕。如今，习近平面临着郭文贵背后以“老领导”为符号的情报系统大叛变，不得不在明暗两条战线上应付对手。
明战易赢：孙政才落马
明战主要是十九大前夕的权力布局，主要是两大招术，一是选了曾有“接班人”名号加身的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作为打击目标，罪名是“山头主义”；二是精心挑选十九大代表，为下一步“顶层设计”之变布局。
倒孙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倒孙消息公布后，全国各省封疆大吏赶紧表态支持中央决定。孙政才早年曾主政吉林和农业部，农业部成了唯一必须表态的国务院部委。《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当然也如仪发表评论文章，强调从严治党，警示领导官员要坚定政治立场。
十九大代表名额已经分配到省地，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以中央提名的方式在各省参选，例如习近平在贵州参选、李克强在广西参选、王岐山在湖南参选。十九大代表名额一共2300名，比十八大多了30名。中央金融系统共有44名十九大代表，在选前选后都做了特别报道，反复强调遴选的重要性。这种报道其中自有深意，因为自2015年股灾以来，金融系统官员入狱者众多，目前，金融整顿正处在防经济政变的旋涡中心。
暗战正急：Twitter、美国中文媒体成战场
暗战则是举世皆知的郭文贵爆料事件。这事并非郭文贵一人在战斗，背后有数量不明的“老领导”在操纵。北京虽然不愿意挑明国安系统这场人数不少的集体叛变，但受伤颇深。从中共历史看，在中共建政以来历任最高领导人当中，习近平是唯一遭遇情报系统大反叛的最高领导者。从国际范围看，这也是共产党国家当中唯一发生的一次情报系统集体叛变。因此，这场暗战兵分国外、国内两路进行。
国外两支暗战力量，一支是在美国的社交媒体Twitter上与郭军近身肉博，一支则是华人媒体大佬何频现今的明镜新闻集团与何频昔年创办的多维新闻网隔空交战。战到如今，观众虽然疲态已现，但可能还得延续仨俩月时间。战果虽然不像郭文贵当初宣称的那样辉煌，比如“要让十九大开不成”，但也着实可观，多维文章《近思录：透视郭文贵中国野蛮人演进》（中）承认，这是“彻底将中国政府绑上一个令自己颜面扫地的战车”。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吃瓜群众看不见的暗战，即国际斡旋。
针对情报系统的大叛变，北京开始了组织整顿。6月27日，中国通过了首部《国家情报法》。这部法案的要点有二：一是允许情报部门使用非常手段跨境执法，这被广泛解读为中共情报机构的一次历史性扩权；二是对国家情报机构的职能定位和工作侧重点，法案做了较为广泛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安体系大改革涉及四方面：1、国安部改名为国家情报总局，对外专职反间谍及收集情报，不介入内政；2、防止地方政府干预和利用，沦为对内维稳与政治斗争的工具；3、大幅裁撤国安系统人员，将其并入公安国保系统；4、国安系统将成为对外的尖刀，人事垂直于中央。
情报系统一直掌握在江泽民时期的重臣曾庆红手中，习近平对这个系统迟迟未动手。在“郭文贵爆料事件”发生之后，习近平被迫提前将政法系和情治系彻底打散重组，从机构到人事都进行改组，中国情治系统归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这个由习近平亲自控制的国安委超越部门利益，在决策、设计、咨询、协调等功能外，整合改革也被广泛认为是其主要职责。未来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中，国安委将位于“金字塔尖”，其下的各类安全部门有序、有效的各行其事。
商界被警告：勿忘原罪
不管中国商界愿不愿意面对，事实是：自从习近平当政以来，商界从江泽民时期开始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始于2013年夏天的反腐运动中，200多名省部级以上腐败官员的“朋友圈”几乎全都陪葬，其中受周永康任职四川省委书记时期培养的四川帮牵连的川商、令计划老家的晋系煤老板集团几乎全军覆灭。而今年以来开始的金融整顿，已将战火烧向了近年被指“蚕食实体经济、在资本领域兴风作浪的官商勾结”。
为了躲避习王反腐风暴，不少与官场关系亲密的商人纷纷开始将资本转移至安全之地，香港更是成了资本中转站。位于香港岛中环金融街8号的四季酒店（在《人民的名义》里被改成了三季酒店），则成了中国那些惶惶不安的富商们的临时避风港：还出了一位为富豪们提供各种信息并帮助消灾的超级掮客苏达仁。直到今年1月，常年带着8个女保镖出现的“金融大鳄”肖建华被大陆“强力部门”秘密带回北京之后，四季酒店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来此销金窟“暂避风头”的大陆富豪减少，这一酒店的神话时代终结。
今年7月，中国国务院成立一个领导并监管“一行三会”的超级架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官媒宣称“资本暴力时代即将结束”。不少金融大鳄们才意识到，他们一向半心半意依靠的政府终于将炮口瞄准了自己。显赫的邓府孙驸马吴小晖被抓之后，以数位前政治局常委家属为靠山的中国首富王健林才算是中止了他长达三年的资本向外转移之路，低首表示今后要将投资留在国内；一度被官府请去喝了几天茶的复星系郭广昌公开发声：海外投资这一走出去是为了更好的引回来。持续了三四年之久、通过国内高负债敛财并向海外转移资产的资本外逃潮才算是强行扼制住。
但如果中国富商们以为这种扼制只是暂时，那可能就是心存侥幸。为了让十九大显得祥和一些，国内对商圈的未来并未表示方向性的意见。但总部设在北京的大外宣媒体多维网，于8月上旬发布了系列文章《近思录：透视郭文贵中国野蛮人演进》（上、中、下），文章标题中的“郭文贵”只是作为引子，重点是分析以郭文贵为代表的中国商圈在30多年改革中的生成轨迹——这文章如果放在国内发表，会影响十九大前夕的“安定团结”局面，因为商圈中的翘楚“九二派”决不认为郭是商界代表，他们会从这一标题中感觉到肃杀寒意。
笔者将在《富豪劫：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宿命》中，分析中国的政商关系之去向（以前主要分析来路），这里只谈多维新闻网这组文章的主要政治意涵：
《近思录》的下篇有个单独的标题，叫做《中共终结经济野蛮生长的努力》，其编者按如是说：
“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得巨大的利益。”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大概都会读懂这段话。其中每一个权力中心，指的是江时期的多龙治水与胡时期的“九龙治水”格局，每一个政治局常委都将自己管辖的范围当成一个权力中心；围绕“每一个权力中心”，形成一个蚕食国家资源以自肥的利益集团，比如这次情报系统 的反叛，就是围绕国安权力中心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暗中策划并实行。十九大要做的事情是：今后中国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不再是多头共治的集体领导。
该系列还指出“胡温十年形势恶化，彼时的温家宝身为一个性格软糯、不谙经济之学的工程师总理，加之在位期间，中国特殊政治权力结构的桎梏，可以说上位之初的雄心万丈不久便熄灭，而最终只剩下难以回天的政改空号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重要阶段。”
如何转变？从经济上来说，抑商时代将要开始，佐证是：据官方媒体报道，今年要适当提高十九大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代表比例。省区市、中央金融系统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一般不少于三分之一，例如桂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平山场站11路线公交驾驶员夏四初——这让经历过文革的人想起当年毛泽东时代九大时期的工农兵代表纺织工人吴桂贤、石油工人王进喜、农民代表陈永贵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