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是由慈禧推行，并由立宪派官僚、绅商与士人群起响应的。其中对宪政理解最深切者，当属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端方，他所编《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及大量奏稿（参见张海林教授《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在指出君主立宪制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推动了清延宣布预备立宪。今日读来，仍让人受益匪浅。
在《要义》中，端方指出：“所谓宪政精神，依国家之力助臣民生活之发达，又依臣民之赞助以增进国家之力是也。”即政治的目的是为“国民利益”，而非“天下太平”。国家不是一人一家之私产，拥有绝对权力之君主当变为宪法中之君主。为此，立国必须三权分立。设立国会，“以通上下之情”；设立责任内阁，“明定国务大臣之责任”；实行司法独立，“以保护臣民之权利”。
在个人权利自由方面，端方列举了各个法治国家的宪法规定：一是人身自由，审问不得委之警察，允许辩护，严禁刑求；二是家宅安全，官员不得主人许可，不能侵入住宅；三是居住转移自由，除非防止疾病传染；四是信书秘密，即使官员亦不可随意侵权；五是所有权保障，若政府因公益而买收土地，必须评定代价而以国费赔偿；六是信教自由，不以国力强一派之信仰及教理为准。七是言论著作印行结社自由，如此方能增进国家文明；八是请愿权利，此所以开言路、伸冤屈，补助官吏之所不及觉察；九是裁判公平，裁判官应受辨护士牵制，以求得公平裁决；十是登用均等，原则上每个国民都有权担任官吏。
端方推崇君主立宪，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称：“专制政体之国，万无可以致国富兵强之理也。”立宪政体即政归内阁，君主无治国责任，但却保留象征意义。重要的是，他在当时已经认识到国体与政体是不同的，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并非最重要，“所重者不在君主与民主之别，而在立宪与专制之别。立宪之所以异于专制者，于宪法之有无别之。”换言之，专制的对立面是宪政，而不是民主。尽管近年据学者研究，此奏折实为熊希龄请梁启超代拟，代表了梁的思想，但此举显然是端方所授意，并赞同这一立宪理念。
正如哈耶克后来所指出，民主制度的对立面是威权政府，而自由主义制度的对立面是极权政府，“民主制度有可能握有极权主义权力，而威权政府可以遵照自由主义原则行事”。哈耶克的观点产生于极权制出现之后，而梁启超、端方却在很早就已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具有历史洞见。身为满人的端方，面对革命压力而力主立宪，也许主要是出于挽救君主制的目的，但他在京中广泛联络亲贵大臣，建立立宪同盟，任两江总督期间，又竭力规划地方自治，发展教育和公益事业，表明他对宪政改革是身体力行的。他所接受的立宪理念，甚至超过今天许多人对民主与宪政的认识。
然而，端方的立宪主张面对的不仅是守旧的满清贵族，而且还有排满的革命党人。在权力斗争中，他终于败下阵来，被参革职，未能实现他的宪政宏图。至于崛起的革命党人，则根本不再相信满清政府有任何改革的愿望。比如宋教仁便称：“立宪一事，非利于国民，而不利于国政府者乎，非利于汉人，而不利于满人者乎。”尽管新政的力度已经远超过当初康有为的变法，但其悖论却在于，慈禧之所以愿推行新政，乃是由于执行者皆为忠于君主制的满清官僚，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其最终失败的原因，即得不到共和立宪派的认同。
今天看来，端方立主君主立宪，而非民主立宪，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一条破坏力最小的路径。但由于满清皇族不愿放弃自己的利益，历史的天平向排满革命倾斜，即连梁启超亦失望地指出：“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辛亥年端方重新被起用，遣往四川抚平保路运动。尽管他秉持一贯的温和政见，主张川汉铁路仍归川人自办，释放领导运动的绅商，参劾赵尔丰等民怨甚深的官吏，但武昌首义的枪声，导致随其入川的鄂军反正，端方最终落得身首异处，客死他乡。
辛亥革命后，端方与君主立宪派被妖魔化。在李劼人的历史小说《大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端方成了一个官迷，力主铁路国有，并企图取代赵尔丰的总督位置。而这两点恰恰是端方在致盛宣怀的电文中所否认的：“川人不晓鄙意，误以为朝延遣鄙人前往，意主从严；季帅不晓鄙意，误以为鄙人前往，将取而代之。”倒是小说中一位革命党人的话：“若仍跟着立宪派屁股转，光是闹一阵废约保路，到底不是根本之图”，道出了端方最后悲剧的原因。
一百年过去了。在这一百年里，主张君主立宪的端方死了，主张共和立宪的宋教仁也死了。宪政成了一个与民主对立的名词，渐渐淡出国民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