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8日上网，看到戈扬当日凌晨在纽约去世的消息，享年92岁。这是继王若望、刘宾雁、陆铿之后，又一个在异国他乡去世的老一辈中国民主人士。

\”六四\”屠杀之后，戈扬为了表示与中共当局的决裂，毅然决然地留在美国，从此再也未能回来。晚年的她虽然生活不能自理、记忆模糊、口齿不清，她唯一不能忘记的事情是：\”想，回，国，看，看……\”。她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却至死也没得到满足。实际上，同样要求未能得到满足的，还有王若望、刘宾雁、陆铿。陆铿还要好一点，死了之后还能归葬大陆的云南。而王若望、刘宾雁、戈扬，他们却只能被埋葬在异国他乡。

有人说，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不会知道戈扬。这不完全正确。确实，很多80后青年不知道她。但我也是80后的人，我却知道她。

第一次知道戈扬，大约是在2003年。那时看到香港创造社1995年拍摄的\”六四\”纪录片–《天安门》。戈扬先生在记录片中四次出现。在纪录片中，她说：

\”在开国大典之前，天安门广场啊，一片乱草。那个乱草足有半人多高。哎，在开国大典之前，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义务劳动，把天安门前的荒草全部锄光。那时候的青年对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热情是冲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从天安门开始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的。\”

\”当时的共产党很多人都住到北京的王府里面去了。原来这些人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叫做\’鱼儿离不开水\’。解放以后，老百姓进城要找一个他以前认识的干部，他也找不找到。水儿找不到鱼啦。鱼都在王府里头。毛泽东当上皇帝了，万岁，万万岁了。但是在50年代初期，我并不认识。\”

\”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候怎么办呢？邓小平聪明的就是要吃一下资本主义的救命丸了，提出来要改革开放了，实际上就是学资本主义的那些东西，但是过去把资本主义当作死对头，你怎么能够去学资本主义呢？不好说。邓小平就搞了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这一天是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耀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我进去以后，就感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又黑又暗，而且气氛还有不好，赵紫阳匆匆忙忙念完了悼词，中央领导人就赶快撤退了。快到中午，我从东门出来，看到广场上的人很多很多，我就想到学生队伍里头去，去不了，中间隔了九行武警。我就感觉到，他们对学生怎么那么无情啊，我觉得太不像话！我们这些在人民大会堂的人，很多当年都参加过学生运动，为什么现在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学生。我们当年反对的，就是现在学生反对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变成一个反人民、反学生的党？而我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这个党。\”

纪录片中说戈扬是原政府官员。确实，戈扬先生作为《新观察》杂志的主编，曾是中共副部级干部。1980年7月10日，文革前停办的《新观察》杂志复刊，戈扬重新出任主编。

提到《新观察》，就不能不说到储安平于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观察》周刊。其后，《观察》发行量一度达到十万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继承了从王韬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传统。但它却在1948年12月遭国民政府查封。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储安平留在大陆。同年11月1日，《观察》复刊，但从周刊改为半月刊。虽然复了刊，但却不能与国民政府时期一样，随意批评政府，相反只能对中共进行赞扬。仅仅刊发类似于《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美帝在亚洲的新阴谋》的文章。正因为这一点，它不在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但这样的局面也不长，仅仅出了14期，就被中共当局要求改名为《新观察》。

于是，1950年7月1日《新观察》创刊，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社出版，后来它甚至变成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从此以后，它与《观察》以及储安平就毫无关系了。当然也就不会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在那个时代，中共正在大力批评胡适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唯恐避之不及，哪里还敢要求什么言论阵地。而且，七年之后，储安平却因为一句\”党天下\”而导致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此时，戈扬受胡乔木委托，接手担任了《新观察》杂志的主编，享受副部级待遇。她跟胡乔木说，要把这个杂志办的活泼一些，胡乔木也同意。于是杂志后来刊登歌颂党的事情就少了，而反映民间的内容逐渐增多。《新观察》销路最好的时候，是全国排名第二的，仅次于《中国青年》。

这一切都是因为戈扬。1916年出生的她，原名叫做树佩华。大学毕业以后，她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员，接着为了抗日，就参加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去了武汉、徐州、贵阳，开始了她的新闻职业生涯。

在武汉，她主编油印小报《老百姓》，在街头张贴。在徐州，她编辑战地小报，写战地通讯。在贵阳，她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大约在这前后，她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的赏识，把她调到重庆，跟随邓颖超做妇女工作。

但\”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沈醉的手下向他报告，经常有一个\’红衣少女\’出没在周公馆。正要对她下手，被共产党得到了消息，邓颖超就安排戈扬离开了重庆。\”1941年戈扬前往新四军，成为新华社记者。她成了和杨刚、浦熙修、彭子冈齐名的\”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出版过红色新闻学专著《采访与写作》。1949年，她成为新华社华东分社副总编辑。在中共所谓的\”开国大典\”上，她还上了天安门。

此时的她，风头正劲。在这种情况下，她接办《新观察》。但也正是《新观察》成为她两度遭难的地方。《新观察》杂志设立了\”生活小故事\”和\”小批评\”两个专栏。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来信给生活小故事。两三年之后，很多文章批评官僚主义、浪费、贪污……批评共产党。这样的来信太多，以至于不得不设立了一个部门来出来处理这样的来信。戈扬后来在接受CNN的采访时说：\”我们几乎找不到正面的故事。\”

这些来信导致她的精神世界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于是她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说了这样的一些话：\”教条主义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当疯子，就是当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房间里讲讲。\”\”现在\’鸣放\’是《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已经落后了。\”

正因为这些话，1958年3月8日，《新观察》杂志召开了一次党支部扩大会议，她被宣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紧接着下放到了河北涿鹿县\”喂猪\”，编县志。后来又被分配到辽宁省编《鸭绿江》杂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再次发配到内蒙古的沙漠里插队。整整20年，直至1978年平反。在她被打为\”右派\”以后，《新观察》在也因为她，在1959年被改为散文刊物，直到1960年停刊。

1980年7月10日，《新观察》复刊，恢复为综合性刊物，16开本，36页。戈扬重新出任主编。《新观察》上刊登的文章，多是尖锐犀利的时政评论。强调\”新\”字，注意报道新事务，观察新情况，讨论新问题，探索新趋势。设有\” 观察与思考 \”\”科学窗\”\”观察哨\”\”信息与趣闻\”\”上下古今\”以及体坛、艺坛、游记、小说、诗歌、传记和报告文学等方面的栏目。《新观察》以深刻、深度著称，鼓吹改革，影响国人，颇具感染力。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里，它与《世界经济导报》形成南北呼应，成了新闻界里中共党内人士主持的最犀利的两把利剑，被称为中国新闻杂志的启明星。1988年，其期发行量约20万份。读者遍及社会各阶层，以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刊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

经历二十年的磨难之后，戈扬开始怀疑。她后来说：\”我明白了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农民们的生活非常困顿。……我意识到，为了标榜他们的共产主义，他们准备就此全面撒谎。\”\”我当然讨厌它，很讨厌它。我还没有发现共产党对人民做过什么好事。\”她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向这个自己曾经参与其中争取自由民主的党要民主自由。1988年12月，她在北京大学\”未来学会\”成立典礼上做了一个演讲，公开说\”20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对此，在台下听演讲的王丹后来说，\”我把巴掌都怕红了\”。但是，她的讲话却被上报到中央政治局，批判她否定社会主义。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她带着《新观察》的全体编辑记者去天安门献花圈，写出了著名的悼念胡耀邦的诗：\”……他的身在这边，他的心在那边……\”。4月19日，戈扬以《新观察》主编的名义和《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就胡耀邦去世在北京召开了\”耀邦活在我们心中\”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发言刊登在《世界经济导报》439期上，引起邓小平不悅。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大怒，撤销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派\”工作组\”进驻了《世界经济导报》。5月8日，该报出版最后一期后，被江泽民关闭。江泽民因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有功\”，当上了\”总书记\”。

此举一下在全国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从北京的大报到地方上的报纸，编辑记者纷纷自发组织声援钦本立的活动，在街上游行的学生也举出支持《世界经济导报》的标语，一时《世界经济导报》遭遇成为八九运动的一个焦点。此时在《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兼科教部主任的李大同，在报社内率先发起了要求新闻改革的呼吁。他领衔起草了一份给报社领导的公开信，几乎所有编辑记者都参加了签名。公开信要求落实中共十三大有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学潮情况。此后美国全国报业协会授予钦本立\”新闻自由奖\”。但钦本立却在病床上受到中共\”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胡耀邦病逝两周年那天，一代报人钦本立却溘然长逝。

而戈扬就是因为这一\”事件\”，遭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点名，被迫流亡在美国而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但是当时已经73岁的她，并不知道以后即将发生什么。他还接受美国的邀请，到美国参加一个关于\”五四运动\”研讨会。由于她曾经在邓颖超手下工作，与邓颖超的私人关系好。临走的时候打电话给邓颖超。邓让她\”悠着点\”，意思是叫她不要介意。邓颖超的秘书还打电话给她，叫她相信党。那时，邓颖超还说过比较激烈的话，说她不相信党会镇压学生，如果开枪镇压，她就脱党。

有了邓颖超的这些话，戈扬去了洛杉矶开会。但正要回国那天–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她只能暂避在美国西来寺。\”6月4日，枪声终于响了。我呆了，我木了，我傻了，我像一具死尸坐在书桌旁边的椅子上。\”

最终，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不但没有\”脱党\”，也没有保护她。她只能一直留在西来寺这个异国他乡。这一留就是近二十年，直到去世。

而《新观察》杂志也因为戈扬，1989年7月出了第10期后遭到停刊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