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疑因通过互联网招聘平台求职,误堕传销陷阱而死,尸体在天津静海的一个水坑中被发现。对于李文星之死,91年生的路先生(化名)感受犹深。“挺可惜的一个人。”路先生也曾在天津静海加入传销公司,几乎泥足深陷,无法自拔。
2014年,路先生毕业后,在工厂当实习生。不过,他对在工厂干活并没有很大兴趣,反而想做一点生意。刚好那时有一位朋友告诉他,在天津开了一个皮具店,邀他聚聚。
路先生出发前,还嘱咐朋友们留意他有没有被控制。但他抵达天津之后,慢慢便放下警戒心。
他的朋友带他到了小区的一个楼房,介绍其他朋友给他认识。房里面有六七个人──有男有女,也是年纪相若的年轻人。
鸡鱼、机遇
刚来到天津静海的几天,这些新朋友带着路先生去游玩,也在房间内玩扑克等游戏,气氛融洽。他们给路先生的饭菜也很不错。“我记得第一天好像是土豆鸡块,第二天好像是有鱼啊。对于新人来说,一般都会给他们做鸡和鱼……鸡鱼、机遇嘛。”
这些“新朋友”让路先生参与公司介绍会、推广会、讲课,后来路先生意识到他们干的是直销,卖的是化妆品、保健品之类的东西。
路先生对他们说,没有兴趣参与直销,要买票回家了。“新朋友”没有阻止他离开──路先生说,他当时并没有受到人身控制,也没有受到威胁,这大概就是与李文星遭遇不一样的地方。不过,他自己最后改变心意,决定留下。
“我这个人也比较爱交朋友,当时说反正这两天确实跟这些所谓朋友在一块儿嘻嘻哈哈,玩游戏甚么的,就挺开心的,也无所谓啦。”
“其实在中国,只能说百分之二三十(传销)有强制、控制你的。剩下的大部分都是通过感情呀、靠面子这样留你。”
“传销是锻炼”
路先生认为,陷入传销陷阱的人并不一定贪心、求财心切。尤其是年轻人,对钱的欲望没有很大。
“很多人说赚好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其实对钱来说,大家也知道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里面就讲,产品只是媒介,发展人才才是硬道理……其实产品可有可无,或是说是甚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发展人,才是最关键的。”
“在传销里面感觉到,都是积极向上的,认为能学到东西的……第一个是想到能锻炼自己、能学到东西。”
在静安待了一个星期后,传销组织要求路先生付两三千块的入会费。之后的半年多,路先生总共买了五套产品,约花1.5万元。他们也一直转换基地,从天津静海跑到廊防三河,再搬到保定涿州。
路先生的家人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一直劝路先生,但不得要领。“当时我不认为自己被洗脑,而是家人被别人洗脑了啦。”
有一天,大伯、两位表哥等数名亲戚在中国反传销协会的人员陪同下,从山西跑到保定涿州,希望他不再参与传销。一开始,路先生还是不相信自己被骗。但离开传销集团、回老家后,他与“朋友”失去联系,就慢慢觉得没有必要再与他们有任何瓜葛。
南北派传销
路先生远比李文星幸运──没有遭受暴力对待,算是全身而退。相对来说,路先生的例子更典型。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说:“李文星这个案子不是个例,但也不是说所有传销都是这样。传销有很多种,暴力传销所占的比例还是不大。”
中国传销组织很多,数量不好估算。但李旭解释,中国传销组织分两种:南派跟北派。他估计,李文星所遇到的传销组织属北派,由于李文星与组织起冲突,所以遭受到人身危险,最后送命。
李旭说,北派跟南派都是“异地传销”,专门把人骗到外地去。不过,两者还是有差异。
“北派是传销的初级版,也就是比较低端,就是吃大锅饭、睡地铺、上大课……这种传销居住条件比较简陋、投入的钱也不多、门槛比较低。”
“南派传销相对条件比较好。有一个讲法是‘北派打地铺,南派住别墅’。南派主要是在一些高档小区,参与的人群以三、四、五十岁的年龄段,有经济能力的人为主。”
李旭说,南派传销打的旗号比较高档,譬如是连锁经营、阳光工程等等,投资金额也更高。另外,他说南派组织会印刷非法出版物或伪造公众文件以取得民众信任,“洗脑手段高明”。
他认为,北派传销有向南派传销学习,南派传销技巧未来大有机会成为主流。
“人人都有风险”
李文星之死引起大众对传销的关注。有一些人认为,大学生和入世未深的年轻人最容易受骗,但李旭指出实况并非如此。“参与传销的人群不分年龄,也不分学历……只要你对现状不满意、想改变的人都容易陷入传销。”
李旭指出,传销流动性大,而且警力有限,难以连根拔起传销集团。
“法律方面,确实对传销量刑还是偏低。”根据中国刑法,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界面新闻报道,相关传销组织人员刑期多为5至7年不等。
天津公安机关终于在周日(8月6日)进行为期二十天的“严打”行动。根据《新京报》周二(8月8日)报道, 行动两天以来,发现传销窝点420处,清理传销人员8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