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栗战书为习近平“卖力气”，王沪宁为习近平“出思想”》中已经介绍了江泽民时代的中共政坛里已经有人说王沪宁的论文选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辞典”,并不夸张。
笔者二十年前的文章《专家当智囊,教授变幕僚—-江泽民的政治化妆师王沪宁》向外界详细介绍王沪宁被江泽民重用的时代背景。
中共用枪杆子取得对整个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之后,毛泽东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便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领袖身份：邓小平一句“改革开放”令十二亿中国人民有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会,随奠定了他一言九鼎的权威地位。历史把江泽民推向中国党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同时，便宣告了中共政权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平庸政治时代的开始。而在平庸政治时代的“领导核心”绝没有可能仅靠一句口号、一声号令便可使亿万臣民伏首贴耳,必须在前朝旧制基础上升华出一套新的,系统的政治概念,籍此彰显自己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指导治国救党之实践。不然，这代核心非但自己的领导地位朝不保夕，整个共产党政权也有可能毁在这代领导集体手中。
这段二十年前的分析，如今用在习近平身上仍不过时。
二十多年前，帝师汪道涵想江泽民所想,急江泽民所急,一句“第三代领导核心要有(不同于毛、邓的)自己的东西”,更使江泽民对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问题有了一层紧迫感。问题是当时邓力群为他江泽民保举的大内御笔滕文生虽然能够及时将他江泽民的意图妙笔生花,但毕竟只是一介“操作型”的人物—-“秉笔太监”而已。在王沪宁的眼中,当年的滕文生无疑应属於那种只会图解政治,全不知道政治学是怎么回事的人。而与滕文生,以及他那一代和他上一代的“政治理论家”相比,王沪宁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够从现、当代政治学角度来包装“第三代领导核心自己的东西”。
换言之,当年的大内御笔的滕文生,靠得是自己的随机反应在江泽民处得到重用;而王沪宁则是以现代政治学和当代国际关系这两个领域中的概念性研究擅长。
一九九六年江泽民关於“讲政治”的重要讲话正式发表后,中共官方媒体连篇累牍的“学习体会”文章拼命从左的角度进行诠释,令外界感觉江泽民旨在全面复辟毛意识形态,甚至认为江泽民又要大搞“阶级斗争为纲”。据闻帝师汪道涵对此现象深感不安,建议江泽民适时给予正确引导。接下来,官方媒体果然心领神会,把“讲政治”三个字的中心意义宣传为全心全意拥戴江核心。
显然,这位当代帝师虽已八十高龄,头脑却还十分清醒,十分明白要把江式“政治”与毛式“政治”区别开来才可能有生命力。而这正是王沪宁到江泽民身边急於完成的首要工作。
当年的邓小平倡导的“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表面上看是一条为适应中国社会朝向现代化发展的专家路线,但从第三代领导集体整体上的知识结构来看,邓小平式的“专家制国”实际上是“工程师治国”。整个第三代领导集体，包括江泽民个人在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只受过某一门类的理、工科专业训练,缺乏政治学、现代管理学等人文科学方面的综合训练),使得江泽民在其领导实践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中共式的“专家治国”还必须有“文人”帮衬,需要借鉴当年赵紫阳组建政治智囊团的办法。
但是,就如同邓小平复出后无法批毛,所以只能搞非毛一样,江泽民没有能力、没有勇气走当年苏联的戈尔巴契夫的取消主义,故只能是修正主义。这就是王沪宁终於被纳入江泽民智囊阵营的所谓“大前景”。尤其是王沪宁所擅长的改革与稳定关系的研究方向,可以说是整个江泽民时代(无论长短)随时随地都要严肃面对的核心命题。
王沪宁一九九五年初正式进入中南海,接受的第一项具体任务便是参加起草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特别是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主要讲话内容: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独立自主的江泽民政权如何面对和解决邓小平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一九九五年十月九日,中共各大官方报纸以统一格式同时刊登出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第二部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全文共论及了十二对矛盾，故被海外称之为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过去毛泽东曾经有所谓“论十大关系”)。仔细分析该文的核心内容,正是王沪宁所潜心钻研的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该文所论的第一大“关系”,就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二为“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三为“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五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第六为“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第七为“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即“私有制”经济成份)的关系”;第九为“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第十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十一为“国际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第十二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讲来讲去,后十一对“关系”都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一大题目下面的子题目。
众所周知,在邓小平和陈云共同主政、相互制约的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几年里,邓小平(或所谓“改革派”)从来是把“改革”及“发展”作为当务之急的,而陈云(或所谓“保守派”)则是从来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
人们还记得邓小平在其“南巡讲话”中一再强调所谓“紧迫感”的问题,而陈云则到处书赠他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讲话”,通篇贯穿一个“快”字;而陈云文选第三卷的压轴文章则是一九九四年二月对上海负责人的讲话,通篇强调一个“稳”字。
现在回过头去看王沪宁的研究方向,就会发现他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理论著述,就是试图在小平同志的“改革”、“发展”与陈云同志的“稳定”、“效益”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作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虽然象江泽民“论十二大关系”这样的重要讲话,一般都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写作班子“群策群议”的结果,但只要将这份文件与王沪宁过去陆续公开发表、出版的文章、专著作一内容上的对照,就不难发现王沪宁在这份文件起草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妙笔生花”。一位熟知王沪宁的大陆理论界人士评价说:在“十二大关系”这样的文件起草过程中,王沪宁所担负的任务是概念的提出和理论的升华,然后才轮得上一批“工匠”式的人物进行具体的文字操作。 有当时中国大陆理论界人士更将这份“论十二大关系”评价为王沪宁等人为江泽民完成后邓时代“政治概念塑造”打响的第一炮。
也正如笔者上篇文章中所说，而这也正是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胡锦涛之后的习近平一个更比一个需要王沪宁、器重王沪宁的原因。
关于十九大上是否就会把所谓的“习近平思想”仓促塞进党章，笔者后面会有专题文章分析，但无论是十九大还是二十大，“习理念”与毛思想、邓理论、江思想、胡观点并列写进党章，共同成为下届接班集体的“指导思想”只是早晚的事情。但仔细想来，其实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甚或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新理念“，都不过是“王沪宁思想”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