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网络图片）
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在中国大陆宣扬普世价值观念和民主宪政思想的刘晓波先生，在“享”尽了不是敌人的中共当局监狱的“人性化”待遇之后，于今年7月13日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憾，永远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中国大陆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它上面的、他为他们的尊严和权利奋斗了一生的民众。
刘晓波先生以这种典型的中国(大陆)方式“被”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令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每一个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努力奋斗的中国人都感到无比的悲愤。尽管许多人对于刘晓波先生在中国大陆推进普世价值观念和实现民主宪政的途径和方式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对他为在中国大陆推介普世价值观念和促进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几乎都是没有异议、都是非常敬佩的。
在我们为在中国推介普世价值观念和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民主人士之中，对于在中国大陆如何普及普世价值观念、如何实现民主宪政，持有不同的意见、采取不同的方法途径，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成长于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素养，因而对于如何在中国大陆推广普世价值观念；通过何种途径结束中共当局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统治，实现民主宪政持有不同的观点、采取不同的行动方式是完全正常的现象。笔者认为只要是为在中国大陆推广普世价值观念、结束共产极权暴政、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人，不论他持有何种观点、采取何种方式，我们都应引以为同志，他们都是我们民主阵营里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战友。如果我们自以为自己的思想观点、方法途径是绝对正确的，要求别人在这些方面，都与我们完全一致，不能容忍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从而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加以无情的攻击、嘲笑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这样做岂不有违我们追求普世价值、追求民主宪政的初衷？因为包容、尊重不同的意见是民主的最主要内涵之一，我们如果要求别人在各方面都与我们完全保持一致，容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和做法，这与共产党的做法有何差异？包括共产极权暴政在内的任何极权暴政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容不得任何不同的思想、意见和做法，什么都要求与极权统治者保持一致。
当然我们在为推广普世价值观念，和为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之中，我们主张包容、尊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做法，但也不能因此而反对不同意见、不同做法之间，为求得最合适达到最终目的的途径而进行的善意的理性的探讨、辩论。
尽管笔者对我们民主阵营中某些人士的某些观点和做法也不完全赞同，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们为中国的民主宪政所做出的努力和所付出的代价的认同和尊敬，我始终把他们当作自己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的共同努力奋斗过程中的同志和战友。
笔者并不赞同某些人指望中共当局，特别是它的最高领导人会幡然悔悟，自己把它自己和它攫取的权力关进笼子、会逐步接受普世价值观念、会主动逐步引导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中共当局和它的最高领导人而言，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中共当局过去的历史和它今天的现实表现都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今后中国大陆社会政治发展的的进程仍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现在许多人，包括许多民主人士在内，在本届中共最高领导人上台前后曾对他抱以厚望，认为他会接受普世价值观念、会逐步引导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现在五年过去了，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然而他们却不能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吸取教训，又对当下中共最高领导人上台后的种种倒行逆施，和进一步加强一人、一党的集权专制的做法抱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居然一厢情愿地幻想这些倒行逆施和加强一人、一党集权专制的做法，是为了便于在中国大陆推行普世价值观念和使中国大陆逐步走向民主宪政。这些人又像以往把希望寄托于中共XX大的召开一样，再次又把希望寄托于中共十九大的召开。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对中共本质的认识，笔者在这里可以断言：中共的十九大除了进一步加强习XX一人、中共一党的独裁专制和像以往一样作出一些忽悠民众的不能兑现的承诺，再就是照例大肆次嘘一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辉煌”成就之外，不会有任何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内容和具体的可操作、可实施的措施。读者如若不信，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谁对谁错，两三个月之后即可见分晓。
笔者也不赞同只主张采取和平手段像印度的甘地和南非的曼德拉[注：１]在争取实现印度独立、民主宪政以及南非的民族平等、民主宪政那样采取不合作运动、和平抗议、绝食斗争等完全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来实现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的普及。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对象，是与当年甘地和曼德拉所面对的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对像。
我们知道圣雄甘地为争取印度的独立和在印度实现民主宪政，他和他所领导的国大党所面对的是有着基督教信仰、并实行民主宪政体制(尽管在当时这个体制在印度还存在许多缺陷)的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统治当局，这个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构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基本上还不同程度地要受到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和基督教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这使得这个殖民统治政权在对待人的生命、个人的权利和依照法律程序行使政务方面与一贯漠视个人生命、践踏个人的一切权利、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中共当局有着天壤之别。甘地先生倡导非暴力的和平示威游行、不合作运动和绝食抗议，使自已和他的追随者们站在了道德和法制的高地，给英国殖民当局形成强大的道德和法律方面的压力，最终迫使大英帝国为顺应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非殖民化潮流，而不得不放弃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承认印度独立，使印度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宪政国家。
曼德拉在南非面对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尽管在南非施行种族隔离政策，但它也是一个有着基督教信仰的、在白人内部实行议会民主的政权。曼德拉从早期的试图通过武装斗争来求得黑人的解放、来争取民族平等的过程中，认识到这种斗争方式只会加深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仇恨，无助于实现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民族和解和民族平等，这样做无论对白人还是黑人都是不利的。他在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也感受到白人政权对黑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争取民族平等、争取黑人权益的努力还是保持一定的宽容态度的，而且白人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种族隔离政策的不合时宜，曼德拉顺应时势放弃武装斗争的策略，转而采取非暴力的和平示威游行、不合作运动、绝食抗议、组建政党进行议会斗争……等方式进行争取黑人平等权力、实现民族平等、实现民族和解的斗争。而南非白人的种族主义政权，因实施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而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和抵制，因而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此时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和解，对南非国内外形势有着清醒认识的德克勒克上台执政，主动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主张白人与黑人之间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和解、他与曼德拉一道结束了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建立了一个民族平等、民族和谐、实行民主宪政的南非共和国，尽管它现在还不十分完善，但它正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不断完善不断前进。
反观中共当局它至今崇奉的仍是宣扬仇恨、宣扬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竖持专制独裁、迷信暴力、迷信枪杆子里出政权、迷信枪杆子里出一切它需要的东西、反对并扼杀一切个人权益、蔑视个人生命(甚至蔑视整个人类生命)、蔑视人类一切道德、法律、良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译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面对这样一个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的穷凶极恶的中共当局，你仅仅采取甘地和曼德拉在印度和南非采取的那种非暴力的斗争方式诸如：和平游行示威、不合作运动、绝食抗议……等方式，能使中共当局主动放弃它在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暴政吗？能使它们主动接受普世价值观念吗？能使它们主动逐步走向民主宪政吗？
中共自它成立以来的历史，和今天中国大陆的现实都无可辩驳地表明，这些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试想甘地和曼德拉如果在中国大陆，他们所倡导的非暴力斗争方式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你甘地或曼德拉要组织和平示威游行吗？要开展不合作运动吗？那么，马上就会招致成千上万的武警、特警、公安、便衣、协警的暴力镇压，至于会造成多少民众的伤亡，对中共当局来说是完全不当一回事的，对于国际上的抗议、抵制、制裁，中共当局也从来不把它当一回事，中共当局也不会感到良心、道德、法律上的压力，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有良心、道德、法律这样的观念，当然也根本不会受到良心、道德和法律的束缚。看看中共当局在“八九.六四”事件，和在面对全国各地规模较大的群体维权事件中的表现，以及近年对维权律师、民主人士的无情打击、镇压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你作为和平示威游行和不合作运动的组织者和你手下的主要成员，马上就会被中国当局抓进监狱，受尽中共当局的“人性化”款待，这其中包括先以“案情复杂”为由不审不判，先关你两三年再说，这期间你将遭到受中共当局指使的刑事犯们的毒打、疟待和中共当局监狱内的种种酷刑的迫害，令你生不如死，然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以重刑。你在服刑期间如果为维护一个囚犯的基本权利而绝食抗议的话，对中共当局根本不能形成道德上的压力，你饿死了活该，中共当局巴不得你这个不稳定因素早一点在人间消失。我想即使是甘地、曼德拉在中国倡导非暴力行动：和平游行示威、不合作运动、绝食抗议，而被中共当局关进监狱，那么，等待他们的结果不外乎无声无息地饿毙狱中；无声无息地被疟待致死；或像彭明先生那样被中共当局突发心脏病猝死狱中；或像刘晓波先生那样被中共当局以肝癌晚期致死。中国大陆绝不会因他们所主张的非暴力斗争方式而接受普世价值观念，也不会因此而走向民主宪政。
刘晓波先生生前常因他在被中共当局无理判以11年的重刑后的辩护词《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里对于警察、检察官、法官、监狱管教干部的赞扬，以及对他在中共当局的监狱中所受到的“人性化待遇”的赞赏而备受许多民主人士的指责，甚至攻击。笔者认为刘晓波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有以下原因：刘晓波先生早已皈依基督教，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教义主张人不仅要爱自已的亲人、朋友还要爱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敌人，用你的宽容、仁爱对待你的仇敌，感化他们，以唤醒他们的人性和良知，使他们转化成你的朋友，这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刘晓波先生在他的陈述中宣称：“我没有敌人”正是基督教这种博爱精神的体现，而决不是有些人所指责的“是向中共当局示好”。
此外刘晓波先生在陈述中对警察、检察官、法官、监獄管教干部的赞扬，以及他对他在监狱内所受到的“人性化待遇”的赞赏，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刘晓波先生因他在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在国内外都享有巨大的声望，中共当局在开始对他进行羁押期间，可能还试图收卖软化他，因而对他还此较“人性化”，中共当局知道，如果刘晓波先生能被中共当局所收买软化，与中共当局配合，公开认罪认错，这对中国大陆民主宪政运动的打击将是十分沉重的；其二是现在的中共当局也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它底层的一些司法人员、公安干警他们对他们的上司贪污腐败、吃香喝辣，自己又难以分得一杯羹也心怀不满，他们之中也有的人人性和良知尚未完全泯灭，刘晓波先生试图通过对他们的赞扬以唤醒这些人内心残存的人性和良知，这样可以缓和与底层司法人员和公安干警的关系，这对于改善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是有益处的，常言说得好不怕官只怕管，如果“得罪”了经常直接与你打交道的底层司法人员和公安干警，你将给自己招来许多额外的麻烦，和吃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苦头。刘晓波先生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刘晓波先生在这样做的时候，始终坚守住了一个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努力奋斗的战士不可逾的底线：不出卖同志、不与中共当局沆瀣一气、始终坚持不认罪、不认错、不屈服、不放弃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这就是刘晓波先生值得我们钦佩与尊敬的地方。
被中共当局收买软化不成的刘晓波先生，后来恐怕是再也没有享受到中共当局的“人性化”待遇了，否则怎么会被肝癌晚期致死？试想如果刘晓波先生在九年的监狱生活中，始终享受着中共当局的“人性化”待遇，那么，刘晓波先生何致于罹患癌症？何致于直到肝癌晚期才让他保外就医？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患癌症虽然有许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的精神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是导致患癌症几率大增的重要原因，况且即使刘晓波先先的癌症是偶然因素引发的，但为什么直到已经不治的晚期才公布病情、才准许保外就医？监狱不是对服刑人犯有定期的体检吗？早期怎么没有及对发现？要知道肝部是痛觉神经十分敏感的部位，只要略有病变就会疼痛难忍(笔者早年曾患过肝脓肿，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肝癌早期只要中共的监狱当局不是蓄意隐瞒是不难发现的，如果刘晓波先生在中共的监狱里一直是受到“人性化”待遇，那么，在他患肝癌的早期中共当局便会告诉他本人和他的家属，并尽快让他保外就医，手术切除癌变部位及其邻近的肝组织，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因为肝的再生机能是非常强大的，即使切除掉肝的四分之三，用不了多久肝便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正常大小。这些情况表明当中共当局发现刘晓波先生既不能被收买软化；也不能为中共当局所利用之后，刘晓波先生便再也没有享受到中共当局的“人性化”待遇了。随着刘晓波先生出狱期的临近，中共当局己预感到一个拥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光环的刘晓波一旦获得自由，他所具有的巨大的号召力、影响力将对中共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统治构成多么巨大的威胁，所以中共当局必置刘晓波先生于死地而后快，这就是刘晓波先生被肝癌晚期致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刘晓波先生被中共当局以肝癌晚期致死一事，再次暴露了中共当局的凶残面目，即便对刘晓波先生这样的非暴力主义者也不肯放过，先是对他非法判处11年重刑，对他收买软化不成，又让他被肝癌晚期致死，为消除刘晓波先生对世人的影响，在他死后立即对他焚尸扬灰于大海。刘晓波先生之死告诉我们对中共当局切不可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当局是绝不可能主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仅仅采取甘地、曼德拉、刘晓波式的非暴力方式在中国大陆推介普世价值观念、实现民主宪政的道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取更多、更有效的的方式来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进程和普及普世价值观念。
2017年8月27日写于望春轩
[注：１]：曼德拉早年也曾致力于用武力推翻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争取黑人解放，实现种族平等，后来主张通过非暴力手段诸如：和平示威、不合作运动、绝食实抗议、争取选举权、组建政党、议会斗争等方式来消除种族隔离、实现黑人的解放和民族和解以实现民主宪政。最终与开明的南非白人政治家德克勒克一起结束了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实现了民族和解、民族平等，使南非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